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焦虑，成为你自己
年初我的生活被焦虑填满，深刻体会到焦虑的含义。那时我身处一场等待中诚惶诚恐，由此开启了长达数月的焦虑体验。那是一种难以抵御的负面感受，令人紧张不安、急躁沉闷，常常伴有轻度的失眠。
随着答案将告揭晓，我的焦虑达到了顶峰。那时我总是很晚睡不着，半夜起来坐在客厅沙发上发呆，有时我甚至感到不能顺畅呼吸，便开了门去楼下绕着绿化带一圈一圈地转。有次撞见了下夜班回家的邻居，她连称被我的影子吓到，问我为什么半夜三更不睡觉待在外面，我尴尬地笑不知如何回答，更不敢说因为我很焦虑。
也许我害怕的是历经漫长等待后换来一个糟糕的结果，因为它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但它却也没有重要到无与伦比的地步。因为当一切都结束时，事情的结局并不令人满意，然而我仅用了数天就调整自己得以平静的接受。由失败带来的痛苦要远远小于我等待时焦虑的分量，那么，我焦虑的究竟是什么？
焦虑和恐惧不同。恐惧发生时总是针对着某一个具体对象，而焦虑面前常常一片模糊，它只表现为一种情境下的脆弱，没有明确的所指。当这种感受一旦具体化投射到某一对象之上，焦虑就会变化为恐惧。比如一些人想到自己的未来会产生焦虑，他们往往不能说出这种情绪的来由是什么，但假使一人认为自己是害怕自己终将碌碌无为（或孤独一生或难以担当或别的不管什么）而焦虑，那他的焦虑就不再是焦虑，而是有所指的恐惧。
西方文化中，解决焦虑问题的倾向就是将其“合理化”为具体的恐惧，以便让个人相信自己是在用理性的方式去面对。但焦虑具有非理性的特点，那样做实际上会压抑了焦虑的真正来源。与其用理性去对抗焦虑，不如用理性去了解、厘清焦虑。幸运的是，一旦我们能够获得对焦虑的科学认识，就会发现它不是全无道理，也有其存在的意义。
人的一生由一连串的分离组成，每一次分离都意味着个体进一步的自我实现。出生是一个人第一次也是最戏剧化的一次分离，乃至往后的上学、告别单身、亲人离别、得到和失去，在人格发展的所有阶段都伴随着分离，死亡是人的最后一次分离。当人与当前环境或有依赖关系的处境被打破时，便会有焦虑，这是要活出有自主性的个体所必须要面对的焦虑。除非人陷溺在依赖性的寄生关系中，否则便一定会有焦虑。
焦虑中往往隐含着一种可能性，正如我的那次焦虑，它真正的来源并不是对糟糕结果可能会出现的担忧，而是在整场冒险中对于自我变动造成的非理性的不安。要实现我们的可能性，就需要破坏性和建设性，而它们则代表个体要打破现状、摧毁旧有模式，甚至放弃从儿童时代就笃信的事物，继而创造出崭新的、全然不同的生活形态。这一与过去决裂的过程充满了怀疑与痛苦。而另一方面，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是在拒绝成长，拒绝自己的可能性，你在逃避对自己的责任。拒绝实现自己的可能性又会带来内疚和自责。个体在这两种矛盾之间摇摆，焦虑因此而诞生。
为了成就自我人格，个人必须勇敢前进。由于脱离了以往熟悉的状态，进入到陌生的领域，这时一切的未知都会被贴上“危险”的标签。奋进就是在冒险。然而，不冒险或许安全，但选择它就会失去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冒险中也不会失去的东西——自我实现的可能。
然而冒险也不是没完没了一味追求“成功”。市场竞争下的任何失败，会再度威胁着自我的表面尊严，对于失败的人，此时的表面尊严即是一切。这显然也会带来无能与低人一等的感觉。如果我们把对自我的评价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外在财富，而不是自身内在的能力与生产力上，便会造成自我的疏离，也会扭曲与自己的连结。同时，在此套价值评判标准里，个人随时可被取得更大财富的他人打败，因此显得更加脆弱和无能。
个人还可能在焦虑的处境下发展出一种“逃避”的行为模式。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个体会全盘接受所处社会文化所提供的人格类别，丝毫不差地成为所有其他人的样子，以及别人期待的样子。他会成为其他任何人，但就不成为他自己。弗洛姆说，“个人放弃独立的自我，并成为与周遭数百万机器人完全一致的另一个机器人，他便不会感到孤独，也不会有任何焦虑。”
克尔凯郭尔认为创造性越高的人，潜在的焦虑就越强。一切想要回避焦虑的尝试，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在逃离焦虑的过程中，个人会丧失让自我显现的最宝贵的机会。健康的人在有冲突的情况下也会依然向前迈进，去实现自由，而不健康的人却会退缩进而封闭自己，牺牲自由。“完整的自我人格是奠基于个人面对焦虑，以及虽有焦虑依然前进的能力。”
当我们终于明白，焦虑只不过是创造过程中的产物，是“可能性”向“现实性”过渡时的副产品，我们就会了解到焦虑无需抵抗，它有着正面积极的意义。只要你在前行，就一定会有焦虑，它们永远都会在那里。面对焦虑，我们能做的只有接受、妥协，找到和它们相处的最好方式。尊重情绪才能更少地被情绪控制。
自我实现的路上会有很多旅伴，去认识它们，和它们和平相处，焦虑也是其中之一。
