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经历了三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权兴替，而三次的形式明显有别，以共和取代专制，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可分别标名为进入民国、统一易帜和迎接解放，作为主体，则是由臣民变为国民，进而公民，再进而人民，至少在今人并不一致的观念里，与历来改朝换代不同，有着政体、国体、社会性质等等分别。而在亲历其事的各色人等，大都未必有这样理性概括的认识，他们的直观感受与缘自立场身份思想不同而来的差异相混杂，心境随着情势的展开变化而波动，言论行事与后来者的看法固然不尽相同，与他们本人事后的回忆解读也往往有所出入。不过，三次政权鼎革的形式内容有别，又会在他们的心路历程中留下烙印，而显示出心境与行事的差别。这些形形色色的亲历者如何度过席卷而来的革命浪潮，进入新政权新时代，经历三次政权更迭者的思维行为有何异同，既关乎对革命进程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新政权及其命运的认识，颇可玩味，值得考究。其间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与光复，对于政见立场不同的人而言，虽然感受态度各异，也都要经历政权更替的考验。
三次由革命引发的政权更替以辛亥革命和民国创立为肇端，虽然逊清王室依然存在，少数人自愿坚持或不得不继续臣子的身份，大多数社会成员则因此由臣民变为国民。这样的变化，在亲历者鲁迅后来文学作品的描述中，显得有几分滑稽，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段时期内更是贬为仅仅换了一块招牌。殊不知打落皇冠固然不易，摘掉臣民的枷锁，也绝不仅仅是剪掉一条辫子那样轻而易举。当然，也有皇冠是否非打落尘埃不可的重新思考。按住亲历者顺时序展开的喜怒哀乐的脉动，可见历史的发展并非先天注定的宿命，相关史事远比今人所认为的更加丰富多彩。
以各类亲历者的所见所闻为视角，自然有以何种材料为凭借的问题。考虑到即时性与连贯性，应循两条准则，一是取材以日记为主，辅以书信、年谱、文集等其他文献；二是时段以政权更替的时间为限，本篇即定为辛亥、民元，前后仅作背景式伸展，以便理解日记主人及其所记之人事。这并不意味着全然相信日记便是信史，中国日记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所谓日记是人们内心世界写实的说法，不无可议；也不表示依据日记即可反映整体及各个部分的普遍状况，而是以此为据，既可以掌握一定的脉络，不至于散漫无序，又兼顾各人的独有，不必强行归纳，能够从具体细微处显现随着时势变化因人而异的心路历程，丰富历史的细节（前贤甚至以为历史是有细节决定的），呈现本来的复杂，减少概念化的误判。
尽管相对于此前，晚清民国是目前所知留存日记最多的时期，可是有条件和能力记日记的，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毕竟不占多数，愿意并坚持写日记的更少，能够留存下来又幸而公开面世的，则少之又少。有的人好记日记，偏偏辛亥、壬子两年的不见踪影，如刘大鹏、朱希祖、周作人、颜惠庆等；或是两年当中仅有一年的日记传世，如沈家本、汪荣宝、胡骏等；甚至仅存的一年也残缺不齐，如蔡元培、张元济、钱玄同等。有的人虽然记日记，也保留下来，可是内容过于简略，或仅仅如流水账般记事，或多记身边私事及自己有兴趣的某一类事。参酌其他各类资料以研究主人的生平活动，不无价值，用于本题，则不易展开。如徐世昌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他的日记不动声色到了不着痕迹的地步。缪荃孙的日记更是几乎不涉时事，即使在学问方面也只关注文籍版本等事。 还有的日记虽然保存，可是整理者以为只是断简残篇，无从录要，因而只将较为完整的部分刊出，如余肇康、张棡等，零星的则付诸阙如。实则视角不同，看法估价各异，历经岁月磨难，能够留存下来实属不易，最好不加选择，和盘托出。
