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一种精神现象在德国
1. 自然与历史
萨弗兰斯基的这本思想史作品标题名为 Romantik. Eine Deutsche Affäre（浪漫主义：一个德国事件），前半部分 “浪漫主义（Die Romantik）” 讲的是1770~1830德国文化史，后半部分 “浪漫（Das Romantische）” 说的是这种精神特质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的延续。然而整本书的真正立足点其实在后者而不在前者。这里首先有必要提一下以赛亚·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伯林将浪漫主义视作一个文化史现象，而非某种宽泛的人类精神状态。我们完全可能在古希腊人或中国人的诗歌中找到浪漫，但 “浪漫主义” 却是1800前后发源于德国的欧洲文化史现象。然而当伯林将康德判定为 “浪漫主义者” 时，他难道不也是根据是否 “浪漫” 才做出这个判定吗？正如加比托娃的《德国浪漫哲学》开宗明义地认为：“浪漫主义属于公认具有永久现实意义的世界文化现象”，然而任何研究浪漫主义的人都必然会在1800年前后的那场运动中，这殊别的表象中，去发现浪漫最深长的历史表现。贯穿萨弗兰斯基这本书，重复出现最多次的是诺瓦利斯对 “浪漫化” 这一心理状态的定义 “给卑贱以崇高的意义，给寻常以神秘的模样，给已知以未知的庄重，给有限以无限的表象”，而不是对浪漫主义的历史定义。
“自然与历史谁优先于谁” 是解释学中的鸡与蛋问题：人一方面必然要通过人性自然的直觉理解来理解历史，另一方面人性自然却只可能以历史的语言被表达。在浪漫主义这件事上，一方面我们只有先领悟了 “浪漫” 才能领悟1800年前后的那场浪漫主义文化史，另一方面我们对 “浪漫” 的领悟本身就是依赖对人类史上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学习才获得的，而1800年前后的那场运动则是其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次。
2. 浪漫与功利
对浪漫主义和浪漫的双重讨论，令萨弗兰斯基能够以超越以往的精度揭示问题的实质：从思想史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反对启蒙主义；然而从更大的，即 “浪漫” 的尺度上说，它其实是在反对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就是启蒙主义的逻辑终点）。促成浪漫主义运动的两个历史条件也得到了揭示：
一、三百年来的印刷业增长，在十八世纪末到达了能持续提供多样性的印刷品的地步。1800前后的发达印刷术为席勒、施莱尔马赫以及更激进的 “以美育代宗教” 提供了物质条件：只有当教化的方式从对少量文本（无论它是圣经还是红宝书）的每日重复，变成了对大量文本的广泛阅读，浪漫主义者说的 “善感性”、“moral sentiments” 才能够被培育。
二、工业革命和启蒙思想太快地危及了旧秩序（而不仅是旧制度），其速度已经超过了浪漫主义者的承受能力。浪漫主义比启蒙运动晚了近半个世纪，并与工业革命同时出现，这暴露了它的真正对立面是后者而非前者：浪漫主义的最初对手的确是启蒙思想，是对已被识字阶级的理性精神逼迫到濒临灭绝的民俗文化的 “拯救” 或重塑；然而令浪漫之火继续燃烧下去的却是现代工业对 “自然” 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功利精神。
补充一点：萨弗兰斯基已经谈到了印刷术，却未能意识到印刷术正是让 “浪漫主义” 历史运动结束后得以形成 “浪漫” 的物质条件（类似的是它也促成了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结束后仍影响着漫长后世，也令复杂知识的共享、积累和进步成为可能）。白纸黑字统一印刷促成了文学 “经典” 的形成，对于此已经有 Elizabeth Eisenstein、William St. Clair 等历史学家作出过论述：莎士比亚在18世纪的经典化是最典型的例子，对浪漫主义的形成影响深远；而印刷术又是如何将浪漫主义者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百年之后的浪漫者，很遗憾作者未能进行挖掘。
