作为人的间谍
作为人的间谍
——读约翰.勒卡雷《柏林谍影》
台湾作家唐诺说:“勒卡雷是同时写两部小说的,类型的间谍小说和开放深沉的一般小说,同时创造出两个世界,间谍世界和正常人的世界。”在勒卡雷的成名作《柏林谍影》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和非凡的洞察能力。他将“正常人”丰富的感受和反应带入了的神秘、冷酷的间谍领域,批判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政治较量,叩问人之生存意义,而不是仅仅以间谍具有的天然的噱头吸引读者,因而使间谍小说具有了经典小说的品质。
创作于1963年的《柏林谍影》是勒卡雷的第三本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此书出版后一举奠定了他在类型间谍小说乃一般小说领域大师级的“江湖地位”。《柏林谍影》讲的是在冷战期间,英国情报机构柏林站负责人利玛斯为了挽回东柏林间谍网络几乎全军覆没的败局,孤注一掷,假装堕落、和英国女共产党员丽兹交往、被策反,深入苏联情报部门,试图离间并铲除劲敌。然而,利玛斯没想到的是,英国情报部门总部另有计划,丽兹和他假戏真做、产生了真感情。沦为组织“工具”的利玛斯,在丽兹不知情的证言中,陷入了危局。
与一般间谍小说不同,曾是冷战期间英国情报人员的勒卡雷,在《柏林谍影》中,拒绝007式间谍故事的浮夸肤浅,站在现实的“废墟”上,以人道主义的高度,来审视战争(包括冷战),审视间谍行为,审视人性。在他的笔下,冷战不是正义与邪恶的对抗,而是枪炮对峙下的人类危机,是柏林墙下的人的尸体;情报行业不是一场优雅的游戏,而是利玛斯上司所说的“不讲怜悯的”、“对欺骗有各自的衡量标准”的荒诞行业;间谍也绝非颜值爆炒、技艺高超、美女投抱、永远能化险为夷的神秘帅哥,而是走在生死钢丝上的、毫无自由可言的、奢望普通生活的、孤独的人生赌徒。
事实上,对于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好恶,勒卡雷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因而他笔下的间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内涵。他看到的意识形态是与人性对立的东西。正如正义被东西方两个世界高高举起,却有不同的含义,而在它的名义下,一切都冰冷坚硬,人性被彻底碾压,被无情阉割。于是,在《柏林谍影》中,作为间谍的利玛斯只有在“堕落”中,才渐渐萌发了生活情趣。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居然与敌对世界的丽兹之间悄悄滋生了爱情。这与其说是对冷战的讽刺,不如说是人性对意识形态战争的批判。书中,作为人的利玛斯渴望凡人的生活和爱情,然而只能在冷战世界和间谍身份中,感到孤独迷茫焦虑;作为间谍的利玛斯,他必须执行任务,看重结果,否则就是失败就是背叛,对凡人生活和爱情,他只是挣扎而不能。“两个利玛斯”在相互抗拒,在撕扯搏杀。小说结尾,利玛斯带着丽兹试图穿越柏林墙。丽兹终究被“合理”地射杀了,而利玛斯最终放弃逃生,做出了人生最后一次选择:回到丽兹身边。这是作为间谍的利玛斯的失败,却是作为人的利玛斯的胜利。这最后一幕完成了这部小说艺术上和思想上的高度。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对于小说主角利玛斯而言,思想是痛苦的,人性的萌发及占据他内心的全部,在冷战思维之下,必然地使得作为间谍的他成为一个悲剧。这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荒谬的意识形态的悲剧。帕斯卡尔又说,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以此来看,不妨可以乐观地说,勒卡雷塑造了作为会思考的人的间谍——利玛斯这一悲剧角色,要比致他于悲剧的东西更高贵的多,毕竟他让人体会到了温暖,看到了希望,尽管这温暖和希望如此的微弱。
——读约翰.勒卡雷《柏林谍影》
台湾作家唐诺说:“勒卡雷是同时写两部小说的,类型的间谍小说和开放深沉的一般小说,同时创造出两个世界,间谍世界和正常人的世界。”在勒卡雷的成名作《柏林谍影》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和非凡的洞察能力。他将“正常人”丰富的感受和反应带入了的神秘、冷酷的间谍领域,批判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政治较量,叩问人之生存意义,而不是仅仅以间谍具有的天然的噱头吸引读者,因而使间谍小说具有了经典小说的品质。
创作于1963年的《柏林谍影》是勒卡雷的第三本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此书出版后一举奠定了他在类型间谍小说乃一般小说领域大师级的“江湖地位”。《柏林谍影》讲的是在冷战期间,英国情报机构柏林站负责人利玛斯为了挽回东柏林间谍网络几乎全军覆没的败局,孤注一掷,假装堕落、和英国女共产党员丽兹交往、被策反,深入苏联情报部门,试图离间并铲除劲敌。然而,利玛斯没想到的是,英国情报部门总部另有计划,丽兹和他假戏真做、产生了真感情。沦为组织“工具”的利玛斯,在丽兹不知情的证言中,陷入了危局。
与一般间谍小说不同,曾是冷战期间英国情报人员的勒卡雷,在《柏林谍影》中,拒绝007式间谍故事的浮夸肤浅,站在现实的“废墟”上,以人道主义的高度,来审视战争(包括冷战),审视间谍行为,审视人性。在他的笔下,冷战不是正义与邪恶的对抗,而是枪炮对峙下的人类危机,是柏林墙下的人的尸体;情报行业不是一场优雅的游戏,而是利玛斯上司所说的“不讲怜悯的”、“对欺骗有各自的衡量标准”的荒诞行业;间谍也绝非颜值爆炒、技艺高超、美女投抱、永远能化险为夷的神秘帅哥,而是走在生死钢丝上的、毫无自由可言的、奢望普通生活的、孤独的人生赌徒。
事实上,对于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好恶,勒卡雷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因而他笔下的间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内涵。他看到的意识形态是与人性对立的东西。正如正义被东西方两个世界高高举起,却有不同的含义,而在它的名义下,一切都冰冷坚硬,人性被彻底碾压,被无情阉割。于是,在《柏林谍影》中,作为间谍的利玛斯只有在“堕落”中,才渐渐萌发了生活情趣。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居然与敌对世界的丽兹之间悄悄滋生了爱情。这与其说是对冷战的讽刺,不如说是人性对意识形态战争的批判。书中,作为人的利玛斯渴望凡人的生活和爱情,然而只能在冷战世界和间谍身份中,感到孤独迷茫焦虑;作为间谍的利玛斯,他必须执行任务,看重结果,否则就是失败就是背叛,对凡人生活和爱情,他只是挣扎而不能。“两个利玛斯”在相互抗拒,在撕扯搏杀。小说结尾,利玛斯带着丽兹试图穿越柏林墙。丽兹终究被“合理”地射杀了,而利玛斯最终放弃逃生,做出了人生最后一次选择:回到丽兹身边。这是作为间谍的利玛斯的失败,却是作为人的利玛斯的胜利。这最后一幕完成了这部小说艺术上和思想上的高度。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对于小说主角利玛斯而言,思想是痛苦的,人性的萌发及占据他内心的全部,在冷战思维之下,必然地使得作为间谍的他成为一个悲剧。这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荒谬的意识形态的悲剧。帕斯卡尔又说,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以此来看,不妨可以乐观地说,勒卡雷塑造了作为会思考的人的间谍——利玛斯这一悲剧角色,要比致他于悲剧的东西更高贵的多,毕竟他让人体会到了温暖,看到了希望,尽管这温暖和希望如此的微弱。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