有的文献，显然依据日记写成，如王锡彤的《抑斋自述》，而遣词用字，已多后来修改的痕迹，用于记事叙事，尚可参酌使用，要想显示顺时序展开的心路历程及态度，就很难如实贴切深入。这样的情形在《朱峙三日记》后加的每年题记部分也反映明显，不与原文参照，不宜直接作为当时的记述引用。温世霖的《昆仑旅行日记》，赖清健的《庸叟日记》，显然经过本人或他者的整理，掺入一些后来的观念意识。至于《历代日记丛钞》收录的《梅川日记》、《中国革命日记》、《武昌起义日记》等，或不过笔记的变形，或是后来逐日记录革命进程中的大事，形同日志，或是事后根据记忆及时势重新编写，不无记事之功（当然也须勘验），但至少不能如实反映当时事主的见闻心境。所以，本文较多征引的日记，未必是由于其人其事更加重要，而是因为大都为当时的直接记述（偶有事后不久的补记），不受后来时势变化的影响，而且所记事实较详，吐露心迹较显，可以多层面了解在历史的进行时各色人等的行事及其心境。
前人好将越缦堂日记、緣督庐日记、湘倚楼日记以及翁同龢日记并称为晚清四大日记，所谓四大，无非指其时间长、牵涉广而记事多。其实，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与之相伯仲甚至超越其上的日记不在少数，此说反映前人所见相当有限。尤其是如果不以军国大事或学统地位为准则，可以列入大的行列的日记并不罕见。好记日记留作史料的胡适，也喜欢看日记，所看过并且相当重视的朱芾煌日记和汤尔和日记，就是研究辛亥、民初的重要史料，可惜至今无由得见，不知是否尚存于世。蒋维乔日记于清季民国时期的许多大事要人均有关联，甚至成为研究相关者（如张元济）生平活动的重要依据，30年前曾经阅览摘抄一过，一直等待刊行，仍然不能如愿。至于偶尔露出一鳞半爪的陈庆年（横山乡人）、柳诒徵、傅增湘等人的日记，不知何时可以得见全豹。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人物和史事都是不可重复的，从根本上说，归类不过是图个方便。 无论如何分类，总是无法完全恰如其分。经历清季民初政权鼎革的人们林林总总，可以从年龄、性别、政见、地域等不同方面加以划分。本书各章节所取社会身份，不过是相对而言作为方便名词而已。若以为放在一处便是同一类人，可以无视差别，非要求出普遍一致性，则势必缘木求鱼。因为在看似相近相同的身份之下，他们仍然是因人而异的不同个体。尽管勉强可以说各有一定的代表性，还是必须小心谨慎，充分自觉辐射覆盖的有限。诸如此类的个案，只能说史上有其人其事，不能说所有类似者均如此人此事。即便一些人的为人行事可能大体相近，也不宜过度放大。因为历史人事均为个别，不能强同，全同之处即无从写史。不过，史事的记载和史料的留存，本来就是残缺不全，非要巨细无遗地统统网罗，同样无史可究，也就无史学可言。要想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拿捏得当至为关键。这也是史学仍然艺术而不能完全科学的一面。
有日记存世者，大都是时代舞台上的要角，他们的思想言论活动，在各自的传记或相关专题研究中，已经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日记则是必不可少的征引材料。不过，还是有些相对而言的小人物，言行或日记未必能够进入正史论述征引的范围，又没有个人传记；有的人物前后显达出名，而在政权更替时期则无名于时；有的在其他专门方面颇著时名，却与时政关系不大；即使那些呼风唤雨、引领潮流、占据历史中心位置的名流显要，个人的经历感受也不可能全部涵盖在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因而不仅一般通史、断代史和专史，即使在专题研究或传记中，也难免大量流失。借着性情政见千差万别的日记主人们的身手耳目，顺着历史的进程重新经历一番时代风云的变幻，深入体察革命时代的波谲云诡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等是如何面对巨变，适应形势，调整自我，在进入新时代的过程中设法立足存身，以致有所施展发挥，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与活跃之于历史和史学的应有之义。
