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史学解读——读雒启坤《诗经散论》

雒启坤的《诗经散论》由商务印书馆于2002年出版，然而此书是作者于1994年便已完成的博士论文，“这次付印，只作了一点补充，基本上还是当年答辩时的样子”（页234）。作者在读博以前，一直攻读历史学专业，而这本博士论文的主要特征，也就在于以史论《诗》。 书名“诗经散论”，所谓“散”，是没有一个研究方向的狭隘限制，大概读书有得，即可成篇。本书内容的涵盖面的确非常广泛。聂石樵先生在序文里有很好的概括：“他充分发挥了其精通历史之优势，以丰富的史实论述了《诗经》产生的社会背景、兴观群怨之社会作用、祭祀诗与饮宴诗之政治意义、《诗经》所反映之周代社会思想之变迁及所表现的周代区域文化之特点等，从历史角度深层次地发掘其丰富之内涵。” 全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的内容基本取自前人研究成果，其中多以《诗经》中之实例相结合，诗史互证，阐述《诗经》时代的社会背景。用作者自己的话说：“第一章的基本观点摘自赵世超老师的《周代国野制度研究》。本应删去，但考虑到它是本书的立论基础，……所以还是将其保留”（页234）。确实，本书后面六章的内容，都是建立在第一章所讨论的几点认识之上的，如领土国家的概念、国野的居民成分、宗法家族制的主导地位、私有制尚不完备，等等 。 第二章讨论《国风》的作者阶层。作者充分借鉴了朱东润先生《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袁宝泉、陈智贤《诗经探微》等前人研究成果，间下己意，结合《诗经》之内证与《左传》、《国语》等史书之外证，进一步坐实了《国风》并非出于劳动人民之结论。 如果说前两章主要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那么可以看出第三章乃本书之重头戏，是作者用力较深的一章。本章讨论“兴观群怨”的意义，强调“兴、观、群、怨”皆为贵族子弟用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方式，从西周、春秋的社会背景理解“兴观群怨”的历史意蕴。作者所用的方法，一是从“兴观群怨”四字的文字学的本源字义入手，注重了解此四字字义的历史变迁。二是借助《易》、《书》、《左传》、《国语》等早期史书，探索此四字在《诗经》时代的历史意蕴。所论大抵公允，也较有新见。 第四章探讨《诗经》中的祭祀诗，主要以《周颂》为研究对象，理解《诗经》时代的天命观，也参考了孙作云、张光直等前人研究成果。第五章探讨《诗经》中的宴饮诗，重在揭示这些宴饮诗体现的政治意义。本章最后一节探讨周代“君子”形象的变迁，较有趣味。第六章讲《诗经》与周代社会思想之变迁。作者将《诗经》的创作与结集，分为西周初期、西周晚期、春秋早期三个阶段，仍然以探讨此三阶段周代贵族天命观之变迁为核心，与第四、五章之内容可以相互印证。 第七章讲《国风》体现出的几个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不过所论述的内容，基本不出前人藩篱，似无太多新见。 本书的缺点。笔者认为本书有些地方的讨论是不够透彻的，尤其牵涉到具体诗篇的创作时代，作者喜欢强调西周初期、西周晚期、春秋早期三阶段的区别与变迁，因此往往以某诗的思想内容符合某阶段的时代特征，便机械地将某诗系于某时代，而缺少具体详细的诗篇创作年代之论证。例如，作者认为《诗经》中的宴饮诗“大约都创作于宣王时代或稍晚。除了对周王室暂时的‘中兴’而颂美之外，这些诗篇的创作更和西周晚期因贵族家族势力的发展而导致的离心倾向、王室和诸侯之间逐渐疏远并产生矛盾、周族内部的血缘宗法礼制因此而产生危机相关。”（页149）。作者在书中并没有将这些诗篇的创作年代进行深入考辩，则此类论述似有推阐过度之嫌。 另外，全书近乎综述性质，虽所论大抵平允，但部分内容究竟哪些取自前人旧说，哪些乃作者新见，并无明确标示，有些模糊不清（书尾也没有开列“参考书目”）。坦白来说，本书之新见并非没有，但多数章节依然不够精深。 然而综合来看，本书依然是一本较高质量的《诗经》研究论文，作者擅用宏观眼光，全书的讨论范围极广，大抵平实允当，能做到此点已可说是不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