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记忆里翻出来的书评……
如今看书的随机性很小，往往只看自己感兴趣领域的书，很少随便找书看。与这本书的相遇充满了萍水相逢的故事性。去香港之前皇军要我帮忙带这本书，而我一直对他关心的领域没什么兴趣，也就没有事先调查这本书的背景，连封面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在油麻地中华书局二楼的历史类面对简繁体书脊一一排查无果，放眼望去突然看到一摞随机堆放的书上正是这本《民国乃敌国也》，这体积这价格，我只好感慨皇军真不客气。回程的火车上苦于没有杂志看，只好看这本大部头，这才知道主题是清朝遗民，并决心看完了再给皇军。
遗民这个话题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崖山之役和八大山人，总带着文天祥式的悲壮和“哭之笑之”的忧桑。然而清遗民处在国体转换交接的路口，“臣民”变成“公民”，效忠对象从一姓王朝变成民族国家；满汉这种ethinic group之间的矛盾以外，又出现了nation之间的矛盾，天朝上国被东夷西戎鄙视欺凌，传统伦理道德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遗老遗少不再受人同情或景仰，反被视为泥古不化的封建残余。这是本书光荣被禁的理由之一。【ps. 这篇文章写于2012年，当时中华书局尚未引进出版】
书里写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比如兴“孔教”，不仅仅希望重视传统儒家文化，更企图立之为国教，以维护社会秩序、伦常道统。反对理由自然包括对宗教迷信的一贯说辞，更有当时国际社会对宗教自由这种新人权观念的推崇。这种“孔教”的概念未免有些做作，可以想见推崇者康有为等人是想用较大力度恢复传统道德，而使用了宗教的观念来概述。联想到近年来总有言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更无敬畏之心，才会做出丧尽天良谋财害命的种种恶行。中国确实没有国教，连“孔教”都不能算是最根深蒂固的信仰，只有现在统称为“传统文化”或者“国学”的东西，四书五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外加儒释道三教合一孕育的《西游记》这类仔细想想顿觉叹为观止的作品，一锅乱炖的和谐景象未必是坏事。反观西方基督教、中东伊斯兰教，其实也同样经历了这种融合衍变的过程，无论是产生创立还是发展壮大，都是多种文化因子的结合。而一神宗教的前身，各种粗浅的信仰、民俗乃至巫术，在人类学眼中有着几乎固定的公式和原则。简言之“天人合一”的思想，放在我们这里就是“礼”，放在欧洲就是春天复活节冬天圣诞节。纠缠最本源的宗教信仰，在我看来，并不是解释民族性的最好方式；民族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随机因素或许才是最有价值的。不过近代还真有立国教这回事，值得围观一下。
有些人物也是读这本书才了解。鄙陋如我，居然不知道罗振玉和王国维是亲家，而且罗和犬养毅、芥川龙之介挺熟；再次证实鲁迅是个挺有爱的公知；热血青年汪兆铭有个怀念清廷的兄弟汪兆镛…… 书中重点写了郑孝胥（之前这个名字大概也是看电影电视剧听说的），以他为代表的anti-communism遗民思想恐怕也是本书无法引进的理由。他有个很有趣的论断：“共和生子曰共产，共产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复昌。此图谶也。”他推崇dictator制，希望中国能学意大利法西斯，认为日本天皇可以承担复兴中国的重任，“孰为夷狄，孰为中国，观其政教异于孔子否”（跟汪精卫叛国的理由似乎有类似之处），还提出“王道”学说：这个出自《尚书》的古语，经他解释，成了维护中国民族尊严、促进世界和平、恢复社会秩序和传统文化的一套理论系统，也和“孔学会”有所合作。不过犀利的鲁迅嘲讽道：“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然而处于时代漩涡中的人们，面对世界强加于祖国的民族国家语境，又有多少分辨力？