大历史的许多价值评判，是后来的总结认定，各自的立场政见观念难免影响左右对于史事的取舍褒贬等等判断，加之所用理论架构多是后出外来，与本事有所隔膜距离。辛亥时期，中国的知识与制度全面转型，造成天翻地覆的变动，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周秦、唐宋可以与之相比。今日中国的许多问题，均由此发生演化而来。时代变动的加速使得逆上去的认识与顺下来的实事之间，存在形似而实不同的交集，难以认识清楚。辛亥以来逐渐展开的各种社会问题，往往并非今人所能体会了解。即使用后出外来的观念架构进行分析判断，首先也要对顺时序发生演化的历史各层面有所把握认识，才能避免强古人以就我的误读错解。亲历者不能预知后来的发展变化，不可能预设各种后出外来的架构观念，因而也不会按照诸如此类的观念架构进行思想和行事。而在没有这些观念架构的情形下，他们各自有其一定的思维行为准则方式，形成历史发展丰富多彩、捉摸不定的取向和变数。历史进程的展开和他们逐渐接触或进入其中的感受，与后来人的认识不尽相同，而为把握现状、展望未来所不可或缺。
历史的规律体现于事实的无穷联系之中，因而史学本质上可以说是叙事而非说理，有理也要通过还原史事的叙述来展现。今人所受教育训练，少读书而多读甚至只读教科书，治学之际又往往为写书而翻书即找材料，所著书实际上多为史论，而非重现历史，即便叙事，更多地也是对历史的看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可是，或许已经习惯于教科书式的历史叙述，习惯于史论性的历史评价，虽然知道并且时时征引事实胜于雄辩的格言，本质上首重求真的史学，实际情形天平也每每倒向雄辩。生命之树常绿，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这一箴言本身就显得相当灰色。近代以来学人好讲科学方法，可是所标举的归纳与演绎，本来不过是逻辑方法。在以西方为科学标准的背景下，或者说认定西方就是科学的观念主导下，逻辑方法才演化为科学方法的同义词。而在归纳与演绎之间，鼓吹科学方法的学人又着重于前者，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史观先导的历史认识和表述。而思想再发达，在丰富生动的史事面前仍然是苍白无力的。回复史学依时叙事的原生功能，或许可为再现精彩的起点。
概言之，从亲历者各自的耳闻目睹体验来探寻历史的发生演化，至少有如下相互牵连的几点作用：
其一，协调大历史与个人视角的歧异。大历史叙述必须将差异约化，能够容纳并且反映的个人视角极为有限，即便有所提及，也往往是出于举例举证的需求，必须服从大历史叙述的整体架构。甚至独立的人物传记，因为背后实有大历史架构的约束，也不过更为详尽的例证而已。从个人视角所见，角度多样，视野各异，丰富多彩，少有框缚，许多在大历史架构中无法安放得宜者可以发出声音，以免所谓失语，各自的见闻与大历史观念有合有不合，不仅能够丰富大历史的叙述，而且可以调整偏误，避免呆板。
其二，校正后设架构与循序演进的视差。治史面对为今天以前的过去事，而且大都已经沉淀，很难完全避免由结果看前事。而在实际进程中，亲历者并不知后事如何发展，各种选项以及可能的变数甚多。各人耳闻目睹时局时势的千变万化，心境恰如坐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借此可以感同身受地体验未知前景结局的演变，改变后人预知结果的必然与注定。
其三，平衡类像与单体的异同。写一般人的历史或小历史，往往存在系统性资料不易得的困扰。常见的处理办法是借鉴社会科学的理念方法，将人群分类合并，进而将零散的分别记载当作同类材料，用以描述各类人群的相似意识行为。可是此法有两个未经证明的先验前提，一是将同类人群视为一体，实则历史上所有的人事各异，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或两件相同的事；二是假定零散的材料均反映了同类人的共同性，实则所谓共同性必须加以论证才能成立，因而所据材料和立论不免先入为主。日记所显示单体的言行，至少有助于改变简单类化的局限。
其四，兼顾叙事与说理的功能。历史的本相为记事，史学的重要功能则为叙事。思想与观念的历史，仍然可以而且必须还原为史事。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应是史学的重要原则。而史事至为复杂，又必须由史料还原。史料往往残缺，需要鉴别比较，不得不借助相关工具；记事之外，还要取为明鉴。人们行事不可能完全为外人道，记事太实，则牵及隐私，于是渐有说理成分。近代以来的史学，尤其是学院化的史学论著，说理的成份日益超越叙事，以至于叙事被说理所凌驾。史论关系的紧张，日渐凸显。学人不能由事见理，反而以理构事，秩序颠倒，史事不经重新组装，则难以安放，无法述说。今日的大历史叙述，大都以理统驭，多了后来随着世事变迁而生的理性观念，少了过来人的感知情绪。学术论争，尤其逞于雄辩，常常罔顾事实，即使引证，也要抽离史事前后左右上下内外的联系，以成其理。如此，则治史不是再现史事及其联系，而是畸变成了创造或阉割历史。
