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维为1965年Einaudi版《休战》（La tregua，英译本作《再度觉醒》）写的介绍
莱维自述：我如何产生写作《再度觉醒》的想法
我1919年出生在都灵的一个皮埃蒙特犹太人小康之家。身为犹太人有多种方式：从虔诚地遵守宗教规定和传统，到完全漠视它们，乃至接受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对我而言，身为犹太人本身算不上问题，但意义有点模糊：它意味着平静地认识我的民族最古老的历史，对宗教既有好感又保持怀疑，偏爱书籍和抽象讨论的世界。除此之外，我不觉得和基督徒朋友与同学有区别，我在他们中间毫无不适。我从小就向往过不同的生活：从12岁到14岁，我想要成为语言学家，14到17岁想成为天文学家。18岁时我考上大学，选择化学专业。要不是后来的一系列事件，我肯定不会想到自己将成为作家。从我出生的年份很容易看出，我是在法西斯统治下长大和完成教育的。我当时尚未充分理解法西斯的压迫意味，但对所谓的法西斯文化的粗俗和不讲逻辑的方面产生了厌恶和反感。1938年，意大利宣布实行种族主义法律。与德国不同，它没有给犹太人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之敌”致命一击，而是把犹太人与其他人口分开，在我们的记忆中植下了对隔离区的痛苦记忆，九十年前犹太人刚刚从那里走出。随之而来的是荒谬、不公和压迫性的法律，每天都充满了谎言和攻击。事实被可笑而粗暴地颠倒，犹太人不仅被说成是人民和国家“永远的”敌人，而且他们否定正义与道德，摧毁科学和艺术，通过秘密行动威胁社会大厦的根基，是即将到来的冲突的制造者。然而，这种不断抹黑起到的效果是重新唤醒了意大利人在法西斯统治下沉睡了15年的良知，在人民中间画出了分明的界线，一边是法西斯的信仰和服从者，另一边则拒绝信仰和服从，法西斯和纳粹的真正本质暴露在所有人（不仅仅是犹太人）眼前。1943年夏天法西斯政府垮台后，我沉浸在荣耀和热情中，仿佛觉得那是历史正义的天意，但我没有准备好经历命运随之带来的谁都无法逃脱的艰难阶段。我感到自己优柔寡断又缺乏经验，战事的前景让我绝望。我前往山区，加入“正义与解放”运动的游击队：这支军队刚刚组成，缺少武器而且一贫如洗。几周后，我们陷入了与法西斯军队的大规模交火。许多人成功逃脱，而我和其他少数人被俘。在审问中，我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因为我以为法西斯只会把我关进意大利的集中营或者监狱。然而，1944年2月，我被交给了德国人。在那个年代，落入德国人手中对犹太人来说意味着可怕的命运。对犹太人的憎恶在德意志和整个东欧已经潜伏了许多个世纪，希特勒成了这种潜在力量的先知和倡导者。在数百万的德国人中，他找到了一支恭顺和自愿与他合作的队伍。早在多年前，犹太人就已经被从国家生活中驱逐，在新的隔离区遭受饥饿与排斥，或者为战争工业强制劳动。但1943年初，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德国人开始了一项闻所未闻的计划，它如此恐怖，以至于在官方文件中只能找到险恶的影射：“适当的处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这项计划简单而可怕：所有犹太人都应被消灭。所有，没有例外，包括老人、病人和孩子，包括随着入侵欧洲的胜利而落入纳粹手中的全部数百万犹太人：德国、波兰、法国、荷兰、俄国、意大利、匈牙利、希腊和南斯拉夫。但悄悄地杀死数百万人并不容易，哪怕他们手无寸铁。于是，德国人著名的技术和组织力量被调动起来。他们建立了特别的工厂和前所未有的新机器：真正的杀人机器，能够在一小时内用毒气消灭数千人，就像对待船舱里的老鼠那样，然后烧掉尸体。