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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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开篇提出中心论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为证明此论点，作者分别讨论了公元900年-公元1500年、公元1500年-公元1700年的经济史。全书有两天清晰脉络，一条是人口增长，另一条是产权变化。每个章节分为五小节，分别从人口、经济、社会、政治四方面进行分析，最后一个小节则起承上启下作用。如此排布便于理解文字内容，在翻阅之前所读章节时对比更加清晰。
作者认为，所谓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们仅仅是增长本身；当“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便会出现经济增长。“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提供了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只有满足这个条件，个人才有激励去从事有利于社会的创新活动。
达到这个目的地手段是明晰产权。但是，创新制度是否真的出现更关键的还在于创新制度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变革才会出现。所以对于创新制度的成本分析就显得很重要，影响成本的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人口，作者在接下来分析了西欧产业革命前几个世纪的人口变化。
10世纪时，在欧洲普遍存在的是庄园经济，农民通过劳动为生产产品，和领主订立契约，为领主提供生产的产品，作为交换，领主为农民提供保护。作者认为庄园经济模式存在的条件是秩序混乱、土地丰裕、军事能力有差异，劳动力不足等。作者提出打乱这一制度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将改变土地丰裕和劳动力不足等条件。在土地丰裕地区，当人口稠密到报酬递减的地步，人们就会开发新土地，由于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于是贸易得以发展，市场的出现使人们开始用货币计量产品。更好的土地被拓殖，人们开始更加集中或转移到更贫瘠的地方。劳动生产率降低，土地价值升高。领主和农民之间的契约关系发生变化。总而言之，人少土多也就没有发明土地专有权的必要性；劳动力在面对土地所有者时也具有较高的谈判能力，封建社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秩序有助于商品交换进行的背景下，农奴制取代奴隶制，农奴向领主缴纳货币地租，这也使得领主和农奴的消费交易都获得灵活性，进一步促进了11、12世纪贸易的增长和市镇的兴起，并带来一系列旨在减少市场不完善的制度安排。
作者在第四章讲解了11-13世纪的经济形势、庄园的具体任务分配、各级领主与承租人之间的关系、土地授予的形式、二圃制耕种方式、契约协定的选择。人口的增长带了边疆运动、产品市场的扩大，生产也变得更有效率，于是货币代替契约协定。13世纪经济大幅增长，是欧洲经济真正觉醒的时期。在商业和制造业方面，人口增长增加了贸易的可能性，促进市场扩大使之适于采用新的生产工艺、组织和制度，如委托制与合同制、银行存款业务、保险业、直接贷款、集市、商法、新城镇，这使得制造业和商业的生产率提高。在公共品提供方面，市场扩展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需要，而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雇佣军代替军役制从而提高了大规模战争的可行性，这使国王的权威得以提高，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在农业方面，人口增长却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得土地相对劳动力而言成为了较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土地拥有者要求获得更多的收入，而通货膨胀降低了领主获得的固定货币给付的实际价值，传统习俗造成了变更契约巨大的交易成本，为了不至于增加修改契约的费用，领主不得不在传统习俗的框架中进行调整，传统的庄园组织和劳动捐恢复，农奴和承租人也逐渐失去了一些自由；增加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不自由阻止了农业部门中资源的有效配置，农民在鼓励怠工的制度下工作，领主也没有激励改进农业技术。由此，总体而言，人口增长对于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不足以抵消其主要的消极效应，最终使欧洲经济在14、15世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14、15世纪中，疾病、饥荒、战争造成的人口显著下降，贸易萎缩、分工缩小阻止了生活标准的上升，利用市场组织生产的费用上升进一步约束了经济的发展。但消极之中也蕴含着积极的因素，人口减少提高了劳动力的谈判能力，劳役地租不可逆转地被货币替代，土地由自由的承租人和领取货币工资的工人耕种；混乱造成了严重依赖封建地租的岁入下降，政府支出的最低水平相对提高，财政压力使得有效率的政治组织得以保留而无效率的政治组织责备对手吞并，这促使了民族国家的萌发；由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瓦解。此外，为应付财政危机，各国创建新的所有权形式，这也导致了1500—1700年之间西欧经济成就的差异。