以日记为凭借叙事，看似容易，难处有三，即认字、识人、明事。经过整理标点的日记，难免夹杂错字，不见底本，判断订正无从着手，但凭本校，又容易重蹈明清江南才人心中古本的覆辙。至于一些择要而录的选本，势必局限于后来个人的眼界观念，筛去或遗漏许多重要的信息。而未刊稿本抄本或影印刊本，虽然有了可靠底本作为凭借，又不免辨析手书的困难，影印本还要克复再加工造成的诸多障碍。相对于千人千面、形体各异的来往书札，辨认同一人具有连贯性的日记较为容易。 不过，一则今人大都未习书法，二则各自独特的书写习惯加上不常见的专有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仍然时有琢磨不定的困惑。尤其是一些书法好手，在日记书信中随意涂抹，或故作古僻变通，更增加了辨认的难度。
日记主人若是显宦名士闻人，所交往之人大都有迹可循，但若籍籍无名，或不过小地方的要角，则其本人及相交者，都很难找到相关资料，犹如失忆者的来无踪去无影。科举时代，没有功名，又从未入仕之人，一般而言很少生平履历之类的信息留存于各类史料之中，科举停罢之后，虽然留名史料者的数量渠道凭借大幅度增加，相比于人口整体，仍居极少数。诸如此类之人所经历之事，大都只是小范围发生影响的事件事务，很难留下更多可以相互比勘印证的记述。而且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提及所熟悉的相关人事，一般并不交代来龙去脉，令不知其详的后来者难以捉摸。
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关于古代经典的解读有如下论述：“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 取事实以证本意，采相同之说以参圣言，考订折衷以释疑滞，才能贯通理解。日记虽然一般并非简奥，可是同样存在解今典的相似困难，若仅就文本敷衍成篇，则不过表面文章。至于叙事背后的把握，必要处以注释方式说明，注不胜注之处，下过材料研究功夫者自然能够体会潜藏的玄机。
本书为整个系列的首篇，后续各卷《北伐与易帜》、《沦陷与重光》、《解放》尚在写作之中。原拟全部杀青后再行付梓，小友谭徐锋担心篇幅过大，且各篇内容相对独立，建议分卷出版。思量再三，认为有理，从之。为了避免繁琐，节省篇幅，同时又不至于造成阅读的困扰麻烦，本书年月日记法遵从各日记原样，于年号干支阴历之后简注公元阳历。所征引的各日记，于正文首次出现时，页下详注版本信息，后续则页下简注或仅夹注页码。依据整理本的引文，间有调整断句标点之处，恕不一一注出。附录的人名索引仅以正文出现的名、字、号等为据。
三次由革命引发的政权更替以辛亥革命和民国创立为肇端，虽然逊清王室依然存在，少数人自愿坚持或不得不继续臣子的身份，大多数社会成员则因此由臣民变为国民。这样的变化，在亲历者鲁迅后来文学作品的描述中，显得有几分滑稽，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段时期内更是贬为仅仅换了一块招牌。殊不知打落皇冠固然不易，摘掉臣民的枷锁，也绝不仅仅是剪掉一条辫子那样轻而易举。当然，也有皇冠是否非打落尘埃不可的重新思考。按住亲历者顺时序展开的喜怒哀乐的脉动，可见历史的发展并非先天注定的宿命，相关史事远比今人所认为的更加丰富多彩。
以各类亲历者的所见所闻为视角，自然有以何种材料为凭借的问题。考虑到即时性与连贯性，应循两条准则，一是取材以日记为主，辅以书信、年谱、文集等其他文献；二是时段以政权更替的时间为限，本篇即定为辛亥、民元，前后仅作背景式伸展，以便理解日记主人及其所记之人事。这并不意味着全然相信日记便是信史，中国日记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所谓日记是人们内心世界写实的说法，不无可议；也不表示依据日记即可反映整体及各个部分的普遍状况，而是以此为据，既可以掌握一定的脉络，不至于散漫无序，又兼顾各人的独有，不必强行归纳，能够从具体细微处显现随着时势变化因人而异的心路历程，丰富历史的细节（前贤甚至以为历史是有细节决定的），呈现本来的复杂，减少概念化的误判。
