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慈悲》：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去见一个罪犯（书摘）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去见一个罪犯。1983年，我只是一个23岁的哈佛法学院在校生，正在乔治亚州实习，激情满满但缺乏经验，从事着超出自己能力的工作。我从来没有走进过戒备森严的监狱，更没有去过死囚区。当我得知我将独自会见这个罪犯，也就是说没有律师陪着我，我试着不让自己表现得惊慌失措。
乔治亚州的死囚区位于偏远小镇杰克逊郊外的一所监狱。我独自驾车从亚特兰大出发，沿着75号州际公路向前行驶。离目的地越近，我的心脏就跳得越厉害。那时我对死刑一无所知，甚至没有上过刑事诉讼法的课。对于死刑的上诉程序，我连基本的了解都谈不上，当然日后我对这些复杂的条文会像自己的手指那般熟悉。在报名参加这次实习时，我还没有认真想过，真有可能会亲自会见罪犯。说实话，那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希望成为一名律师。随着里程表上的数字在乡村道路上无情地跳过，我越来越相信那个人见到我后一定会失望之极。
我的本科专业是哲学，而到了高年级，我意识到毕业后没有人会雇自己去做哲学分析。于是，我发狂似地查询"研究生计划"，而最终选择法学的原因是，其他所有研究生项目都要求有一定的学科基础，法学院似乎不要求你了解任何相关知识。在哈佛，我可以一边学习法律，一边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这一点吸引了我。我并不确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与穷苦人的生活、美国种族不平等的历史，以及人与人之间平等公平的竞争有某种关联。它可能与我业已在生命中所经历和希冀之事有关，但我还不能将它们组合成一条清晰的事业路径。
然而，我刚开始在哈佛法学院的求学之路，就担心自己作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能够求学哈佛让我感到非常幸运，但在一年之后，幻想破灭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哈佛大学法学院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质，特别是对于一个21岁的青年来说。许多教授使用苏格拉底式教学法--直接、连续和对抗性的提问，副作用就是让没做好准备的学生感到无地自容。这些课程晦涩难懂，并且看起来与种族和贫困问题毫无关联--可这些问题却是我选择法学的最初动因。
身边的很多同学都已获得研究生学位，或者已有在知名律所做助理的经历。而我却是白纸一张，我感到自己既没有经验也不世故，与同学们相去甚远。新学期开始一个月之后，就有律师事务所出现在校园里，着手面试法学院的学生。我的同学们纷纷穿上昂贵的套装踊跃前往报名，期待着飞往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或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他们正热情准备的事情对我来说全然是一个谜，在进入法学院之前，我甚至都没见过律师。
在就读哈佛法学院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参加了费城的一个青少年司法项目，并在晚上去听高级微积分课程，为来年在肯尼迪学院的学习做准备。9月，我开始了公共政策研究生项目的学习，依然感到它们与我的理想关系不大。课程的内容极度量化，聚焦于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却不太关心到底获得的是什么利益，而付出的是什么成本。虽然得到了智力上的启发，但决策理论、计量经济学以及类似的课程总是让我走神。但就在此时，忽然之间，我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了起来。
我发现哈佛法学院有一个关于种族和穷人诉讼的集中课程，为时一个月。这种课程非常少见，导师是贝特西·巴特利特（BetsyBartholet），一位在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ColoredPeople，简称NAACP）法律辩护基金会做兼职律师的教授。与大多数课程不同，这门课要求学生离开校园，在某个社会司法救助组织里工作一个月。我迫不及待地报了名，于是，1983年12月，我坐在了前往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飞机上。按照计划，我将在那里为南方囚犯辩护委员会工作几个星期。
我当时没有钱购买直达亚特兰大的航班，所以只能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转机。而正是在那里我遇到了南方囚犯辩护委员会的董事史蒂夫·布莱特。他正巧结束了度假，要回亚特兰大。史蒂夫三十四五岁，与当时迷茫困惑的我相反，他积极热情，对未来充满确信。他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农场长大，后来在华盛顿读完了法学院。他是哥伦比亚特区公设辩护处（PublicDefenseService）的杰出诉讼律师，刚刚受聘接管南方囚犯辩护委员会，其职责是帮助乔治亚州的死刑犯。我告诉他我怎么看法学教授，而他却不认为他的工作与教授们所教的内容无关。我们见面时，他给了我一个热情的熊抱，然后我们就畅谈起来，一路聊到了亚特兰大。
【图书及作者简介】