有些事件今天看来顺理成章，却忘了当年的波澜。或许是因为清宫戏泛滥，减少了皇室的严肃感，抑或是因为游人总是那么多，去故宫的时候并不觉得惊异和奇妙。1925年故宫对外开放，这个伤感的“故”宫，向普通人展示皇室不为人知的隐秘，在大众传媒还未普及的当时，去掉了旧时代的神秘感，恐怕我们都无法体会当年游人们的震撼了。遗民在种种不利环境下修成《清史稿》，也成为王朝最后的记忆，从此的官方记录再没有如此体例。想起洛可可画家弗拉戈纳尔在法国大革命后当了卢浮宫的一名普通管理员，也是遗民与故宫相依为命的一道风景。
整本书看完，虽然分量了得，但语言平实易懂，毫无故弄玄虚的修辞，对于脑力日渐下降的我来说是个好事，不过我也想辩解一句，一般史学大湿的作品都适于阅读，如果没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应该使用亲切的行文风格。然而作者动不动就抛出西方学者创制的概念，引用比对，却也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将这些理论贯穿到对史料的解释中，显得只是告诉大家我博览群书旁征博引，让学术屌丝默默羡慕嫉妒恨，颇有卖弄之嫌。薛大湿曾经说过：“所谓‘理论’，其实更多是视角的问题。‘理论’都是为更好地诠释史实服务的。另一方面，没有理论的观察是不存在的，而观察的质量取决于理论的准备，一味堆积史料没有太大的意义。真正的史学佳作是对史实作精彩的诠释，但所谓‘理论’的痕迹并不明显，‘让事实说话’，并没有很突兀的‘解释框架’。”今天讲究实证的历史学研究，应该崇尚这种理论使用守则，而不是像堆砌史料一样堆砌花哨的理论名词。
最后，对于“遗民”这个群体，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民国在大陆的遗民。现代强大的国家机器几乎已经灭绝了“隐士”这种生物（当然我没有调查过，只是觉得庙里有政协委员住持、山上有护林员村委会、岛上有PLA蜀黍……），遗民（特别是显赫人士）怎么逃得过统战或反革命指控这类命运？连宣统帝都只能获得特赦去北京植物园浇花，国民党的余部连同中间路线一众成为民主党派，遗民或许只存在于YY之中了，我能想到的比如章诒和。另外就是一种文化上的“遗民”，对前朝、或者仅仅是过去时代的怀念，比如自认为有“六朝情结”的蒋勋，倾其一生感怀乡间别墅里优美童年的沙俄贵族后代纳博科夫，连列维-施特劳斯也说过：“我所了解的、热爱的、拥有15亿人口的那个世界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这个60亿人口的世界，与我无涉。”
遗民这个话题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崖山之役和八大山人，总带着文天祥式的悲壮和“哭之笑之”的忧桑。然而清遗民处在国体转换交接的路口，“臣民”变成“公民”，效忠对象从一姓王朝变成民族国家；满汉这种ethinic group之间的矛盾以外，又出现了nation之间的矛盾，天朝上国被东夷西戎鄙视欺凌，传统伦理道德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遗老遗少不再受人同情或景仰，反被视为泥古不化的封建残余。这是本书光荣被禁的理由之一。【ps. 这篇文章写于2012年，当时中华书局尚未引进出版】
书里写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比如兴“孔教”，不仅仅希望重视传统儒家文化，更企图立之为国教，以维护社会秩序、伦常道统。反对理由自然包括对宗教迷信的一贯说辞，更有当时国际社会对宗教自由这种新人权观念的推崇。这种“孔教”的概念未免有些做作，可以想见推崇者康有为等人是想用较大力度恢复传统道德，而使用了宗教的观念来概述。联想到近年来总有言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更无敬畏之心，才会做出丧尽天良谋财害命的种种恶行。中国确实没有国教，连“孔教”都不能算是最根深蒂固的信仰，只有现在统称为“传统文化”或者“国学”的东西，四书五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外加儒释道三教合一孕育的《西游记》这类仔细想想顿觉叹为观止的作品，一锅乱炖的和谐景象未必是坏事。反观西方基督教、中东伊斯兰教，其实也同样经历了这种融合衍变的过程，无论是产生创立还是发展壮大，都是多种文化因子的结合。而一神宗教的前身，各种粗浅的信仰、民俗乃至巫术，在人类学眼中有着几乎固定的公式和原则。简言之“天人合一”的思想，放在我们这里就是“礼”，放在欧洲就是春天复活节冬天圣诞节。纠缠最本源的宗教信仰，在我看来，并不是解释民族性的最好方式；民族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随机因素或许才是最有价值的。不过近代还真有立国教这回事，值得围观一下。
