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记录者、抗争者：普里莫·莱维的劫后余生
西奥多•阿多诺曾经说过：“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的这一说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或许可以推演到一切文学形式。奥斯维辛和真正应该称之为“野蛮”的大屠杀完全颠覆了西方的文明传统，文明所以立足的根基在超出人类理解之外的暴行中碎为齑粉，而在那之后，似乎“诗性”本身存在的理由也随之黯淡了。在回望那一片荒原的时候，人们可以追溯，可以痛悔，可以斥责，却唯独不可以付诸文学之笔。
而普里莫•莱维却是几乎绝无仅有的一个例外。作为一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大屠杀的见证人，莱维的作品却凸显出了不同于其他受难者回忆录的特质。如詹姆斯•伍德在《纽约客》上的评论中所说：“莱维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罕见的讲故事的能力。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大多数幸存者的写作都并非在讲述故事……可以理解，他们的重点都落在懊恨，落在悲哭；或者落在对细节的执着，对传达的迫切，以及对理解的尝试。”莱维的作品有更为独特的气质。他最早的回忆录，《活在奥斯维辛》，尽管充满了一个接一个痛苦的事实，但如詹姆斯伍德所说，“依然让读者欲罢不能”。而他后来的两部作品，《再度觉醒》和《若非此时，何时？》，更是获得了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如潮好评。菲利普•罗斯在一次访谈中评价《再度觉醒》：“（这本书）让人惊讶的地方在于，本来理所当然应该满是悼念情绪和无尽绝望的印记，相反却充满活力。”
詹姆斯•伍德在他的评论中用大量篇幅描绘莱维作品的文学性。莱维语言的生动、情境的夸张与其对无数文学经典的不断造访和互文都让人印象深刻。纽约大学的弗兰克•巴尔达索在其《失重飞行》一文中曾重述《活在奥斯维辛》中的一个经典场景。在集中营片刻的安宁中，莱维用磕磕绊绊的法语翻译但丁《神曲》的《炼狱》一篇，念诵给相伴的法国狱友听。在莱维的回忆中，他们身处一片文明与人性的废墟，在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炼狱”之“炼狱”，但有一种弘大而坚毅的东西已然在莱维的叙述里悄然而生。“如果他的证言必须信实，同时又能够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叩问语言这一认识论的标志，以及文化本身，那么莱维别无选择，唯有重述传统、语言与文化。”弗兰克•巴尔达索这样写道。
确实，莱维别无选择。如他在回忆中所言，奥斯维辛烙印了他，也塑造了他。他和他的同伴们处在坍塌与陷落的核心，直面空荡与虚无，而他也因此不得不试图在其中找到一个支点，找到重新塑造一个新的秩序的根基。詹姆斯•伍德说：“他如其他人一般伤痕累累……但没有丧失治愈与被治愈的能力。……《活在奥斯维辛》与《再度觉醒》中都包含着对于善良和慈悲的美好描绘，……真正跃然纸上的是那些帮助莱维在他的挣扎中存活的男男女女们。”在《再度觉醒》与《若非此时，何时？》中，我们固然能看到暴虐与绝望，倾覆与消散，但我们更能够看到人类在面对尚不知来源的罪恶时的坚忍与悲悯，像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教授约瑟夫•法瑞尔总结的，“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是莱维作品毫无争议的核心主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莱维的作品淡化了人们对于暴行的记忆。恰恰相反，莱维的作品以其对于大屠杀事实的真切描述深入人心。莱维的作品译本刚刚进入美国时，索尔•贝娄盛情评价道：“在普里莫•莱维的作品中，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每个字都不可或缺。”而索尔•贝娄对于莱维作品这种“纯粹性”的推崇也影响了许多后继的评论者。例如《旧金山纪事报》评价道：“普里莫•莱维是那种罕见的人物。他作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在书写他的经历的同时，又能保持一种平衡和协调感……随着他的叙述，历史的真相仿佛展现在我们眼前。”莱维也许深知自己并不需要任何评述。他的责任，或者说他自从逃离生之炼狱后就挥之不去的需要，正是记录他所经历的事实，让无知者得以知晓，让有知者不至遗忘。