功利主义者能够较轻易地反驳浪漫主义者，将凡是徒增痛苦的浪漫都贬斥为一种自我沉溺（self-indulgence）。即便伯纳德·威廉斯以 “生命完整性” 这样的概念试图为这种自我沉溺辩护，功利主义者仍可以通过区分 “谁之浪漫、何种完整性” 来反驳威廉斯式的道德怀疑论者。（广义上的）浪漫派对功利主义的较成功的批判出自尼采，这个反浪漫主义的浪漫者：尼采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在于浪漫派在对中世纪旧偶像的幻想中暴露出的孱弱，以及他们发明的偶像 “民族” 中暴露出的畜群本能。尼采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则是针对 “舒适主义”：正是那些把 “幸福高于一切” 的口号抬得最高的人低估了这个伟大的命令。他们的幸福就是邻人的称颂，他们的痛苦就是对邻人的嫉妒。只知道 “要幸福” 的鸡汤末人注定无缘于幸福与痛苦的深不可测。后世的功利主义研究承认了这一点：功利主义并不（像义务论那样）提供价值判断的理由，当你追求或享受幸福，你一定在追求或享受某些具体之物。此书关于尼采的第十四章是全书最精彩的一章，这得益于尼采的丰富。可惜萨弗兰斯基对尼采的文化史解读服务于对 “浪漫” 的阐发，哲学上还是要将尼采放置在现代人的 “自我超越” 和十九世纪欧洲虚无主义危机中进行 “反虚无主义” 才能抓住尼采的核心，而他对此并未涉及。
3. 艺术与政治
文化史上大多文化潮流的趋势，就是在开始时很激进，几代人后逐渐归于平淡并最终衰竭。然而德国 “浪漫” 精神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历史演化：它发端于对诗性天才的赞美，终结于政治上的疯狂盲目，从1770到1930的百余年可以被理解为这种浪漫精神不断激进化、极端化的过程。德国在统一，而德国文化却越来越从 “普遍诗”、“世界文学” 的理想中退缩到对德国性的 “土壤” 的 “扎根” 中去。
以赛亚·伯林《根源》的考察对象并不仅限于德国人，所以他提到了埃德蒙·伯克的影响：为清晰的法律虚构出粗粝的土壤，为冷酷的国家赋予社群（community）的想象，给已死的祖先以生命的权力，给未生的来者一个永恒的命运。萨弗兰斯基这本书仅关于作为 “一个德国事件”，而整本书中唯一论及的外国人就是伯克。这位英国保守主义者在一堆德国浪漫派群像中格外引人注目，仿佛是德国浪漫派唯一的海外知音（多么不幸，是政治上的知音）。其实无论是伯林还是萨弗兰斯基都未区分过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这三种思潮，思想史研究绝不可能区分三者。然而萨弗兰斯基对 “浪漫” 的心理状态的研究却超越了1800前后的那场历史运动：正如保守主义一样，激进左派其实也是浪漫的，1960年代左翼运动是浪漫情绪反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复萌。左派怨恨资本主义，保守派怨恨现代性，两种最极端的意识形态反而是相通的。（参见： http://book.douban.com/review/7680709/ ）
然而在依靠经济实力说话的现代世界，这些意识形态家们却发现自己身不由己：他们不得不寄居在庞大的现代国家上，一旦舍弃这台高效的机器就会被打回到农业社会。这说明了一种分裂：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功利主义者，却在意识形态上持坚决的反功利主义立场。诺瓦利斯所说 “给卑贱以崇高的意义，给寻常以神秘的模样，给已知以未知的庄重，给有限以无限的表象” 这个关于浪漫的定义就呈现出了它的另一面：事情原本并不崇高、并不神秘、并不庄重也并非无限，浪漫主义成为了 “装” 逼主义。萨弗兰斯基认为，为了一边支持撕毁了田园的现代工业一边沉浸在温情脉脉的私人幻想中，他们发明了 “钢铁浪漫主义”，其代表性象征即威廉二世的星辰大海，和一战爆发第一个月那一百五十万首歌颂战争的德语诗歌。这个时代的浪漫者已经和早期的浪漫主义者不同，他们痛苦于文化与文明之间的紧张关系，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始终无法挣脱后者。