尽管相对于此前，晚清民国是目前所知留存日记最多的时期，可是有条件和能力记日记的，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毕竟不占多数，愿意并坚持写日记的更少，能够留存下来又幸而公开面世的，则少之又少。有的人好记日记，偏偏辛亥、壬子两年的不见踪影，如刘大鹏、朱希祖、周作人、颜惠庆等；或是两年当中仅有一年的日记传世，如沈家本、汪荣宝、胡骏等；甚至仅存的一年也残缺不齐，如蔡元培、张元济、钱玄同等。有的人虽然记日记，也保留下来，可是内容过于简略，或仅仅如流水账般记事，或多记身边私事及自己有兴趣的某一类事。参酌其他各类资料以研究主人的生平活动，不无价值，用于本题，则不易展开。如徐世昌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他的日记不动声色到了不着痕迹的地步。缪荃孙的日记更是几乎不涉时事，即使在学问方面也只关注文籍版本等事。 还有的日记虽然保存，可是整理者以为只是断简残篇，无从录要，因而只将较为完整的部分刊出，如余肇康、张棡等，零星的则付诸阙如。实则视角不同，看法估价各异，历经岁月磨难，能够留存下来实属不易，最好不加选择，和盘托出。
有的文献，显然依据日记写成，如王锡彤的《抑斋自述》，而遣词用字，已多后来修改的痕迹，用于记事叙事，尚可参酌使用，要想显示顺时序展开的心路历程及态度，就很难如实贴切深入。这样的情形在《朱峙三日记》后加的每年题记部分也反映明显，不与原文参照，不宜直接作为当时的记述引用。温世霖的《昆仑旅行日记》，赖清健的《庸叟日记》，显然经过本人或他者的整理，掺入一些后来的观念意识。至于《历代日记丛钞》收录的《梅川日记》、《中国革命日记》、《武昌起义日记》等，或不过笔记的变形，或是后来逐日记录革命进程中的大事，形同日志，或是事后根据记忆及时势重新编写，不无记事之功（当然也须勘验），但至少不能如实反映当时事主的见闻心境。所以，本文较多征引的日记，未必是由于其人其事更加重要，而是因为大都为当时的直接记述（偶有事后不久的补记），不受后来时势变化的影响，而且所记事实较详，吐露心迹较显，可以多层面了解在历史的进行时各色人等的行事及其心境。
前人好将越缦堂日记、緣督庐日记、湘倚楼日记以及翁同龢日记并称为晚清四大日记，所谓四大，无非指其时间长、牵涉广而记事多。其实，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与之相伯仲甚至超越其上的日记不在少数，此说反映前人所见相当有限。尤其是如果不以军国大事或学统地位为准则，可以列入大的行列的日记并不罕见。好记日记留作史料的胡适，也喜欢看日记，所看过并且相当重视的朱芾煌日记和汤尔和日记，就是研究辛亥、民初的重要史料，可惜至今无由得见，不知是否尚存于世。蒋维乔日记于清季民国时期的许多大事要人均有关联，甚至成为研究相关者（如张元济）生平活动的重要依据，30年前曾经阅览摘抄一过，一直等待刊行，仍然不能如愿。至于偶尔露出一鳞半爪的陈庆年（横山乡人）、柳诒徵、傅增湘等人的日记，不知何时可以得见全豹。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人物和史事都是不可重复的，从根本上说，归类不过是图个方便。 无论如何分类，总是无法完全恰如其分。经历清季民初政权鼎革的人们林林总总，可以从年龄、性别、政见、地域等不同方面加以划分。本书各章节所取社会身份，不过是相对而言作为方便名词而已。若以为放在一处便是同一类人，可以无视差别，非要求出普遍一致性，则势必缘木求鱼。因为在看似相近相同的身份之下，他们仍然是因人而异的不同个体。尽管勉强可以说各有一定的代表性，还是必须小心谨慎，充分自觉辐射覆盖的有限。诸如此类的个案，只能说史上有其人其事，不能说所有类似者均如此人此事。即便一些人的为人行事可能大体相近，也不宜过度放大。因为历史人事均为个别，不能强同，全同之处即无从写史。不过，史事的记载和史料的留存，本来就是残缺不全，非要巨细无遗地统统网罗，同样无史可究，也就无史学可言。要想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拿捏得当至为关键。这也是史学仍然艺术而不能完全科学的一面。