莱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囚犯号，是174517。自奥斯维辛之后，莱维终其一生都带着这个烙印，如同他的作品一般，他以此来提醒自己，同时也提醒他人。伊安•汤普森为莱维撰写的传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他总是在西服外套下面穿一件短袖衬衫，即使是冬天也如此，这样他脱掉外套后，他胳膊上的囚犯号纹身就会显露出来。”不仅如此，莱维的墓碑上，紧挨着他名字与生卒年份的下一行，刻下的依然是这一排号码：174517。他的另一位传记作者卡罗•安吉尔曾叙述他葬礼上的场景，大量送葬者都是与莱维有着相似经历的幸存者，他们的颈间都围着围巾，上面分别写着他们自己的囚犯号。这一情景似乎以极其引人深思的寓意与莱维作品中曾写到的多年前的景象遥相呼应：多年以前，在一夜之间，犹太人失去了住所，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所有权利，那时候，他们被迫在衣服上绣上辨识的标记——黄色的六芒星。只不过在这一次，他们重新佩戴自己丧失人的身份的标记，却是为了追索曾经被践踏的自由。
莱维的经历，如他臂膀上的纹身一般，或许让他一生都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之中。他在受困的记忆中追求自由，但却从未自记忆中解脱。詹姆斯•伍德说，莱维“时常感受到一种耻辱——作为人类的耻辱，因为人类发明了集中营的世界”，或许这就是莱维作品中事实感的真正来源：他同他作品的读者一般，以一双对于罪恶全然陌生的眼睛去审视那些超出人类认知范围之外的暴行，同读者一般“难以置信”，“莱维似乎和我们一样不解，这种不解是在叙事上和道德上的双重震惊”。《活在奥斯维辛》中经常被引用的一个经典片段里写道，莱维面对无故施暴的狱警问：“为什么？”而狱警则冰冷地回答：“这里没有为什么。”卡林•罗马诺在《纪事报》的评论中写道：“莱维的人生和写作事业都致力于寻找那个为什么——以使理性与人文不死，以与大屠杀的经历所抗衡。”莱维无疑是个受困者，他被困于这个问题之中，而无论他最终找到答案与否，他都没有停止追问的行动本身。而墓碑上的174517，或许就是他这一生的终极一问。
丹尼尔•波什在《巴黎评论》上的文章中引用了莱维所作的一首诗歌，冥冥之中似与莱维的墓志铭互文：
我只求一事：我的安宁将永驻，
没有新的血，渗入泥土，
莫让死亡的温暖穿越至我身畔，
莫用新的悲伤叫醒这如石的尸骨。
莱维“奥斯维辛的幸存者”“见证人”这样的身份时常被媒体和评论人过分强调，但如莱维作品全集的编辑安•高德斯坦因所言，只强调这一重身份对于莱维这样的作者是不够公平的，如果对于莱维的认识只局限在这一层，实在令人遗憾。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认识上的缺憾，莱维的作品一开始并没能得到应得的重视和赞誉。莱维身在马萨诸塞州的表亲曾把莱维的作品介绍给著名的里卜曼拉比，后者评价说莱维“得再等四十年，美国才会注意到他”。莱维的作品在意大利本土一开始也未受重视，同时期的作者依塔罗•卡尔维诺获得的赞誉要多得多。但卡尔维诺一开始对于莱维的作品就青眼有加，后来更是称莱维为“我们时代最重要、最富有天赋的作家之一”。而如弗兰克•巴尔达索所言，尽管莱维与卡尔维诺生活经历与文学道路迥然不同，“但他们都是被战争的苦难和抗争的经验所形塑的知识分子，……其作品都积极地对其所生活的世界进行干预。”