以上诗与政治问题在 Frederick Beiser 对早期浪漫派的研究中得到概括：席勒时代的浪漫派艺术是为了教化而生，教化是为了塑造政治公民之必需，因此政治本身被设定为一个免疫于浪漫的领域；魏玛与纳粹时期的浪漫派却颠倒了政治与艺术，认为政治必须是艺术（符合浪漫精神）的。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边沁读到席勒对 “欢乐女神” 的赞颂：“让被诸习俗所严厉分割的，重新团结在一起；在欢乐女神羽翼之下，人类团结成兄弟”，断然不会反对。旧制度压迫下的革命形势令的启蒙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结成偶然的盟友（康德就是此二者相结合的典型代表，这也是为何康德道德哲学有着巨大的内在矛盾，从基督教版的康德到规则功利主义版的解释层出不穷。休谟、康德的时代的人尚可能勉强维系启蒙主义和浪漫（保守）主义的联盟，但人类追求逻辑彻底性的本能令其内在矛盾到了边沁、费希特那一代人身上就必然破裂）；在革命之后的现代世界二者必然要爆发的矛盾才暴露出来。启蒙主义者要求的是公正、和平与宁静，而浪漫主义者有着一颗永不宁静的心。
4. 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
萨弗兰斯基提到正是在浪漫思潮政治化程度最高的纳粹时期，他们 “反政治” 的倾向以及对 “政治之人” 的鄙视最激烈。然而人是有政治的动物，在普遍关联的生活世界中根本没有完全非政治的东西。当有人说 “不谈政治” 的时候，他们说的无非就是 “不要从利益得失的观点看事件”，而要关心意识形态所赋予它的 “深刻意义”。纯粹的浪漫主义者不谈政治，他们的语言是文化及其命令；纯粹的现代人没有文化，他们的语言是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在萨弗兰斯基的海德格尔思想传记《来自德国的大师》中，他如是对海氏的政治哲学进行了精炼的概括：
【海德格尔试图去分析安全距离的策略：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不要使人的诗的强力言辞变为现实。人们常常把诗理解为经历和想象的 “表达”，它有娱乐价值，对拓展思想的界限有好处……这种不是进入到现象的影响力范围之中去，只是从外部来规定它、固定它的做法，被海德格尔称之为 “自由主义” 的基本立场……这是对 “自由主义的” 一词的独特使用，所指的是无思想的、无情感的、在方法上拒绝或放弃对事物本身的意义的干预。人们总想到事物的 “上头”、“底下”、“背后” 去看个究竟。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尽量避免被牵连到事物 “里头” 去。】
浪漫主义与 “自由主义” 两种精神姿态的对立，被呈现为入乎其内地进入问题、“有机地” 把握矛盾的态度，和出乎其外地消解问题、让矛盾不能发生的态度之间的对立。沉迷于 “扎根性” 的海德格尔显然属于前者。常有人说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是二十世纪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在此贴出维特根斯坦传记《天才之于责任》的一个段落：
【他俩路过一个报摊，报摊的牌子上写着德国政府指控英国试图谋杀希特勒；维特根斯坦评论道，如果那是真的他不会吃惊。马尔科姆提出异议。他说，这种行为和英国的 “民族性格” 不相容，维特根斯坦生气地回答这个 “粗劣的” 议论：“……学习哲学还有什么用，如果它对你的全部意义，是让你能够像是有道理地谈论某些深奥的逻辑问题，等等，如果它没有改进你对日常生活的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没有令你在对某些危险词汇的使用上比……记者更谨慎——那种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那些词汇。”】