16世纪西欧开始进入现代初期阶段，人口增长造成市场扩大降低了贸易的单位成本，增加了居民的人均收入。土地相对劳动力的再一次紧缺使得土地共有权残余最终消除。新世界白银流入，商业扩张，促进了无形资产有效所有权的发明。不断扩大的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较大的政治单位，民族国家得以最终形成。与14世纪相似的是，尽管贸易促进了交易部门的生产效率的上升，但却不能抵消人口增加造成了农业生产率的下降，由此17世纪充斥着战争、饥荒、瘟疫，又一次陷入马尔萨斯抑制。但17世纪毕竟与14世纪不同，14世纪欧洲均质的组织形式使西欧各处几乎都遭受了马尔萨斯抑制的打击，而17世纪西欧各国制度和所有权安排的差异却造就了经济表现的差异。在法国和西班牙，君主专制发展一套税收制度抑制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导致生产型经济活动在法国的相对下降和在西班牙的绝对下降；在英国和荷兰，所有权演进促进19世纪初期形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基本形势，生产率的增长也使荷兰和英国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得以继续创建，为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
总结来看，由于“该世纪已经发展或未能发展的所有权的性质”（13世纪），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没有赶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3世纪没有挣脱马尔萨斯陷阱。14-15世纪欧洲人口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饥荒、流行病、战争是人口减少的几个主要原因。在这期间人口大幅度长时间下降引起了：土地价值降低，政府支出需求提高，交易费用提高。这些引起了接下来的所有权变化。契约形式变更，民族国家的出现（国家取代庄园提供保护）。频繁的战争使得君主需要想办法扩大财政收入，于是所有权进一步变化。17世纪欧洲又面临一次马尔萨斯陷阱，这次英国和荷兰获得了人口增长，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则没有逃脱马尔萨斯陷阱。法国的分益耕作制和行业垄断的盛行，西班牙的广泛存在的垄断和财产权安全感、可耕地的所有权这些决定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衰败。荷兰的市场发展，使得交易费用下降，从而保持了经济发展。英国的垄断法，专利法等法律的颁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最后，作者认为正是所有权的发展为产业革命做了铺垫，技术革命不是西方兴起的原因而是所有权等确立的结果。
作者认为，所谓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们仅仅是增长本身；当“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便会出现经济增长。“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提供了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只有满足这个条件，个人才有激励去从事有利于社会的创新活动。
达到这个目的地手段是明晰产权。但是，创新制度是否真的出现更关键的还在于创新制度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变革才会出现。所以对于创新制度的成本分析就显得很重要，影响成本的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人口，作者在接下来分析了西欧产业革命前几个世纪的人口变化。
10世纪时，在欧洲普遍存在的是庄园经济，农民通过劳动为生产产品，和领主订立契约，为领主提供生产的产品，作为交换，领主为农民提供保护。作者认为庄园经济模式存在的条件是秩序混乱、土地丰裕、军事能力有差异，劳动力不足等。作者提出打乱这一制度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将改变土地丰裕和劳动力不足等条件。在土地丰裕地区，当人口稠密到报酬递减的地步，人们就会开发新土地，由于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于是贸易得以发展，市场的出现使人们开始用货币计量产品。更好的土地被拓殖，人们开始更加集中或转移到更贫瘠的地方。劳动生产率降低，土地价值升高。领主和农民之间的契约关系发生变化。总而言之，人少土多也就没有发明土地专有权的必要性；劳动力在面对土地所有者时也具有较高的谈判能力，封建社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秩序有助于商品交换进行的背景下，农奴制取代奴隶制，农奴向领主缴纳货币地租，这也使得领主和农奴的消费交易都获得灵活性，进一步促进了11、12世纪贸易的增长和市镇的兴起，并带来一系列旨在减少市场不完善的制度安排。