有些人物也是读这本书才了解。鄙陋如我，居然不知道罗振玉和王国维是亲家，而且罗和犬养毅、芥川龙之介挺熟；再次证实鲁迅是个挺有爱的公知；热血青年汪兆铭有个怀念清廷的兄弟汪兆镛…… 书中重点写了郑孝胥（之前这个名字大概也是看电影电视剧听说的），以他为代表的anti-communism遗民思想恐怕也是本书无法引进的理由。他有个很有趣的论断：“共和生子曰共产，共产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复昌。此图谶也。”他推崇dictator制，希望中国能学意大利法西斯，认为日本天皇可以承担复兴中国的重任，“孰为夷狄，孰为中国，观其政教异于孔子否”（跟汪精卫叛国的理由似乎有类似之处），还提出“王道”学说：这个出自《尚书》的古语，经他解释，成了维护中国民族尊严、促进世界和平、恢复社会秩序和传统文化的一套理论系统，也和“孔学会”有所合作。不过犀利的鲁迅嘲讽道：“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然而处于时代漩涡中的人们，面对世界强加于祖国的民族国家语境，又有多少分辨力？
有些事件今天看来顺理成章，却忘了当年的波澜。或许是因为清宫戏泛滥，减少了皇室的严肃感，抑或是因为游人总是那么多，去故宫的时候并不觉得惊异和奇妙。1925年故宫对外开放，这个伤感的“故”宫，向普通人展示皇室不为人知的隐秘，在大众传媒还未普及的当时，去掉了旧时代的神秘感，恐怕我们都无法体会当年游人们的震撼了。遗民在种种不利环境下修成《清史稿》，也成为王朝最后的记忆，从此的官方记录再没有如此体例。想起洛可可画家弗拉戈纳尔在法国大革命后当了卢浮宫的一名普通管理员，也是遗民与故宫相依为命的一道风景。
整本书看完，虽然分量了得，但语言平实易懂，毫无故弄玄虚的修辞，对于脑力日渐下降的我来说是个好事，不过我也想辩解一句，一般史学大湿的作品都适于阅读，如果没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应该使用亲切的行文风格。然而作者动不动就抛出西方学者创制的概念，引用比对，却也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将这些理论贯穿到对史料的解释中，显得只是告诉大家我博览群书旁征博引，让学术屌丝默默羡慕嫉妒恨，颇有卖弄之嫌。薛大湿曾经说过：“所谓‘理论’，其实更多是视角的问题。‘理论’都是为更好地诠释史实服务的。另一方面，没有理论的观察是不存在的，而观察的质量取决于理论的准备，一味堆积史料没有太大的意义。真正的史学佳作是对史实作精彩的诠释，但所谓‘理论’的痕迹并不明显，‘让事实说话’，并没有很突兀的‘解释框架’。”今天讲究实证的历史学研究，应该崇尚这种理论使用守则，而不是像堆砌史料一样堆砌花哨的理论名词。
最后，对于“遗民”这个群体，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民国在大陆的遗民。现代强大的国家机器几乎已经灭绝了“隐士”这种生物（当然我没有调查过，只是觉得庙里有政协委员住持、山上有护林员村委会、岛上有PLA蜀黍……），遗民（特别是显赫人士）怎么逃得过统战或反革命指控这类命运？连宣统帝都只能获得特赦去北京植物园浇花，国民党的余部连同中间路线一众成为民主党派，遗民或许只存在于YY之中了，我能想到的比如章诒和。另外就是一种文化上的“遗民”，对前朝、或者仅仅是过去时代的怀念，比如自认为有“六朝情结”的蒋勋，倾其一生感怀乡间别墅里优美童年的沙俄贵族后代纳博科夫，连列维-施特劳斯也说过：“我所了解的、热爱的、拥有15亿人口的那个世界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这个60亿人口的世界，与我无涉。”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