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是人类史上对 “意义” 拒斥最彻底的哲学。绝不先行陷入任何文化语境中去理解语言：为何要在乎意义？我们应当旁观概念的用法，看使用概念的人们能否或如何稳定地使用它。绝不入戏太深：那些包含 “心灵的迷雾” 的神秘词句都是空转的齿轮，皆是语言中的幻象镜与障眼法，例如 “民族性格” 这个无意义的乱码不过是纳粹农民哲学家式的私人癖好。本文止于此，再写下去就会由一篇谈论浪漫主义及其对立面的文章变成一篇试图区分欧陆与英美哲学的文章了。然而如果按照罗伯特·布兰顿式的表达主义逻辑观，逻辑中充当 “范畴” 的那些词汇只是把话说清楚的工具，这两种哲学也正是两种文明最凝练的表达。
总结：
正如伯林《根源》中不断地依靠揭示浪漫主义不是什么，来展示它是什么；萨弗兰斯基始终凸显的是 “浪漫” 不是什么，并以此展示了浪漫。贯穿于整本书中的是一组组尖锐的对立：浪漫与功利，诗与政治，扎根信仰与旁观者清，私人语言与公共性。中译本将标题改为 “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 虽未能忠实原标题却非常恰当，因为整本书的最核心观点就是浪漫主义的艺术成就及其政治危险。萨弗兰斯基留下一个建议：生命中不可能没有浪漫，但政治绝不能浪漫。作者没有能告诉我们，审美与政治之间的界限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应当划定在哪里。这已是哲学家的工作，而不是思想史学的工作。本书是萨弗兰斯基的晚期作品（德文版出版于2007年），融汇了这位思想传记作家的毕生所学，在德国人的群像中流露出的是作者对更一般的思想倾向的把握和批判，关乎的不仅是 “浪漫主义：一个德国事件”，也不仅是工业革命那个历史阶段的一种精神状态，而是人类更深远的未来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萨弗兰斯基的这本思想史作品标题名为 Romantik. Eine Deutsche Affäre（浪漫主义：一个德国事件），前半部分 “浪漫主义（Die Romantik）” 讲的是1770~1830德国文化史，后半部分 “浪漫（Das Romantische）” 说的是这种精神特质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的延续。然而整本书的真正立足点其实在后者而不在前者。这里首先有必要提一下以赛亚·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伯林将浪漫主义视作一个文化史现象，而非某种宽泛的人类精神状态。我们完全可能在古希腊人或中国人的诗歌中找到浪漫，但 “浪漫主义” 却是1800前后发源于德国的欧洲文化史现象。然而当伯林将康德判定为 “浪漫主义者” 时，他难道不也是根据是否 “浪漫” 才做出这个判定吗？正如加比托娃的《德国浪漫哲学》开宗明义地认为：“浪漫主义属于公认具有永久现实意义的世界文化现象”，然而任何研究浪漫主义的人都必然会在1800年前后的那场运动中，这殊别的表象中，去发现浪漫最深长的历史表现。贯穿萨弗兰斯基这本书，重复出现最多次的是诺瓦利斯对 “浪漫化” 这一心理状态的定义 “给卑贱以崇高的意义，给寻常以神秘的模样，给已知以未知的庄重，给有限以无限的表象”，而不是对浪漫主义的历史定义。
“自然与历史谁优先于谁” 是解释学中的鸡与蛋问题：人一方面必然要通过人性自然的直觉理解来理解历史，另一方面人性自然却只可能以历史的语言被表达。在浪漫主义这件事上，一方面我们只有先领悟了 “浪漫” 才能领悟1800年前后的那场浪漫主义文化史，另一方面我们对 “浪漫” 的领悟本身就是依赖对人类史上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学习才获得的，而1800年前后的那场运动则是其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次。
2. 浪漫与功利
