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由唱一首生命的颂歌
1
俄罗斯文学一直有两个传统，首先是现实主义，从托尔斯泰开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契诃夫、屠格涅夫、高尔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无不如此；其次就是很多作家都喜欢写全景式的巨著，上述作家除了契诃夫和屠格涅夫之外似乎都有过这种尝试——如果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也算的话，而契诃夫虽然不写巨著，但他仍然试图用他的一篇篇短篇小说去描摹俄罗斯的全貌——有意思的是，在这部《生存与命运》里对契诃夫有一段很有趣的议论。
瓦西里·格曼斯曼的这部《生存与命运》也秉承了俄罗斯文学的这两个传统：现实主义，全景式巨著——它的中文版有九百多页，拿在手里相当厚重，而读在心里则更为沉重。
小说以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为主线，全景式地展示了交战双方各个地方的各种故事：战争、屠杀、集中营、告密、诬陷……可以说，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所有人为制造的人间悲剧，瓦西里·格罗斯曼几乎都有所触及。作家毫不避讳地为我们描述了战斗的残酷，屠杀的血腥，以及在独裁体制下给人们心灵所带来的深重压力和无妄之灾。
小说当中有很多让人动容的场景，比如，在斯大林格勒，一座孤楼倔强地挺立在德军的炮火之下，楼里是一个从不上级汇报工作的上尉率领着一支杂牌军在顽强坚守，他们吃着烂土豆，生着满身的虱子，却不遗余力地打击着德寇……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居然产生了一段浪漫而又纯真的战地爱情，而当上尉得知自己心爱的姑娘已经和自己的部下坠入爱河，他毅然将他们“开除”出孤楼，让他们得到了生的希望……
除了你死我活的战场，小说把更多的笔触投向了战争的一个副产品——德国法西斯设的集中营，这里的故事更为沉重和悲惨，充斥着斗争、苦役、审讯、饥饿，以及屠杀。作家为我们真实而细致地描述了德国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场景。犹太人夫妻相互扶持、大人牵着孩子、母亲抱着婴儿，排着队走向集中营的更衣室脱光了所有衣服，之后赤裸着走进毒气室——德国法西斯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洗澡”。而就在这样的情景下，一个终身未婚的女医生一路守护着一个陌生小男孩，在他们双双死在毒气室里的一瞬间，女医生人生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当妈妈了。”这段情景真的是让人潸然泪下，而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甚至是一句一句、非常缓慢地读的。我觉得在人世间的苦难面前，我们应该放慢自己的速度。
2
不过，苏联作家写这部书可不是为了披露德国法西斯的罪孽，歌颂苏联人民的英勇无畏。事实上，小说更大的比重是用来对苏联集权体制进行反思，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反攻倒算：
“人不能像绵羊那样领导，列宁多聪明，但他也不懂得这个道理，人们进行革命是为了人不再受人支配。可列宁却说：‘过去领导你们的方法并不高明，而我将用聪明的方法进行领导。’”
“斯大林建设的是国家所需要的而不是人民所需的一切。是国家需要重工业而不是人民。”
“这个制度的心脏，是苏联官僚主义最神圣、最生气勃勃的东西——权力。”
“千百年来，俄罗斯人什么都见识了，什么伟大啊，什么最最伟大啊，但有一样他们未曾见过，那就是民主。”
“我们的官僚主义之所以可怕，就在于你以为这不是国家机体上的肿瘤，肿瘤是可以切除的，它可怕就可怕在你以为，官僚主义就是国家。”
……
这样的语句作家通过他笔下的人物源源不断地说出来，但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些话里有相当多的成分属于作家本人。而且，作家还不止将这些话语赤裸裸地写出来，还通过情节安排将苏联集权的罪行揭露得更彻底。
小说两个戏份最多的人物——克雷莫夫和斯特拉姆都遭受了不公的待遇。其中，克雷莫夫是一个忠诚的、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是俄共最早的建设者之一，“克雷莫夫从不怀疑党用专政之剑行动的正确性和消灭自己敌人的神圣的革命权利。他从不同情反对派！”但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却遭受了他“从不怀疑”“正确性”的“专政之剑”的严厉打击，他被莫名其妙地逮捕、关押，并遭受到残酷地审讯。而他的前妻叶尼娅则在狱外不断寻求机会探望他，在这个过程中，叶尼娅听说了这样的一些事：