这种灭绝中心里最大的一个叫奥斯维辛：每天都有3、5或10列载满来自欧洲各个角落囚犯的火车抵达奥斯维辛；抵达后几小时内，灭绝工作就完成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逃脱马上死亡的命运：最年轻强壮的男人和女人，德国劳工营需要他们。但死神同样潜伏在这些劳工营：他们可能死于饥饿或寒冷，或者由饥饿、寒冷和劳累引发的疾病。此外，所有被认为不再有能力劳动的人都会被立即送往灭绝营。德国人把我送到了奥斯维辛。我被认为适合繁重劳动，于是被转送到布那-莫诺维茨劳工营：这里的所有囚徒都在一家生产化学品的大工厂工作。我在布那呆了一年，期间我四分之三的同伴死亡，他们马上被将遭受同样死亡命运的大批新囚徒取代。得益于多种罕见运气的结合，我幸存了下来：我从未生过病，还从一位意大利“自由”工人那里获得食物。在最后几个月，他们看中了我的化学知识，让我在一个灭绝工厂的实验室，而非泥浆和积雪中工作。此外，我懂一点德语。我一直努力尽可能快和好地学习这门语言，因为我已经意识到，这对在那个复杂而无情的集中营世界中立足是必须的。1945年1月，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中心，但我们很快返回意大利的期待落空了。原因并不清楚，可能是因为战争在整个欧洲造成了极端无序，特别是在俄国。遣返一直等到10月，我们走过了最漫长的曲折路途，遭遇了无法预见的险阻，穿越了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奥地利。回到意大利后，他们承诺给我找份工作，好让我养活自己和家人：但命运带给我的共同经历，奥斯维辛的地狱世界，奇迹般的得救，消失和幸存同伴的音容笑貌，重新获得的自由，艰难而曲折的回家旅程，这一切无情地在体内催促着我。我梦见自己讲述这些事：我觉得不应让它们像梦妖般留在我体内，而是让它们为人所知，不仅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所有人，是最广大的公众。我一有条件就开始写作，疯狂但有条不紊，仿佛陷入了对一部分记忆可能被遗忘的恐惧。我的第一本书《这是不是个人》就这样诞生了，它描绘了被囚禁在奥斯维辛那年的经历。我写它的时候没费劲也没遇到问题，感到深深的满足和慰藉，觉得那些事“自己跃然纸上”，以某种方式直接从我的记忆中跑到笔记本上。《这是不是个人》取得了成功，但没有让我感到自己成为了完全意义上的“作家”。我说完了想说的一切，重新操起化学家的旧业，不再感到那种迫使我拿起笔的叙述必要性。不过，这种新的体验与我日常工作的世界如此不同，写作的经历、从无到有的创造、搜寻和找到正确的话、构建均衡和富有表现力的复合句，我对它们的感受如此强烈和幸福，以至于让我想要重新经受这种考验。我还有许多事要讲，但不再是骇人、不幸和必须的，而是我欢乐和痛苦的经历，是那些灭亡和陌生的国家，是我无数旅伴们的下流举动，是战后欧洲多姿多彩和令人着迷的漩涡，是对解放的陶醉和对新战争恐惧中的不安。这些就是《再度觉醒》诞生的理由，它描绘了我漫长的回家之旅。我相信它很容易让人觉得出自另一位作者之手：我不仅老了15岁，而且心绪更加平静，对词句结构更加仔细，意识更加深刻：总而言之，在作家一词所有好的和坏的意义上，我都更加配得上这个称号。不过，我仍然不认为自己是作家，现在也不：我满足于自己的双重身份，认为那是我的优势。这让我可以只在想要写作的时候才写，而不是为生活所迫而写；另一方面，日常职业教会了我（而且仍在教给我）很多每位作家梦想的东西。它教会我要具体和准确，教会我习惯于以定量分析般的一丝不苟“权衡”每句话；最重要的是，它教会我习惯于那种只能被称为“客观”的心灵状态：也就是说，如果不想流于庸碌、空洞和虚假，不仅要认识人固有的尊严，也要认识事物的尊严和真理，而不是扭曲它们。