对浪漫主义和浪漫的双重讨论，令萨弗兰斯基能够以超越以往的精度揭示问题的实质：从思想史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反对启蒙主义；然而从更大的，即 “浪漫” 的尺度上说，它其实是在反对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就是启蒙主义的逻辑终点）。促成浪漫主义运动的两个历史条件也得到了揭示：
一、三百年来的印刷业增长，在十八世纪末到达了能持续提供多样性的印刷品的地步。1800前后的发达印刷术为席勒、施莱尔马赫以及更激进的 “以美育代宗教” 提供了物质条件：只有当教化的方式从对少量文本（无论它是圣经还是红宝书）的每日重复，变成了对大量文本的广泛阅读，浪漫主义者说的 “善感性”、“moral sentiments” 才能够被培育。
二、工业革命和启蒙思想太快地危及了旧秩序（而不仅是旧制度），其速度已经超过了浪漫主义者的承受能力。浪漫主义比启蒙运动晚了近半个世纪，并与工业革命同时出现，这暴露了它的真正对立面是后者而非前者：浪漫主义的最初对手的确是启蒙思想，是对已被识字阶级的理性精神逼迫到濒临灭绝的民俗文化的 “拯救” 或重塑；然而令浪漫之火继续燃烧下去的却是现代工业对 “自然” 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功利精神。
补充一点：萨弗兰斯基已经谈到了印刷术，却未能意识到印刷术正是让 “浪漫主义” 历史运动结束后得以形成 “浪漫” 的物质条件（类似的是它也促成了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结束后仍影响着漫长后世，也令复杂知识的共享、积累和进步成为可能）。白纸黑字统一印刷促成了文学 “经典” 的形成，对于此已经有 Elizabeth Eisenstein、William St. Clair 等历史学家作出过论述：莎士比亚在18世纪的经典化是最典型的例子，对浪漫主义的形成影响深远；而印刷术又是如何将浪漫主义者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百年之后的浪漫者，很遗憾作者未能进行挖掘。
功利主义者能够较轻易地反驳浪漫主义者，将凡是徒增痛苦的浪漫都贬斥为一种自我沉溺（self-indulgence）。即便伯纳德·威廉斯以 “生命完整性” 这样的概念试图为这种自我沉溺辩护，功利主义者仍可以通过区分 “谁之浪漫、何种完整性” 来反驳威廉斯式的道德怀疑论者。（广义上的）浪漫派对功利主义的较成功的批判出自尼采，这个反浪漫主义的浪漫者：尼采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在于浪漫派在对中世纪旧偶像的幻想中暴露出的孱弱，以及他们发明的偶像 “民族” 中暴露出的畜群本能。尼采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则是针对 “舒适主义”：正是那些把 “幸福高于一切” 的口号抬得最高的人低估了这个伟大的命令。他们的幸福就是邻人的称颂，他们的痛苦就是对邻人的嫉妒。只知道 “要幸福” 的鸡汤末人注定无缘于幸福与痛苦的深不可测。后世的功利主义研究承认了这一点：功利主义并不（像义务论那样）提供价值判断的理由，当你追求或享受幸福，你一定在追求或享受某些具体之物。此书关于尼采的第十四章是全书最精彩的一章，这得益于尼采的丰富。可惜萨弗兰斯基对尼采的文化史解读服务于对 “浪漫” 的阐发，哲学上还是要将尼采放置在现代人的 “自我超越” 和十九世纪欧洲虚无主义危机中进行 “反虚无主义” 才能抓住尼采的核心，而他对此并未涉及。
3. 艺术与政治
文化史上大多文化潮流的趋势，就是在开始时很激进，几代人后逐渐归于平淡并最终衰竭。然而德国 “浪漫” 精神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历史演化：它发端于对诗性天才的赞美，终结于政治上的疯狂盲目，从1770到1930的百余年可以被理解为这种浪漫精神不断激进化、极端化的过程。德国在统一，而德国文化却越来越从 “普遍诗”、“世界文学” 的理想中退缩到对德国性的 “土壤” 的 “扎根” 中去。