有日记存世者，大都是时代舞台上的要角，他们的思想言论活动，在各自的传记或相关专题研究中，已经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日记则是必不可少的征引材料。不过，还是有些相对而言的小人物，言行或日记未必能够进入正史论述征引的范围，又没有个人传记；有的人物前后显达出名，而在政权更替时期则无名于时；有的在其他专门方面颇著时名，却与时政关系不大；即使那些呼风唤雨、引领潮流、占据历史中心位置的名流显要，个人的经历感受也不可能全部涵盖在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因而不仅一般通史、断代史和专史，即使在专题研究或传记中，也难免大量流失。借着性情政见千差万别的日记主人们的身手耳目，顺着历史的进程重新经历一番时代风云的变幻，深入体察革命时代的波谲云诡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等是如何面对巨变，适应形势，调整自我，在进入新时代的过程中设法立足存身，以致有所施展发挥，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与活跃之于历史和史学的应有之义。
大历史的许多价值评判，是后来的总结认定，各自的立场政见观念难免影响左右对于史事的取舍褒贬等等判断，加之所用理论架构多是后出外来，与本事有所隔膜距离。辛亥时期，中国的知识与制度全面转型，造成天翻地覆的变动，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周秦、唐宋可以与之相比。今日中国的许多问题，均由此发生演化而来。时代变动的加速使得逆上去的认识与顺下来的实事之间，存在形似而实不同的交集，难以认识清楚。辛亥以来逐渐展开的各种社会问题，往往并非今人所能体会了解。即使用后出外来的观念架构进行分析判断，首先也要对顺时序发生演化的历史各层面有所把握认识，才能避免强古人以就我的误读错解。亲历者不能预知后来的发展变化，不可能预设各种后出外来的架构观念，因而也不会按照诸如此类的观念架构进行思想和行事。而在没有这些观念架构的情形下，他们各自有其一定的思维行为准则方式，形成历史发展丰富多彩、捉摸不定的取向和变数。历史进程的展开和他们逐渐接触或进入其中的感受，与后来人的认识不尽相同，而为把握现状、展望未来所不可或缺。
历史的规律体现于事实的无穷联系之中，因而史学本质上可以说是叙事而非说理，有理也要通过还原史事的叙述来展现。今人所受教育训练，少读书而多读甚至只读教科书，治学之际又往往为写书而翻书即找材料，所著书实际上多为史论，而非重现历史，即便叙事，更多地也是对历史的看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可是，或许已经习惯于教科书式的历史叙述，习惯于史论性的历史评价，虽然知道并且时时征引事实胜于雄辩的格言，本质上首重求真的史学，实际情形天平也每每倒向雄辩。生命之树常绿，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这一箴言本身就显得相当灰色。近代以来学人好讲科学方法，可是所标举的归纳与演绎，本来不过是逻辑方法。在以西方为科学标准的背景下，或者说认定西方就是科学的观念主导下，逻辑方法才演化为科学方法的同义词。而在归纳与演绎之间，鼓吹科学方法的学人又着重于前者，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史观先导的历史认识和表述。而思想再发达，在丰富生动的史事面前仍然是苍白无力的。回复史学依时叙事的原生功能，或许可为再现精彩的起点。
概言之，从亲历者各自的耳闻目睹体验来探寻历史的发生演化，至少有如下相互牵连的几点作用：
其一，协调大历史与个人视角的歧异。大历史叙述必须将差异约化，能够容纳并且反映的个人视角极为有限，即便有所提及，也往往是出于举例举证的需求，必须服从大历史叙述的整体架构。甚至独立的人物传记，因为背后实有大历史架构的约束，也不过更为详尽的例证而已。从个人视角所见，角度多样，视野各异，丰富多彩，少有框缚，许多在大历史架构中无法安放得宜者可以发出声音，以免所谓失语，各自的见闻与大历史观念有合有不合，不仅能够丰富大历史的叙述，而且可以调整偏误，避免呆板。
其二，校正后设架构与循序演进的视差。治史面对为今天以前的过去事，而且大都已经沉淀，很难完全避免由结果看前事。而在实际进程中，亲历者并不知后事如何发展，各种选项以及可能的变数甚多。各人耳闻目睹时局时势的千变万化，心境恰如坐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借此可以感同身受地体验未知前景结局的演变，改变后人预知结果的必然与注定。