我1919年出生在都灵的一个皮埃蒙特犹太人小康之家。身为犹太人有多种方式：从虔诚地遵守宗教规定和传统，到完全漠视它们，乃至接受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对我而言，身为犹太人本身算不上问题，但意义有点模糊：它意味着平静地认识我的民族最古老的历史，对宗教既有好感又保持怀疑，偏爱书籍和抽象讨论的世界。除此之外，我不觉得和基督徒朋友与同学有区别，我在他们中间毫无不适。我从小就向往过不同的生活：从12岁到14岁，我想要成为语言学家，14到17岁想成为天文学家。18岁时我考上大学，选择化学专业。要不是后来的一系列事件，我肯定不会想到自己将成为作家。从我出生的年份很容易看出，我是在法西斯统治下长大和完成教育的。我当时尚未充分理解法西斯的压迫意味，但对所谓的法西斯文化的粗俗和不讲逻辑的方面产生了厌恶和反感。1938年，意大利宣布实行种族主义法律。与德国不同，它没有给犹太人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之敌”致命一击，而是把犹太人与其他人口分开，在我们的记忆中植下了对隔离区的痛苦记忆，九十年前犹太人刚刚从那里走出。随之而来的是荒谬、不公和压迫性的法律，每天都充满了谎言和攻击。事实被可笑而粗暴地颠倒，犹太人不仅被说成是人民和国家“永远的”敌人，而且他们否定正义与道德，摧毁科学和艺术，通过秘密行动威胁社会大厦的根基，是即将到来的冲突的制造者。然而，这种不断抹黑起到的效果是重新唤醒了意大利人在法西斯统治下沉睡了15年的良知，在人民中间画出了分明的界线，一边是法西斯的信仰和服从者，另一边则拒绝信仰和服从，法西斯和纳粹的真正本质暴露在所有人（不仅仅是犹太人）眼前。1943年夏天法西斯政府垮台后，我沉浸在荣耀和热情中，仿佛觉得那是历史正义的天意，但我没有准备好经历命运随之带来的谁都无法逃脱的艰难阶段。我感到自己优柔寡断又缺乏经验，战事的前景让我绝望。我前往山区，加入“正义与解放”运动的游击队：这支军队刚刚组成，缺少武器而且一贫如洗。几周后，我们陷入了与法西斯军队的大规模交火。许多人成功逃脱，而我和其他少数人被俘。在审问中，我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因为我以为法西斯只会把我关进意大利的集中营或者监狱。然而，1944年2月，我被交给了德国人。在那个年代，落入德国人手中对犹太人来说意味着可怕的命运。对犹太人的憎恶在德意志和整个东欧已经潜伏了许多个世纪，希特勒成了这种潜在力量的先知和倡导者。在数百万的德国人中，他找到了一支恭顺和自愿与他合作的队伍。早在多年前，犹太人就已经被从国家生活中驱逐，在新的隔离区遭受饥饿与排斥，或者为战争工业强制劳动。但1943年初，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德国人开始了一项闻所未闻的计划，它如此恐怖，以至于在官方文件中只能找到险恶的影射：“适当的处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这项计划简单而可怕：所有犹太人都应被消灭。所有，没有例外，包括老人、病人和孩子，包括随着入侵欧洲的胜利而落入纳粹手中的全部数百万犹太人：德国、波兰、法国、荷兰、俄国、意大利、匈牙利、希腊和南斯拉夫。但悄悄地杀死数百万人并不容易，哪怕他们手无寸铁。于是，德国人著名的技术和组织力量被调动起来。他们建立了特别的工厂和前所未有的新机器：真正的杀人机器，能够在一小时内用毒气消灭数千人，就像对待船舱里的老鼠那样，然后烧掉尸体。