作者在第四章讲解了11-13世纪的经济形势、庄园的具体任务分配、各级领主与承租人之间的关系、土地授予的形式、二圃制耕种方式、契约协定的选择。人口的增长带了边疆运动、产品市场的扩大，生产也变得更有效率，于是货币代替契约协定。13世纪经济大幅增长，是欧洲经济真正觉醒的时期。在商业和制造业方面，人口增长增加了贸易的可能性，促进市场扩大使之适于采用新的生产工艺、组织和制度，如委托制与合同制、银行存款业务、保险业、直接贷款、集市、商法、新城镇，这使得制造业和商业的生产率提高。在公共品提供方面，市场扩展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需要，而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雇佣军代替军役制从而提高了大规模战争的可行性，这使国王的权威得以提高，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在农业方面，人口增长却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得土地相对劳动力而言成为了较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土地拥有者要求获得更多的收入，而通货膨胀降低了领主获得的固定货币给付的实际价值，传统习俗造成了变更契约巨大的交易成本，为了不至于增加修改契约的费用，领主不得不在传统习俗的框架中进行调整，传统的庄园组织和劳动捐恢复，农奴和承租人也逐渐失去了一些自由；增加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不自由阻止了农业部门中资源的有效配置，农民在鼓励怠工的制度下工作，领主也没有激励改进农业技术。由此，总体而言，人口增长对于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不足以抵消其主要的消极效应，最终使欧洲经济在14、15世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14、15世纪中，疾病、饥荒、战争造成的人口显著下降，贸易萎缩、分工缩小阻止了生活标准的上升，利用市场组织生产的费用上升进一步约束了经济的发展。但消极之中也蕴含着积极的因素，人口减少提高了劳动力的谈判能力，劳役地租不可逆转地被货币替代，土地由自由的承租人和领取货币工资的工人耕种；混乱造成了严重依赖封建地租的岁入下降，政府支出的最低水平相对提高，财政压力使得有效率的政治组织得以保留而无效率的政治组织责备对手吞并，这促使了民族国家的萌发；由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瓦解。此外，为应付财政危机，各国创建新的所有权形式，这也导致了1500—1700年之间西欧经济成就的差异。
16世纪西欧开始进入现代初期阶段，人口增长造成市场扩大降低了贸易的单位成本，增加了居民的人均收入。土地相对劳动力的再一次紧缺使得土地共有权残余最终消除。新世界白银流入，商业扩张，促进了无形资产有效所有权的发明。不断扩大的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较大的政治单位，民族国家得以最终形成。与14世纪相似的是，尽管贸易促进了交易部门的生产效率的上升，但却不能抵消人口增加造成了农业生产率的下降，由此17世纪充斥着战争、饥荒、瘟疫，又一次陷入马尔萨斯抑制。但17世纪毕竟与14世纪不同，14世纪欧洲均质的组织形式使西欧各处几乎都遭受了马尔萨斯抑制的打击，而17世纪西欧各国制度和所有权安排的差异却造就了经济表现的差异。在法国和西班牙，君主专制发展一套税收制度抑制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导致生产型经济活动在法国的相对下降和在西班牙的绝对下降；在英国和荷兰，所有权演进促进19世纪初期形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基本形势，生产率的增长也使荷兰和英国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得以继续创建，为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
总结来看，由于“该世纪已经发展或未能发展的所有权的性质”（13世纪），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没有赶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3世纪没有挣脱马尔萨斯陷阱。14-15世纪欧洲人口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饥荒、流行病、战争是人口减少的几个主要原因。在这期间人口大幅度长时间下降引起了：土地价值降低，政府支出需求提高，交易费用提高。这些引起了接下来的所有权变化。契约形式变更，民族国家的出现（国家取代庄园提供保护）。频繁的战争使得君主需要想办法扩大财政收入，于是所有权进一步变化。17世纪欧洲又面临一次马尔萨斯陷阱，这次英国和荷兰获得了人口增长，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则没有逃脱马尔萨斯陷阱。法国的分益耕作制和行业垄断的盛行，西班牙的广泛存在的垄断和财产权安全感、可耕地的所有权这些决定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衰败。荷兰的市场发展，使得交易费用下降，从而保持了经济发展。英国的垄断法，专利法等法律的颁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最后，作者认为正是所有权的发展为产业革命做了铺垫，技术革命不是西方兴起的原因而是所有权等确立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