布莱恩·史蒂文森，闻名全美的公益律师，美国的曼德拉，为身处绝境的囚犯带去希望。他认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不是看它如何对待有钱势的人，而是能否对那些贫穷的人、被定罪的人、被监禁的人给予仁慈和悲悯。史蒂文森创办了平等司法倡议组织，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善。《正义的慈悲》是这位伟大律师的第一本书。
乔治亚州的死囚区位于偏远小镇杰克逊郊外的一所监狱。我独自驾车从亚特兰大出发，沿着75号州际公路向前行驶。离目的地越近，我的心脏就跳得越厉害。那时我对死刑一无所知，甚至没有上过刑事诉讼法的课。对于死刑的上诉程序，我连基本的了解都谈不上，当然日后我对这些复杂的条文会像自己的手指那般熟悉。在报名参加这次实习时，我还没有认真想过，真有可能会亲自会见罪犯。说实话，那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希望成为一名律师。随着里程表上的数字在乡村道路上无情地跳过，我越来越相信那个人见到我后一定会失望之极。
我的本科专业是哲学，而到了高年级，我意识到毕业后没有人会雇自己去做哲学分析。于是，我发狂似地查询"研究生计划"，而最终选择法学的原因是，其他所有研究生项目都要求有一定的学科基础，法学院似乎不要求你了解任何相关知识。在哈佛，我可以一边学习法律，一边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这一点吸引了我。我并不确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与穷苦人的生活、美国种族不平等的历史，以及人与人之间平等公平的竞争有某种关联。它可能与我业已在生命中所经历和希冀之事有关，但我还不能将它们组合成一条清晰的事业路径。
然而，我刚开始在哈佛法学院的求学之路，就担心自己作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能够求学哈佛让我感到非常幸运，但在一年之后，幻想破灭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哈佛大学法学院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质，特别是对于一个21岁的青年来说。许多教授使用苏格拉底式教学法--直接、连续和对抗性的提问，副作用就是让没做好准备的学生感到无地自容。这些课程晦涩难懂，并且看起来与种族和贫困问题毫无关联--可这些问题却是我选择法学的最初动因。
身边的很多同学都已获得研究生学位，或者已有在知名律所做助理的经历。而我却是白纸一张，我感到自己既没有经验也不世故，与同学们相去甚远。新学期开始一个月之后，就有律师事务所出现在校园里，着手面试法学院的学生。我的同学们纷纷穿上昂贵的套装踊跃前往报名，期待着飞往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或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他们正热情准备的事情对我来说全然是一个谜，在进入法学院之前，我甚至都没见过律师。
在就读哈佛法学院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参加了费城的一个青少年司法项目，并在晚上去听高级微积分课程，为来年在肯尼迪学院的学习做准备。9月，我开始了公共政策研究生项目的学习，依然感到它们与我的理想关系不大。课程的内容极度量化，聚焦于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却不太关心到底获得的是什么利益，而付出的是什么成本。虽然得到了智力上的启发，但决策理论、计量经济学以及类似的课程总是让我走神。但就在此时，忽然之间，我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了起来。
我发现哈佛法学院有一个关于种族和穷人诉讼的集中课程，为时一个月。这种课程非常少见，导师是贝特西·巴特利特（BetsyBartholet），一位在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ColoredPeople，简称NAACP）法律辩护基金会做兼职律师的教授。与大多数课程不同，这门课要求学生离开校园，在某个社会司法救助组织里工作一个月。我迫不及待地报了名，于是，1983年12月，我坐在了前往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飞机上。按照计划，我将在那里为南方囚犯辩护委员会工作几个星期。
我当时没有钱购买直达亚特兰大的航班，所以只能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转机。而正是在那里我遇到了南方囚犯辩护委员会的董事史蒂夫·布莱特。他正巧结束了度假，要回亚特兰大。史蒂夫三十四五岁，与当时迷茫困惑的我相反，他积极热情，对未来充满确信。他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农场长大，后来在华盛顿读完了法学院。他是哥伦比亚特区公设辩护处（PublicDefenseService）的杰出诉讼律师，刚刚受聘接管南方囚犯辩护委员会，其职责是帮助乔治亚州的死刑犯。我告诉他我怎么看法学教授，而他却不认为他的工作与教授们所教的内容无关。我们见面时，他给了我一个热情的熊抱，然后我们就畅谈起来，一路聊到了亚特兰大。
【图书及作者简介】
布莱恩·史蒂文森，闻名全美的公益律师，美国的曼德拉，为身处绝境的囚犯带去希望。他认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不是看它如何对待有钱势的人，而是能否对那些贫穷的人、被定罪的人、被监禁的人给予仁慈和悲悯。史蒂文森创办了平等司法倡议组织，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善。《正义的慈悲》是这位伟大律师的第一本书。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