“上星期三这里来过一个人，已经得到身份证，他在布蒂尔吉监狱被关了三年，一次也没审讯过，最后把他释放了……不久前这里来过一个女人，丈夫是个著名的设计工程师，老头儿被捕的原因是，早在青年时代，他曾与某个女人有过一段短暂的恋爱关系，他给这个女人寄过孩子的抚养费，其实他从未见过这个孩子，后来这孩子长大了，在前线叛变投向德寇，老设计师被判处十年徒刑，因为他是叛国犯的父亲；大多数人犯的是第58条第10款的反革命宣传罪，有的人是因为说话不谨慎，有的人是信口开河……”
克雷莫夫的遭遇就像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一样荒谬，而叶尼娅听说的故事则像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样冷峻。然而，卡夫卡也好，奥威尔也罢，他们写的都是寓言，而格罗斯曼的作品却是实打实的现实主义。而正是因为它是现实主义，所以就格外的荒谬，格外的冷峻，也格外的让人绝望。
不过，并不是现实主义作家就不懂得讽刺，小说中，狱中的克雷莫夫对他的狱友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会秘密收集人们的各种优点，收集每一句好话。特务们将通过电话窃听，邮检和公开谈话来收集各种与信念、忠诚和善良有关的言论，把这些言论密报卢布扬卡安全总部，汇集成专案材料。只收集美好的东西！到那时，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强化人的信念，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摧毁它。我铺设了一块基石……”——这个时候克雷莫夫还天真地以为他铺了一块基石！而他的狱友是这样回答他的：“到了那时，他们收集了这种光辉灿烂的专案材料，照样会把您弄到这座大楼里来，照样会枪毙您。”这段对话最为讽刺的地方在于，克雷莫夫说他那番话时是非常真诚的，甚至是天真的，而他的狱友却说得很随意。但他的狱友无意中说出来的可能更接近现实，专政之剑才不管你有什么优点和美德，它只关心你是不是“有可能”影响专政之剑的锋利。而这，才是最悲惨的人间悲剧。
布尔什维克克雷莫夫在监狱里畅想着在未来优点和美德的作用，而科学家斯特拉姆则思考着良心在当下的价值：“我认为，我们谈论社会主义为时过早，因为它不仅仅体现在重工业方面。它首先应该体现在维护良心的权利方面。剥夺人们维护自己良心的权利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个人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自觉地凭良心去办事，那他就会感到非常幸福。”斯特拉姆是这么说的，他本人的经历也证实着这一切，他主持工作的实验室需要人手，斯特拉姆凭良心想选最需要这个实验室工作的，和实验室工作最需要的人，但上头才不管你实验室需要什么人，他们管的只是这些人是不是“有问题”。要选“有问题”的人进实验室的斯特拉姆本身就“有问题”。在一个不管你的优点和美德是什么体制下，人凭良心做事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可以看出，格罗斯曼对专制体制的观察不可谓不透彻，对专制体制的反思也不可谓不深刻，但他还是把《生存与命运》这样一部书稿交给了编辑，而编辑看完书稿之后直接将它交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因此直接改变了作家的命运并几乎断送了这部伟大的小说。格罗斯曼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文化上有了一定程度的“解冻”，作家就天真地以为，他的书稿也能出版。但他似乎忘了，即使是从斯大林变成了赫鲁晓夫，优点和美德仍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标准，同样，真实与深刻也不是衡量一部作品的标准。寄希望于“解冻”，很可能让作家陷入更深的苦难。
3
战争，和专制，是这部书的两个主要内容，但它们又是统一的。战争，是因为专制——苏德两国一样；同样，战争，也导致专制，这一点苏德两国倒不尽相同。作家反思到，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其实是德国人民摆脱灾难的开始；而苏军的胜利，却掩盖了斯大林的很多问题。在这里，作家衡量光荣与命运的标尺已经超越了成败，他心中另有一把尺子，那就是——自由。
小说的核心主题就是讴歌自由。作家通过笔下人物切佩任的口说道：
“我觉得，可以把生命叫做自由。生命就是自由，生命的基本原理就是自由。这就是界限——自由的奴役，非生物和生命……”