以赛亚·伯林《根源》的考察对象并不仅限于德国人，所以他提到了埃德蒙·伯克的影响：为清晰的法律虚构出粗粝的土壤，为冷酷的国家赋予社群（community）的想象，给已死的祖先以生命的权力，给未生的来者一个永恒的命运。萨弗兰斯基这本书仅关于作为 “一个德国事件”，而整本书中唯一论及的外国人就是伯克。这位英国保守主义者在一堆德国浪漫派群像中格外引人注目，仿佛是德国浪漫派唯一的海外知音（多么不幸，是政治上的知音）。其实无论是伯林还是萨弗兰斯基都未区分过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这三种思潮，思想史研究绝不可能区分三者。然而萨弗兰斯基对 “浪漫” 的心理状态的研究却超越了1800前后的那场历史运动：正如保守主义一样，激进左派其实也是浪漫的，1960年代左翼运动是浪漫情绪反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复萌。左派怨恨资本主义，保守派怨恨现代性，两种最极端的意识形态反而是相通的。（参见： http://book.douban.com/review/7680709/ ）
然而在依靠经济实力说话的现代世界，这些意识形态家们却发现自己身不由己：他们不得不寄居在庞大的现代国家上，一旦舍弃这台高效的机器就会被打回到农业社会。这说明了一种分裂：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功利主义者，却在意识形态上持坚决的反功利主义立场。诺瓦利斯所说 “给卑贱以崇高的意义，给寻常以神秘的模样，给已知以未知的庄重，给有限以无限的表象” 这个关于浪漫的定义就呈现出了它的另一面：事情原本并不崇高、并不神秘、并不庄重也并非无限，浪漫主义成为了 “装” 逼主义。萨弗兰斯基认为，为了一边支持撕毁了田园的现代工业一边沉浸在温情脉脉的私人幻想中，他们发明了 “钢铁浪漫主义”，其代表性象征即威廉二世的星辰大海，和一战爆发第一个月那一百五十万首歌颂战争的德语诗歌。这个时代的浪漫者已经和早期的浪漫主义者不同，他们痛苦于文化与文明之间的紧张关系，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始终无法挣脱后者。
以上诗与政治问题在 Frederick Beiser 对早期浪漫派的研究中得到概括：席勒时代的浪漫派艺术是为了教化而生，教化是为了塑造政治公民之必需，因此政治本身被设定为一个免疫于浪漫的领域；魏玛与纳粹时期的浪漫派却颠倒了政治与艺术，认为政治必须是艺术（符合浪漫精神）的。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边沁读到席勒对 “欢乐女神” 的赞颂：“让被诸习俗所严厉分割的，重新团结在一起；在欢乐女神羽翼之下，人类团结成兄弟”，断然不会反对。旧制度压迫下的革命形势令的启蒙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结成偶然的盟友（康德就是此二者相结合的典型代表，这也是为何康德道德哲学有着巨大的内在矛盾，从基督教版的康德到规则功利主义版的解释层出不穷。休谟、康德的时代的人尚可能勉强维系启蒙主义和浪漫（保守）主义的联盟，但人类追求逻辑彻底性的本能令其内在矛盾到了边沁、费希特那一代人身上就必然破裂）；在革命之后的现代世界二者必然要爆发的矛盾才暴露出来。启蒙主义者要求的是公正、和平与宁静，而浪漫主义者有着一颗永不宁静的心。
4. 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
萨弗兰斯基提到正是在浪漫思潮政治化程度最高的纳粹时期，他们 “反政治” 的倾向以及对 “政治之人” 的鄙视最激烈。然而人是有政治的动物，在普遍关联的生活世界中根本没有完全非政治的东西。当有人说 “不谈政治” 的时候，他们说的无非就是 “不要从利益得失的观点看事件”，而要关心意识形态所赋予它的 “深刻意义”。纯粹的浪漫主义者不谈政治，他们的语言是文化及其命令；纯粹的现代人没有文化，他们的语言是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在萨弗兰斯基的海德格尔思想传记《来自德国的大师》中，他如是对海氏的政治哲学进行了精炼的概括：