莱维并没有沉浸在个人的痛苦记忆之中。作为一个作者，他写作不同形式的作品，试图讲述出同一主题下不同的故事，以拓宽他的思考和探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以翻译、评论、访谈等等不同的形式讨论法西斯主义，讨论在大屠杀之后人类文明与政治应该去向何方。霍夫斯特拉大学教授斯坦尼斯劳•帕格里斯曾这样评价莱维：“（莱维）坚持着持续的、激烈的、长久的反法西斯立场，而不只是反对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莱维1974年的文章也对此自证：“每个时代都有它自身的法西斯主义。只要我们看见集中的权力剥夺了公民表达和行使自由意志的可能与方法，我们就看见了法西斯的警示标。”莱维进一步指出，“科学和人文主义是我们抵抗疯狂卷土重来的唯一希望”。也正因为此，他不愿自己只被理解为“大屠杀作者”，或者被神话为“英雄”与“圣徒”。正如卡林•罗马诺所言，“他是一个坚持正义的人文主义者”。
莱维1987年4月跌下自己公寓楼的楼梯而亡，官方的解释是“自杀”。但对于真相，长久以来都众说纷纭。在他的葬礼上，伊曼纽尔•阿多姆拉比说莱维的死亡“不是自杀，而是推迟的谋杀”。犹太作家艾利•维塞尔则认为“普里莫•莱维四十年后还是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詹姆斯•伍德强调莱维的后半生都在与抑郁症抗争，而另一些人，如卡林•罗马诺，则坚持认为莱维的生之渴望无比强烈，他的死亡只是一次失足的意外。无论我们如何去解读莱维的死亡，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莱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依然是一个抗争者；他抵抗法西斯主义，抵抗无知与暴虐，抵抗任何形式的集权与统一化，抵抗过去对他的侵蚀，抵抗让人难以理解又必须去解释的人类自身。
菲利普•罗斯在一次去莱维家拜访后曾写道：“（房间里）最引人注意的东西却是其中最小的一样，墙上挂着一张不起眼的素描，画的是奥斯维辛半损毁的铁丝网。而墙上更显眼的位置却是莱维自己用绝缘金属丝扭成的精巧而有趣的形象……一只大大的蝴蝶，一只猫头鹰，一只小虫子，一个手握缝衣针的鸟战士，还有一个摸着自己鼻子的犹太人。”这似乎恰巧可以映照出莱维的人生，他坚持反抗的人间炼狱的阴影，还有他不断追求的生之丰富与自由的光辉。正如《再度觉醒》末尾莱维所写，在噩梦仿佛已经过去的人类生命中，将不断有一个习得的陌生语言，在半梦半醒间提醒着我们：“起床。”这或许正昭示着我们势必要面对的“再度觉醒”——若非此时，何时？而若非你我，又会是谁人呢？
而普里莫•莱维却是几乎绝无仅有的一个例外。作为一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大屠杀的见证人，莱维的作品却凸显出了不同于其他受难者回忆录的特质。如詹姆斯•伍德在《纽约客》上的评论中所说：“莱维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罕见的讲故事的能力。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大多数幸存者的写作都并非在讲述故事……可以理解，他们的重点都落在懊恨，落在悲哭；或者落在对细节的执着，对传达的迫切，以及对理解的尝试。”莱维的作品有更为独特的气质。他最早的回忆录，《活在奥斯维辛》，尽管充满了一个接一个痛苦的事实，但如詹姆斯伍德所说，“依然让读者欲罢不能”。而他后来的两部作品，《再度觉醒》和《若非此时，何时？》，更是获得了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如潮好评。菲利普•罗斯在一次访谈中评价《再度觉醒》：“（这本书）让人惊讶的地方在于，本来理所当然应该满是悼念情绪和无尽绝望的印记，相反却充满活力。”
詹姆斯•伍德在他的评论中用大量篇幅描绘莱维作品的文学性。莱维语言的生动、情境的夸张与其对无数文学经典的不断造访和互文都让人印象深刻。纽约大学的弗兰克•巴尔达索在其《失重飞行》一文中曾重述《活在奥斯维辛》中的一个经典场景。在集中营片刻的安宁中，莱维用磕磕绊绊的法语翻译但丁《神曲》的《炼狱》一篇，念诵给相伴的法国狱友听。在莱维的回忆中，他们身处一片文明与人性的废墟，在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炼狱”之“炼狱”，但有一种弘大而坚毅的东西已然在莱维的叙述里悄然而生。“如果他的证言必须信实，同时又能够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叩问语言这一认识论的标志，以及文化本身，那么莱维别无选择，唯有重述传统、语言与文化。”弗兰克•巴尔达索这样写道。
