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

钱穆在该书的自序中提出「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强调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发展的一个内在理路。与任公的同名著作相比，钱穆并未将汉学和宋学放在两个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上，而是强调从宋学到汉学，自有一条一以贯之的发展线路。岛田虔次曾指出，明学必须用明学本身的原理来衡量。这一论断，可以扩展到中国之后的学术史，即中国的学术必须用中国学术本身来的原理来衡量。由此，乾嘉学术便不仅仅只是对王学末流的简单反动。任公的观点由此显得似乎难免有些偏颇。
在自序中，钱穆指出，宋学的最大特点是「重经世明道」，继而以东林，继而认为明清易代时期，诸遗老的学术特点上继东林而起，「不忘种姓，有志经世」。乾嘉以降，学风趋向考据之学，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清廷之政策，使得宋明之学的士以载道、身承天下为己任，一至有清一代则学风大变，是以转入为学术而学术，而尠于求道，故有清一代乾嘉之后，「治汉学者必以诋宋学为门面」。嘉道之后，清廷统治力日衰，政治、风俗、学术等均发生变化，王汎森所指出的「道咸之变」即是此。王汎森教授指出，道咸时期，思想界出现三种动态，即1）探索新的出路；2）挖掘旧有资源，并以某种变貌施行；3）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加强原来的道德秩序，此即所谓的「文化内卷」。钱穆也曾指出：「嘉道之际，在上之压力已衰，而在下之衰运亦见。汉学家正统如阮伯元、焦里堂、凌次仲皆途穷将变之候也。起而变之者，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终于思人才，极于正学术，则龚定庵、曾涤生、陈兰甫其选也。然而皆无以大变乎其旧，则亦无以挽世运于复隆。」然而道咸时期学术，欲恢复道统而不恢复士为道之承载者，继之而起的晚清公羊今文经学，「皆先立一见」，以六经为我注脚，以论代史，根基不稳，甚至于公羊学派的领军康长素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相矛盾。统观全书，钱穆民族主义的特点在其写作目的和叙述过程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上册绪论汉学渊源，次叙明初三大家，华夷之辨始终为其主线之一。后文叙述乾嘉考据之风盛、叙述道咸-同光之际士风日下，除从学术本身理路分析外，亦多归于异族政权的高压统治
如同葛兆光所言，宋学内部存在着三个固有矛盾，即现实的中国与观念中的天下、富国强兵的实际需要与太平的理想社会、心性之学与道德同一性的渐失。汉学在钱穆看来，是沿着宋学的内在理路的发展，同样的，也继承了宋学内部存在的固有矛盾。理学的产生，自有其特殊的现实关怀。理学轻义利而重心性之辩，对义理的追求，直接影响到了明代心学。明代心学，按照岛田虔次的观点，是一种实践性的哲学，是个人理性的独立化、自律化，体现在心学（尤其体现在岛田氏所谓「王学左派」）之上，但同样的，对个人理性的独立化、自律化的追求实际上导致了对义理的理解以及道德标准的差异化。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不再有一个普适的道德标准，道德的同一性趋于崩塌，从而也才会出现晚明的新的「人伦物理」。然而，这种转变是基于「士大夫的原理和世界观的产物」，并不是全新的。明末清初的学术，仍然是这个传统的产物。近三百年的学术，统而观之，仍然是沿着传统学术「道问学」和「尊德性」二端发展。
钱穆于戴东原之前，感叹明末三大家学术宗分朱陆，然学术上自有一番气象。于东原之后，则感叹清廷钳制日严，学者唯埋首故纸堆中，专为考据之学，笃信训诂明而义理明，即王西庄所谓「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而明末清初的学者气象偃旗息鼓，门户之争遂起。由此，钱穆尤反对学者以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相标榜。盖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无宗主，则摇摆不定，随波浮沉，学问难进；有门户，则心存己见，妄自臆测，拘于一隅。至于龚定庵之后，清廷积弊日深，而列强侵入，世风趋变，公羊学随之而起。然公羊学最初言经济、言经世，仍旧在考据学的框架之内；论风俗、论礼，仍延续颜习斋、李恕谷一路。故治史学而趋于媚古，治经学耗于琐碎，试图于中国文化内找寻纠正时弊之方，却又严守汉宋门户之见。至于长素，则以公羊经言改革，然康有为的学说，钱穆看来乃是西学冲击下的反应——这一观点与列文森不谋而合——以中国文化传统比附西方，「貌为尊孔，实则尊西俗」，并认为就实质而言，「打倒孔家店」与长素之尊孔乃是异曲同工。钱穆认为，单纯的比附并不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固有特点和中国学术的一脉相承，这在他对康南海的批判中清晰可见。钱穆对近三百年学术的梳理，实贯穿他在之后《国史大纲》中提出的「温情与敬意」，同时，这种「温情与敬意」也体现在钱穆的政治思想中。全书凡议论学者政治思想，均首特重于正风俗、礼教，以端正人心；次重文风开化，以昌明学术。由此可见，钱穆的政治理想仍是正风俗、昌学术以兴政治。
相对于任公的同名著作相比，梁启超之书为开风气之作，可以看作他《清代学术概论》的扩写版本，继承了概论「以复古为解放」的观点。钱穆的作品，在“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承认本国历史的既有意义，并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梳理。对其而言，中国传统的学术是有其内在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