【海德格尔试图去分析安全距离的策略：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不要使人的诗的强力言辞变为现实。人们常常把诗理解为经历和想象的 “表达”，它有娱乐价值，对拓展思想的界限有好处……这种不是进入到现象的影响力范围之中去，只是从外部来规定它、固定它的做法，被海德格尔称之为 “自由主义” 的基本立场……这是对 “自由主义的” 一词的独特使用，所指的是无思想的、无情感的、在方法上拒绝或放弃对事物本身的意义的干预。人们总想到事物的 “上头”、“底下”、“背后” 去看个究竟。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尽量避免被牵连到事物 “里头” 去。】
浪漫主义与 “自由主义” 两种精神姿态的对立，被呈现为入乎其内地进入问题、“有机地” 把握矛盾的态度，和出乎其外地消解问题、让矛盾不能发生的态度之间的对立。沉迷于 “扎根性” 的海德格尔显然属于前者。常有人说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是二十世纪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在此贴出维特根斯坦传记《天才之于责任》的一个段落：
【他俩路过一个报摊，报摊的牌子上写着德国政府指控英国试图谋杀希特勒；维特根斯坦评论道，如果那是真的他不会吃惊。马尔科姆提出异议。他说，这种行为和英国的 “民族性格” 不相容，维特根斯坦生气地回答这个 “粗劣的” 议论：“……学习哲学还有什么用，如果它对你的全部意义，是让你能够像是有道理地谈论某些深奥的逻辑问题，等等，如果它没有改进你对日常生活的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没有令你在对某些危险词汇的使用上比……记者更谨慎——那种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那些词汇。”】
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是人类史上对 “意义” 拒斥最彻底的哲学。绝不先行陷入任何文化语境中去理解语言：为何要在乎意义？我们应当旁观概念的用法，看使用概念的人们能否或如何稳定地使用它。绝不入戏太深：那些包含 “心灵的迷雾” 的神秘词句都是空转的齿轮，皆是语言中的幻象镜与障眼法，例如 “民族性格” 这个无意义的乱码不过是纳粹农民哲学家式的私人癖好。本文止于此，再写下去就会由一篇谈论浪漫主义及其对立面的文章变成一篇试图区分欧陆与英美哲学的文章了。然而如果按照罗伯特·布兰顿式的表达主义逻辑观，逻辑中充当 “范畴” 的那些词汇只是把话说清楚的工具，这两种哲学也正是两种文明最凝练的表达。
总结：
正如伯林《根源》中不断地依靠揭示浪漫主义不是什么，来展示它是什么；萨弗兰斯基始终凸显的是 “浪漫” 不是什么，并以此展示了浪漫。贯穿于整本书中的是一组组尖锐的对立：浪漫与功利，诗与政治，扎根信仰与旁观者清，私人语言与公共性。中译本将标题改为 “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 虽未能忠实原标题却非常恰当，因为整本书的最核心观点就是浪漫主义的艺术成就及其政治危险。萨弗兰斯基留下一个建议：生命中不可能没有浪漫，但政治绝不能浪漫。作者没有能告诉我们，审美与政治之间的界限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应当划定在哪里。这已是哲学家的工作，而不是思想史学的工作。本书是萨弗兰斯基的晚期作品（德文版出版于2007年），融汇了这位思想传记作家的毕生所学，在德国人的群像中流露出的是作者对更一般的思想倾向的把握和批判，关乎的不仅是 “浪漫主义：一个德国事件”，也不仅是工业革命那个历史阶段的一种精神状态，而是人类更深远的未来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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