这种灭绝中心里最大的一个叫奥斯维辛：每天都有3、5或10列载满来自欧洲各个角落囚犯的火车抵达奥斯维辛；抵达后几小时内，灭绝工作就完成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逃脱马上死亡的命运：最年轻强壮的男人和女人，德国劳工营需要他们。但死神同样潜伏在这些劳工营：他们可能死于饥饿或寒冷，或者由饥饿、寒冷和劳累引发的疾病。此外，所有被认为不再有能力劳动的人都会被立即送往灭绝营。德国人把我送到了奥斯维辛。我被认为适合繁重劳动，于是被转送到布那-莫诺维茨劳工营：这里的所有囚徒都在一家生产化学品的大工厂工作。我在布那呆了一年，期间我四分之三的同伴死亡，他们马上被将遭受同样死亡命运的大批新囚徒取代。得益于多种罕见运气的结合，我幸存了下来：我从未生过病，还从一位意大利“自由”工人那里获得食物。在最后几个月，他们看中了我的化学知识，让我在一个灭绝工厂的实验室，而非泥浆和积雪中工作。此外，我懂一点德语。我一直努力尽可能快和好地学习这门语言，因为我已经意识到，这对在那个复杂而无情的集中营世界中立足是必须的。1945年1月，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中心，但我们很快返回意大利的期待落空了。原因并不清楚，可能是因为战争在整个欧洲造成了极端无序，特别是在俄国。遣返一直等到10月，我们走过了最漫长的曲折路途，遭遇了无法预见的险阻，穿越了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奥地利。回到意大利后，他们承诺给我找份工作，好让我养活自己和家人：但命运带给我的共同经历，奥斯维辛的地狱世界，奇迹般的得救，消失和幸存同伴的音容笑貌，重新获得的自由，艰难而曲折的回家旅程，这一切无情地在体内催促着我。我梦见自己讲述这些事：我觉得不应让它们像梦妖般留在我体内，而是让它们为人所知，不仅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所有人，是最广大的公众。我一有条件就开始写作，疯狂但有条不紊，仿佛陷入了对一部分记忆可能被遗忘的恐惧。我的第一本书《这是不是个人》就这样诞生了，它描绘了被囚禁在奥斯维辛那年的经历。我写它的时候没费劲也没遇到问题，感到深深的满足和慰藉，觉得那些事“自己跃然纸上”，以某种方式直接从我的记忆中跑到笔记本上。《这是不是个人》取得了成功，但没有让我感到自己成为了完全意义上的“作家”。我说完了想说的一切，重新操起化学家的旧业，不再感到那种迫使我拿起笔的叙述必要性。不过，这种新的体验与我日常工作的世界如此不同，写作的经历、从无到有的创造、搜寻和找到正确的话、构建均衡和富有表现力的复合句，我对它们的感受如此强烈和幸福，以至于让我想要重新经受这种考验。我还有许多事要讲，但不再是骇人、不幸和必须的，而是我欢乐和痛苦的经历，是那些灭亡和陌生的国家，是我无数旅伴们的下流举动，是战后欧洲多姿多彩和令人着迷的漩涡，是对解放的陶醉和对新战争恐惧中的不安。这些就是《再度觉醒》诞生的理由，它描绘了我漫长的回家之旅。我相信它很容易让人觉得出自另一位作者之手：我不仅老了15岁，而且心绪更加平静，对词句结构更加仔细，意识更加深刻：总而言之，在作家一词所有好的和坏的意义上，我都更加配得上这个称号。不过，我仍然不认为自己是作家，现在也不：我满足于自己的双重身份，认为那是我的优势。这让我可以只在想要写作的时候才写，而不是为生活所迫而写；另一方面，日常职业教会了我（而且仍在教给我）很多每位作家梦想的东西。它教会我要具体和准确，教会我习惯于以定量分析般的一丝不苟“权衡”每句话；最重要的是，它教会我习惯于那种只能被称为“客观”的心灵状态：也就是说，如果不想流于庸碌、空洞和虚假，不仅要认识人固有的尊严，也要认识事物的尊严和真理，而不是扭曲它们。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