确实，莱维别无选择。如他在回忆中所言，奥斯维辛烙印了他，也塑造了他。他和他的同伴们处在坍塌与陷落的核心，直面空荡与虚无，而他也因此不得不试图在其中找到一个支点，找到重新塑造一个新的秩序的根基。詹姆斯•伍德说：“他如其他人一般伤痕累累……但没有丧失治愈与被治愈的能力。……《活在奥斯维辛》与《再度觉醒》中都包含着对于善良和慈悲的美好描绘，……真正跃然纸上的是那些帮助莱维在他的挣扎中存活的男男女女们。”在《再度觉醒》与《若非此时，何时？》中，我们固然能看到暴虐与绝望，倾覆与消散，但我们更能够看到人类在面对尚不知来源的罪恶时的坚忍与悲悯，像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教授约瑟夫•法瑞尔总结的，“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是莱维作品毫无争议的核心主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莱维的作品淡化了人们对于暴行的记忆。恰恰相反，莱维的作品以其对于大屠杀事实的真切描述深入人心。莱维的作品译本刚刚进入美国时，索尔•贝娄盛情评价道：“在普里莫•莱维的作品中，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每个字都不可或缺。”而索尔•贝娄对于莱维作品这种“纯粹性”的推崇也影响了许多后继的评论者。例如《旧金山纪事报》评价道：“普里莫•莱维是那种罕见的人物。他作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在书写他的经历的同时，又能保持一种平衡和协调感……随着他的叙述，历史的真相仿佛展现在我们眼前。”莱维也许深知自己并不需要任何评述。他的责任，或者说他自从逃离生之炼狱后就挥之不去的需要，正是记录他所经历的事实，让无知者得以知晓，让有知者不至遗忘。
莱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囚犯号，是174517。自奥斯维辛之后，莱维终其一生都带着这个烙印，如同他的作品一般，他以此来提醒自己，同时也提醒他人。伊安•汤普森为莱维撰写的传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他总是在西服外套下面穿一件短袖衬衫，即使是冬天也如此，这样他脱掉外套后，他胳膊上的囚犯号纹身就会显露出来。”不仅如此，莱维的墓碑上，紧挨着他名字与生卒年份的下一行，刻下的依然是这一排号码：174517。他的另一位传记作者卡罗•安吉尔曾叙述他葬礼上的场景，大量送葬者都是与莱维有着相似经历的幸存者，他们的颈间都围着围巾，上面分别写着他们自己的囚犯号。这一情景似乎以极其引人深思的寓意与莱维作品中曾写到的多年前的景象遥相呼应：多年以前，在一夜之间，犹太人失去了住所，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所有权利，那时候，他们被迫在衣服上绣上辨识的标记——黄色的六芒星。只不过在这一次，他们重新佩戴自己丧失人的身份的标记，却是为了追索曾经被践踏的自由。
莱维的经历，如他臂膀上的纹身一般，或许让他一生都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之中。他在受困的记忆中追求自由，但却从未自记忆中解脱。詹姆斯•伍德说，莱维“时常感受到一种耻辱——作为人类的耻辱，因为人类发明了集中营的世界”，或许这就是莱维作品中事实感的真正来源：他同他作品的读者一般，以一双对于罪恶全然陌生的眼睛去审视那些超出人类认知范围之外的暴行，同读者一般“难以置信”，“莱维似乎和我们一样不解，这种不解是在叙事上和道德上的双重震惊”。《活在奥斯维辛》中经常被引用的一个经典片段里写道，莱维面对无故施暴的狱警问：“为什么？”而狱警则冰冷地回答：“这里没有为什么。”卡林•罗马诺在《纪事报》的评论中写道：“莱维的人生和写作事业都致力于寻找那个为什么——以使理性与人文不死，以与大屠杀的经历所抗衡。”莱维无疑是个受困者，他被困于这个问题之中，而无论他最终找到答案与否，他都没有停止追问的行动本身。而墓碑上的174517，或许就是他这一生的终极一问。
