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爱情都是独白

有一些词可以去形容任何作家的作品，就如同有固定的词形容女人。从小首先学到的，就是这样使用陈词滥调，证明智力没有问题，是人群中的一员，亮明身份以保护自己。无论什么年龄阶段，在什么地方，无论什么社会制度，从事什么行业，无论智商如何，都总有一套基本的知识可供模仿和应用。因此，到处都有高下之分，而且，人建立这种区别的时候还是欣然的，虚荣、嘲讽、自我厌恶，几乎就是抱着一种念头，把余生的激情，都寄托在早晚又会变更的事情上。

怜悯和激情是短暂的。所有的情绪都是短暂的，占据了大多数可以言说的时间，而冷漠麻木，那个真正占据大部分生存时间的贼，却不会被抓住，从意识里溜走了。书里抽离出那些持存的对立、暗在的恐慌、无告无望的孤单、以为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组成一个接一个的剪影，。

用独白的形式像是一封长信或是一个镜头，他不想扭扭捏捏编情节，就把观察到的一吐为快，这样作者就不必刻意找机会了，独白本身已经足够刻意了。省去对话，就省去了故事的推动，省去了原先固执的性格塑造，也没有给别人留下机会去评判孰是孰非，四段独白都是真诚的独白，即便不是真的真诚，也没有关系，小说里的时空太过于久远，故事本来就夹杂偶然，不管人物因为性格、社会背景而颠沛流离，都无大碍，反正这是一本这样的小说：以说出禁忌之下的真相来戳到读者。距离小说出版那么久了，里面那些只敢自己读的部分却依然是细节，坦露于日常，人人心知肚明，却羞于去讨论，因为人群中讨论那些势必有损礼仪，而造成尴尬。人不得不承认，那个在人类社会中普遍被视为美德的——诚实，是令我们不安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人性的东西，对喜恶取舍的瞬间本能，到底又有多深。

评论家 拉尼茨基在自传《我的一生》中写到：一次见到理查德施特劳斯，便抓住机会向他进献溢美之词，赞美乐曲的精妙之处。然而，施特劳斯本人却对赞美显得很冷漠，依然低着头，自顾自吃着自己的东西，只是不时用“嗯”、“哦”回应。渐渐地，这让拉尼茨基很难为情，然后他心里暗生了“这个人根本不懂施特劳斯”的想法，随后又被自己竟会这样想逗乐了。

小津安二郎说，动物园的猴子喜怒于色，而人，则是想哭却又笑的。

人的悲喜，与忍耐一样，都没有限度，这个无限逼近某一个地方的情绪，难以与人印证是不是相同，别人也是不是存在一样的感觉。人类所有的废话，都是为了确认别人是不是和自己一样。

时常对着人群猜想，这里的人会不会不一样。他们极力让自己跻身一个阶层，即在那个阶层里可以开一样的玩笑，可以有友谊最广泛的基础——共同看不惯、嘲笑一些事物，可以既安逸又在想要时可以获得刺激，可以凭着过去的履历通行在一个世界，可以随时向社交网络抱怨以获得同一部分人的共鸣。这里的人是城市阶层吗？古代史里南宋小朝廷，也用城市阶层这个词，从留下的文辞画章里也看得出那像是城市，因为有了城市人才有的焦虑和恐惧。身边环境的变换让自己的存在变得更加突出，像是把人升到天上又缩到杯子里，古人应该是不缺独处的。可是他们不会像马洛伊 山多尔这样不留余力地写人，古人叙事有自己的风格和约束，知道该把感觉传达到哪个样子为止，是不是符合文字传播标准，他们极少讨论什么是无聊——他们人数众多，文士的苦楚尽管占满羁旅、贬罚，可表述起来，点到即止。而个体面对社会规则的无聊和单调、乏味是现代晚近的，描摹心理状态，承认人性复杂，在表达习惯背后寻找新的语言可能，用尽可能引起通感、共情来安抚、挑唆人的神经，则是一种人类学征途。

不是但凡用文字的人就是作家，怀着热烈急迫写文字给别人看的人是巫师。是不是作家跟写不写东西没有太大关系，经历过在考虑写些什么的人都是作家。不用文字也依然是“作家”。从“对人、生命、生活的观察和兴趣”而言，“作家”可以是随随便便什么人。因为“语言和文字”可以是符号、声波、肢体……那个作家，后来已经不再写了。有的人是写故事，有的人写心理活动，有的人只是观察，就像汉语与温州方言的区别，在日常交流上，比法语与西班牙语更大一样，写作者与歌者、画家、舞者可能比其他写作者更一致。《巴托比症候群》中的人有着各式各样不写的理由，拒绝文字表达的畅快和在那之后的沾沾自喜，让他们觉得不诚恳，明哲保身，从某种严肃的东西中取乐。他们容忍不了那样。表达完成之后，他们也拒绝和解，甚至拒绝任何一次委屈求取，拒绝任何一个可能破坏自己果敢自尊的读者合作，他们想到一件事情，并且自认为想得已经透彻，就觉得，已没有什么比自己身体力行的执行更重要的了。写不写下来，怎么整理成书籍出版的语言，证明给谁看，告诉谁，都变得不重要了。作家是指某一类更原初的人——给语言和规则祛魅，极尽所有思虑，使意义变成——事物（与自身）的精确。

这哪里是一本写爱情的书呢？关乎自尊，有的就只是可以选择和不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