其三，平衡类像与单体的异同。写一般人的历史或小历史，往往存在系统性资料不易得的困扰。常见的处理办法是借鉴社会科学的理念方法，将人群分类合并，进而将零散的分别记载当作同类材料，用以描述各类人群的相似意识行为。可是此法有两个未经证明的先验前提，一是将同类人群视为一体，实则历史上所有的人事各异，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或两件相同的事；二是假定零散的材料均反映了同类人的共同性，实则所谓共同性必须加以论证才能成立，因而所据材料和立论不免先入为主。日记所显示单体的言行，至少有助于改变简单类化的局限。
其四，兼顾叙事与说理的功能。历史的本相为记事，史学的重要功能则为叙事。思想与观念的历史，仍然可以而且必须还原为史事。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应是史学的重要原则。而史事至为复杂，又必须由史料还原。史料往往残缺，需要鉴别比较，不得不借助相关工具；记事之外，还要取为明鉴。人们行事不可能完全为外人道，记事太实，则牵及隐私，于是渐有说理成分。近代以来的史学，尤其是学院化的史学论著，说理的成份日益超越叙事，以至于叙事被说理所凌驾。史论关系的紧张，日渐凸显。学人不能由事见理，反而以理构事，秩序颠倒，史事不经重新组装，则难以安放，无法述说。今日的大历史叙述，大都以理统驭，多了后来随着世事变迁而生的理性观念，少了过来人的感知情绪。学术论争，尤其逞于雄辩，常常罔顾事实，即使引证，也要抽离史事前后左右上下内外的联系，以成其理。如此，则治史不是再现史事及其联系，而是畸变成了创造或阉割历史。
以日记为凭借叙事，看似容易，难处有三，即认字、识人、明事。经过整理标点的日记，难免夹杂错字，不见底本，判断订正无从着手，但凭本校，又容易重蹈明清江南才人心中古本的覆辙。至于一些择要而录的选本，势必局限于后来个人的眼界观念，筛去或遗漏许多重要的信息。而未刊稿本抄本或影印刊本，虽然有了可靠底本作为凭借，又不免辨析手书的困难，影印本还要克复再加工造成的诸多障碍。相对于千人千面、形体各异的来往书札，辨认同一人具有连贯性的日记较为容易。 不过，一则今人大都未习书法，二则各自独特的书写习惯加上不常见的专有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仍然时有琢磨不定的困惑。尤其是一些书法好手，在日记书信中随意涂抹，或故作古僻变通，更增加了辨认的难度。
日记主人若是显宦名士闻人，所交往之人大都有迹可循，但若籍籍无名，或不过小地方的要角，则其本人及相交者，都很难找到相关资料，犹如失忆者的来无踪去无影。科举时代，没有功名，又从未入仕之人，一般而言很少生平履历之类的信息留存于各类史料之中，科举停罢之后，虽然留名史料者的数量渠道凭借大幅度增加，相比于人口整体，仍居极少数。诸如此类之人所经历之事，大都只是小范围发生影响的事件事务，很难留下更多可以相互比勘印证的记述。而且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提及所熟悉的相关人事，一般并不交代来龙去脉，令不知其详的后来者难以捉摸。
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关于古代经典的解读有如下论述：“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 取事实以证本意，采相同之说以参圣言，考订折衷以释疑滞，才能贯通理解。日记虽然一般并非简奥，可是同样存在解今典的相似困难，若仅就文本敷衍成篇，则不过表面文章。至于叙事背后的把握，必要处以注释方式说明，注不胜注之处，下过材料研究功夫者自然能够体会潜藏的玄机。
本书为整个系列的首篇，后续各卷《北伐与易帜》、《沦陷与重光》、《解放》尚在写作之中。原拟全部杀青后再行付梓，小友谭徐锋担心篇幅过大，且各篇内容相对独立，建议分卷出版。思量再三，认为有理，从之。为了避免繁琐，节省篇幅，同时又不至于造成阅读的困扰麻烦，本书年月日记法遵从各日记原样，于年号干支阴历之后简注公元阳历。所征引的各日记，于正文首次出现时，页下详注版本信息，后续则页下简注或仅夹注页码。依据整理本的引文，间有调整断句标点之处，恕不一一注出。附录的人名索引仅以正文出现的名、字、号等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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