那么，如果生命就是自由，则战争和专制都在消灭生命，也都在消灭自由。战争通过消灭生命而消灭自由，专制则通过消灭自由而消灭生命。前者很好理解，德国法西斯杀死犹太人就是要消灭他们自由活动的可能；而对于后者，作家则在小说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例证，当一个人行动不自由的时候，他就已经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而当他的思想不自由的时候，他几乎就失去了生命的全部。科学家斯特拉姆宁可失去地位和热爱着的科研也不想屈从于权威，就是想保证自己的自由——起码是思想上的自由。不过，作家也通过斯特拉姆的遭遇提醒我们，权威伤害自由的方式不仅仅有威逼，有时候也有利诱。总之，在一个没有自由的体制下，“好事”和“坏事”都有可能伤害人的良心，因为专制是从来不讲良心的。
专制伤害着良心和自由，那是因为良心和自由恰恰就是专制的死敌。正像作家说的那样：
“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坚定不移，则是对极权主义国家的判决……人所固有的对自由的向往是无法消灭的，它可以被压抑，但无法把它消灭。极权主义不可能放弃暴力。放弃暴力，极权主义便将覆灭。长期存在的、永远止境的、直接的或隐蔽的超暴力是极权主义的基础。人不会自愿地放弃自由，这一结论中有着我们时代的光明和未来时代的光明。”
于是，法西斯覆灭了，苏联专制也没能长久，因为人终归是要自由的，自由就是人的生命。我们必须为自由唱一首生命的颂歌。
4
战争是残酷的，专制也是残酷的，但人心的善和爱的力量却更为强大。小说中写到一个情节，苏军司机谢苗若夫因为饥饿昏厥而被德军扔下了火车，他蹒跚地走进村子，被一个老妪搭救了。作家写道：“这一天，不是强大国家那残酷无情的力量，而是人，一个叫赫里斯佳·丘尼亚克的老妪决定了他的生存与命运。”
是的，当国家机器残酷无情的时候，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存与命运的其实只有人，不是制度，不是专政之剑，而是人——活生生的“人”。小说里还借斯特拉姆的眼睛还发现了那些“严肃的”政治人物在生活中“人性”的一面。人性是永存的。只是有些制度不允许有人性，当“光辉灿烂”的人照样被枪毙，当“维护良心的权利”被剥夺，当人思想的自由被扼杀，那么“人”也就死了，而把“人”杀死恰恰是人类最令人发指的罪行。
善也好，恶也好，专制也好，开放也好，其实一切正像小说中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伊孔尼科夫引用《圣经》里的话所说的那样：“你们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因为你们用什么判断来判断，你们也要受什么判断；你们用什么尺度考量人，也要用什么尺度考量你们……”
俄罗斯文学一直有两个传统，首先是现实主义，从托尔斯泰开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契诃夫、屠格涅夫、高尔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无不如此；其次就是很多作家都喜欢写全景式的巨著，上述作家除了契诃夫和屠格涅夫之外似乎都有过这种尝试——如果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也算的话，而契诃夫虽然不写巨著，但他仍然试图用他的一篇篇短篇小说去描摹俄罗斯的全貌——有意思的是，在这部《生存与命运》里对契诃夫有一段很有趣的议论。
瓦西里·格曼斯曼的这部《生存与命运》也秉承了俄罗斯文学的这两个传统：现实主义，全景式巨著——它的中文版有九百多页，拿在手里相当厚重，而读在心里则更为沉重。
小说以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为主线，全景式地展示了交战双方各个地方的各种故事：战争、屠杀、集中营、告密、诬陷……可以说，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所有人为制造的人间悲剧，瓦西里·格罗斯曼几乎都有所触及。作家毫不避讳地为我们描述了战斗的残酷，屠杀的血腥，以及在独裁体制下给人们心灵所带来的深重压力和无妄之灾。
小说当中有很多让人动容的场景，比如，在斯大林格勒，一座孤楼倔强地挺立在德军的炮火之下，楼里是一个从不上级汇报工作的上尉率领着一支杂牌军在顽强坚守，他们吃着烂土豆，生着满身的虱子，却不遗余力地打击着德寇……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居然产生了一段浪漫而又纯真的战地爱情，而当上尉得知自己心爱的姑娘已经和自己的部下坠入爱河，他毅然将他们“开除”出孤楼，让他们得到了生的希望……