注：本文中提到的所有“焦虑”均指“现实性焦虑”而非“病理性焦虑”。
随着答案将告揭晓，我的焦虑达到了顶峰。那时我总是很晚睡不着，半夜起来坐在客厅沙发上发呆，有时我甚至感到不能顺畅呼吸，便开了门去楼下绕着绿化带一圈一圈地转。有次撞见了下夜班回家的邻居，她连称被我的影子吓到，问我为什么半夜三更不睡觉待在外面，我尴尬地笑不知如何回答，更不敢说因为我很焦虑。
也许我害怕的是历经漫长等待后换来一个糟糕的结果，因为它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但它却也没有重要到无与伦比的地步。因为当一切都结束时，事情的结局并不令人满意，然而我仅用了数天就调整自己得以平静的接受。由失败带来的痛苦要远远小于我等待时焦虑的分量，那么，我焦虑的究竟是什么？
焦虑和恐惧不同。恐惧发生时总是针对着某一个具体对象，而焦虑面前常常一片模糊，它只表现为一种情境下的脆弱，没有明确的所指。当这种感受一旦具体化投射到某一对象之上，焦虑就会变化为恐惧。比如一些人想到自己的未来会产生焦虑，他们往往不能说出这种情绪的来由是什么，但假使一人认为自己是害怕自己终将碌碌无为（或孤独一生或难以担当或别的不管什么）而焦虑，那他的焦虑就不再是焦虑，而是有所指的恐惧。
西方文化中，解决焦虑问题的倾向就是将其“合理化”为具体的恐惧，以便让个人相信自己是在用理性的方式去面对。但焦虑具有非理性的特点，那样做实际上会压抑了焦虑的真正来源。与其用理性去对抗焦虑，不如用理性去了解、厘清焦虑。幸运的是，一旦我们能够获得对焦虑的科学认识，就会发现它不是全无道理，也有其存在的意义。
人的一生由一连串的分离组成，每一次分离都意味着个体进一步的自我实现。出生是一个人第一次也是最戏剧化的一次分离，乃至往后的上学、告别单身、亲人离别、得到和失去，在人格发展的所有阶段都伴随着分离，死亡是人的最后一次分离。当人与当前环境或有依赖关系的处境被打破时，便会有焦虑，这是要活出有自主性的个体所必须要面对的焦虑。除非人陷溺在依赖性的寄生关系中，否则便一定会有焦虑。
焦虑中往往隐含着一种可能性，正如我的那次焦虑，它真正的来源并不是对糟糕结果可能会出现的担忧，而是在整场冒险中对于自我变动造成的非理性的不安。要实现我们的可能性，就需要破坏性和建设性，而它们则代表个体要打破现状、摧毁旧有模式，甚至放弃从儿童时代就笃信的事物，继而创造出崭新的、全然不同的生活形态。这一与过去决裂的过程充满了怀疑与痛苦。而另一方面，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是在拒绝成长，拒绝自己的可能性，你在逃避对自己的责任。拒绝实现自己的可能性又会带来内疚和自责。个体在这两种矛盾之间摇摆，焦虑因此而诞生。
为了成就自我人格，个人必须勇敢前进。由于脱离了以往熟悉的状态，进入到陌生的领域，这时一切的未知都会被贴上“危险”的标签。奋进就是在冒险。然而，不冒险或许安全，但选择它就会失去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冒险中也不会失去的东西——自我实现的可能。
然而冒险也不是没完没了一味追求“成功”。市场竞争下的任何失败，会再度威胁着自我的表面尊严，对于失败的人，此时的表面尊严即是一切。这显然也会带来无能与低人一等的感觉。如果我们把对自我的评价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外在财富，而不是自身内在的能力与生产力上，便会造成自我的疏离，也会扭曲与自己的连结。同时，在此套价值评判标准里，个人随时可被取得更大财富的他人打败，因此显得更加脆弱和无能。
个人还可能在焦虑的处境下发展出一种“逃避”的行为模式。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个体会全盘接受所处社会文化所提供的人格类别，丝毫不差地成为所有其他人的样子，以及别人期待的样子。他会成为其他任何人，但就不成为他自己。弗洛姆说，“个人放弃独立的自我，并成为与周遭数百万机器人完全一致的另一个机器人，他便不会感到孤独，也不会有任何焦虑。”
克尔凯郭尔认为创造性越高的人，潜在的焦虑就越强。一切想要回避焦虑的尝试，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在逃离焦虑的过程中，个人会丧失让自我显现的最宝贵的机会。健康的人在有冲突的情况下也会依然向前迈进，去实现自由，而不健康的人却会退缩进而封闭自己，牺牲自由。“完整的自我人格是奠基于个人面对焦虑，以及虽有焦虑依然前进的能力。”
当我们终于明白，焦虑只不过是创造过程中的产物，是“可能性”向“现实性”过渡时的副产品，我们就会了解到焦虑无需抵抗，它有着正面积极的意义。只要你在前行，就一定会有焦虑，它们永远都会在那里。面对焦虑，我们能做的只有接受、妥协，找到和它们相处的最好方式。尊重情绪才能更少地被情绪控制。
自我实现的路上会有很多旅伴，去认识它们，和它们和平相处，焦虑也是其中之一。
注：本文中提到的所有“焦虑”均指“现实性焦虑”而非“病理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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