丹尼尔•波什在《巴黎评论》上的文章中引用了莱维所作的一首诗歌，冥冥之中似与莱维的墓志铭互文：
我只求一事：我的安宁将永驻，
没有新的血，渗入泥土，
莫让死亡的温暖穿越至我身畔，
莫用新的悲伤叫醒这如石的尸骨。
莱维“奥斯维辛的幸存者”“见证人”这样的身份时常被媒体和评论人过分强调，但如莱维作品全集的编辑安•高德斯坦因所言，只强调这一重身份对于莱维这样的作者是不够公平的，如果对于莱维的认识只局限在这一层，实在令人遗憾。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认识上的缺憾，莱维的作品一开始并没能得到应得的重视和赞誉。莱维身在马萨诸塞州的表亲曾把莱维的作品介绍给著名的里卜曼拉比，后者评价说莱维“得再等四十年，美国才会注意到他”。莱维的作品在意大利本土一开始也未受重视，同时期的作者依塔罗•卡尔维诺获得的赞誉要多得多。但卡尔维诺一开始对于莱维的作品就青眼有加，后来更是称莱维为“我们时代最重要、最富有天赋的作家之一”。而如弗兰克•巴尔达索所言，尽管莱维与卡尔维诺生活经历与文学道路迥然不同，“但他们都是被战争的苦难和抗争的经验所形塑的知识分子，……其作品都积极地对其所生活的世界进行干预。”
莱维并没有沉浸在个人的痛苦记忆之中。作为一个作者，他写作不同形式的作品，试图讲述出同一主题下不同的故事，以拓宽他的思考和探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以翻译、评论、访谈等等不同的形式讨论法西斯主义，讨论在大屠杀之后人类文明与政治应该去向何方。霍夫斯特拉大学教授斯坦尼斯劳•帕格里斯曾这样评价莱维：“（莱维）坚持着持续的、激烈的、长久的反法西斯立场，而不只是反对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莱维1974年的文章也对此自证：“每个时代都有它自身的法西斯主义。只要我们看见集中的权力剥夺了公民表达和行使自由意志的可能与方法，我们就看见了法西斯的警示标。”莱维进一步指出，“科学和人文主义是我们抵抗疯狂卷土重来的唯一希望”。也正因为此，他不愿自己只被理解为“大屠杀作者”，或者被神话为“英雄”与“圣徒”。正如卡林•罗马诺所言，“他是一个坚持正义的人文主义者”。
莱维1987年4月跌下自己公寓楼的楼梯而亡，官方的解释是“自杀”。但对于真相，长久以来都众说纷纭。在他的葬礼上，伊曼纽尔•阿多姆拉比说莱维的死亡“不是自杀，而是推迟的谋杀”。犹太作家艾利•维塞尔则认为“普里莫•莱维四十年后还是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詹姆斯•伍德强调莱维的后半生都在与抑郁症抗争，而另一些人，如卡林•罗马诺，则坚持认为莱维的生之渴望无比强烈，他的死亡只是一次失足的意外。无论我们如何去解读莱维的死亡，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莱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依然是一个抗争者；他抵抗法西斯主义，抵抗无知与暴虐，抵抗任何形式的集权与统一化，抵抗过去对他的侵蚀，抵抗让人难以理解又必须去解释的人类自身。
菲利普•罗斯在一次去莱维家拜访后曾写道：“（房间里）最引人注意的东西却是其中最小的一样，墙上挂着一张不起眼的素描，画的是奥斯维辛半损毁的铁丝网。而墙上更显眼的位置却是莱维自己用绝缘金属丝扭成的精巧而有趣的形象……一只大大的蝴蝶，一只猫头鹰，一只小虫子，一个手握缝衣针的鸟战士，还有一个摸着自己鼻子的犹太人。”这似乎恰巧可以映照出莱维的人生，他坚持反抗的人间炼狱的阴影，还有他不断追求的生之丰富与自由的光辉。正如《再度觉醒》末尾莱维所写，在噩梦仿佛已经过去的人类生命中，将不断有一个习得的陌生语言，在半梦半醒间提醒着我们：“起床。”这或许正昭示着我们势必要面对的“再度觉醒”——若非此时，何时？而若非你我，又会是谁人呢？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