除了你死我活的战场，小说把更多的笔触投向了战争的一个副产品——德国法西斯设的集中营，这里的故事更为沉重和悲惨，充斥着斗争、苦役、审讯、饥饿，以及屠杀。作家为我们真实而细致地描述了德国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场景。犹太人夫妻相互扶持、大人牵着孩子、母亲抱着婴儿，排着队走向集中营的更衣室脱光了所有衣服，之后赤裸着走进毒气室——德国法西斯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洗澡”。而就在这样的情景下，一个终身未婚的女医生一路守护着一个陌生小男孩，在他们双双死在毒气室里的一瞬间，女医生人生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当妈妈了。”这段情景真的是让人潸然泪下，而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甚至是一句一句、非常缓慢地读的。我觉得在人世间的苦难面前，我们应该放慢自己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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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苏联作家写这部书可不是为了披露德国法西斯的罪孽，歌颂苏联人民的英勇无畏。事实上，小说更大的比重是用来对苏联集权体制进行反思，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反攻倒算：
“人不能像绵羊那样领导，列宁多聪明，但他也不懂得这个道理，人们进行革命是为了人不再受人支配。可列宁却说：‘过去领导你们的方法并不高明，而我将用聪明的方法进行领导。’”
“斯大林建设的是国家所需要的而不是人民所需的一切。是国家需要重工业而不是人民。”
“这个制度的心脏，是苏联官僚主义最神圣、最生气勃勃的东西——权力。”
“千百年来，俄罗斯人什么都见识了，什么伟大啊，什么最最伟大啊，但有一样他们未曾见过，那就是民主。”
“我们的官僚主义之所以可怕，就在于你以为这不是国家机体上的肿瘤，肿瘤是可以切除的，它可怕就可怕在你以为，官僚主义就是国家。”
……
这样的语句作家通过他笔下的人物源源不断地说出来，但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些话里有相当多的成分属于作家本人。而且，作家还不止将这些话语赤裸裸地写出来，还通过情节安排将苏联集权的罪行揭露得更彻底。
小说两个戏份最多的人物——克雷莫夫和斯特拉姆都遭受了不公的待遇。其中，克雷莫夫是一个忠诚的、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是俄共最早的建设者之一，“克雷莫夫从不怀疑党用专政之剑行动的正确性和消灭自己敌人的神圣的革命权利。他从不同情反对派！”但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却遭受了他“从不怀疑”“正确性”的“专政之剑”的严厉打击，他被莫名其妙地逮捕、关押，并遭受到残酷地审讯。而他的前妻叶尼娅则在狱外不断寻求机会探望他，在这个过程中，叶尼娅听说了这样的一些事：
“上星期三这里来过一个人，已经得到身份证，他在布蒂尔吉监狱被关了三年，一次也没审讯过，最后把他释放了……不久前这里来过一个女人，丈夫是个著名的设计工程师，老头儿被捕的原因是，早在青年时代，他曾与某个女人有过一段短暂的恋爱关系，他给这个女人寄过孩子的抚养费，其实他从未见过这个孩子，后来这孩子长大了，在前线叛变投向德寇，老设计师被判处十年徒刑，因为他是叛国犯的父亲；大多数人犯的是第58条第10款的反革命宣传罪，有的人是因为说话不谨慎，有的人是信口开河……”
克雷莫夫的遭遇就像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一样荒谬，而叶尼娅听说的故事则像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样冷峻。然而，卡夫卡也好，奥威尔也罢，他们写的都是寓言，而格罗斯曼的作品却是实打实的现实主义。而正是因为它是现实主义，所以就格外的荒谬，格外的冷峻，也格外的让人绝望。
不过，并不是现实主义作家就不懂得讽刺，小说中，狱中的克雷莫夫对他的狱友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会秘密收集人们的各种优点，收集每一句好话。特务们将通过电话窃听，邮检和公开谈话来收集各种与信念、忠诚和善良有关的言论，把这些言论密报卢布扬卡安全总部，汇集成专案材料。只收集美好的东西！到那时，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强化人的信念，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摧毁它。我铺设了一块基石……”——这个时候克雷莫夫还天真地以为他铺了一块基石！而他的狱友是这样回答他的：“到了那时，他们收集了这种光辉灿烂的专案材料，照样会把您弄到这座大楼里来，照样会枪毙您。”这段对话最为讽刺的地方在于，克雷莫夫说他那番话时是非常真诚的，甚至是天真的，而他的狱友却说得很随意。但他的狱友无意中说出来的可能更接近现实，专政之剑才不管你有什么优点和美德，它只关心你是不是“有可能”影响专政之剑的锋利。而这，才是最悲惨的人间悲剧。
布尔什维克克雷莫夫在监狱里畅想着在未来优点和美德的作用，而科学家斯特拉姆则思考着良心在当下的价值：“我认为，我们谈论社会主义为时过早，因为它不仅仅体现在重工业方面。它首先应该体现在维护良心的权利方面。剥夺人们维护自己良心的权利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个人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自觉地凭良心去办事，那他就会感到非常幸福。”斯特拉姆是这么说的，他本人的经历也证实着这一切，他主持工作的实验室需要人手，斯特拉姆凭良心想选最需要这个实验室工作的，和实验室工作最需要的人，但上头才不管你实验室需要什么人，他们管的只是这些人是不是“有问题”。要选“有问题”的人进实验室的斯特拉姆本身就“有问题”。在一个不管你的优点和美德是什么体制下，人凭良心做事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可以看出，格罗斯曼对专制体制的观察不可谓不透彻，对专制体制的反思也不可谓不深刻，但他还是把《生存与命运》这样一部书稿交给了编辑，而编辑看完书稿之后直接将它交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因此直接改变了作家的命运并几乎断送了这部伟大的小说。格罗斯曼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文化上有了一定程度的“解冻”，作家就天真地以为，他的书稿也能出版。但他似乎忘了，即使是从斯大林变成了赫鲁晓夫，优点和美德仍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标准，同样，真实与深刻也不是衡量一部作品的标准。寄希望于“解冻”，很可能让作家陷入更深的苦难。
3
战争，和专制，是这部书的两个主要内容，但它们又是统一的。战争，是因为专制——苏德两国一样；同样，战争，也导致专制，这一点苏德两国倒不尽相同。作家反思到，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其实是德国人民摆脱灾难的开始；而苏军的胜利，却掩盖了斯大林的很多问题。在这里，作家衡量光荣与命运的标尺已经超越了成败，他心中另有一把尺子，那就是——自由。
小说的核心主题就是讴歌自由。作家通过笔下人物切佩任的口说道：
“我觉得，可以把生命叫做自由。生命就是自由，生命的基本原理就是自由。这就是界限——自由的奴役，非生物和生命……”
那么，如果生命就是自由，则战争和专制都在消灭生命，也都在消灭自由。战争通过消灭生命而消灭自由，专制则通过消灭自由而消灭生命。前者很好理解，德国法西斯杀死犹太人就是要消灭他们自由活动的可能；而对于后者，作家则在小说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例证，当一个人行动不自由的时候，他就已经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而当他的思想不自由的时候，他几乎就失去了生命的全部。科学家斯特拉姆宁可失去地位和热爱着的科研也不想屈从于权威，就是想保证自己的自由——起码是思想上的自由。不过，作家也通过斯特拉姆的遭遇提醒我们，权威伤害自由的方式不仅仅有威逼，有时候也有利诱。总之，在一个没有自由的体制下，“好事”和“坏事”都有可能伤害人的良心，因为专制是从来不讲良心的。
专制伤害着良心和自由，那是因为良心和自由恰恰就是专制的死敌。正像作家说的那样：
“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坚定不移，则是对极权主义国家的判决……人所固有的对自由的向往是无法消灭的，它可以被压抑，但无法把它消灭。极权主义不可能放弃暴力。放弃暴力，极权主义便将覆灭。长期存在的、永远止境的、直接的或隐蔽的超暴力是极权主义的基础。人不会自愿地放弃自由，这一结论中有着我们时代的光明和未来时代的光明。”
于是，法西斯覆灭了，苏联专制也没能长久，因为人终归是要自由的，自由就是人的生命。我们必须为自由唱一首生命的颂歌。
4
战争是残酷的，专制也是残酷的，但人心的善和爱的力量却更为强大。小说中写到一个情节，苏军司机谢苗若夫因为饥饿昏厥而被德军扔下了火车，他蹒跚地走进村子，被一个老妪搭救了。作家写道：“这一天，不是强大国家那残酷无情的力量，而是人，一个叫赫里斯佳·丘尼亚克的老妪决定了他的生存与命运。”
是的，当国家机器残酷无情的时候，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存与命运的其实只有人，不是制度，不是专政之剑，而是人——活生生的“人”。小说里还借斯特拉姆的眼睛还发现了那些“严肃的”政治人物在生活中“人性”的一面。人性是永存的。只是有些制度不允许有人性，当“光辉灿烂”的人照样被枪毙，当“维护良心的权利”被剥夺，当人思想的自由被扼杀，那么“人”也就死了，而把“人”杀死恰恰是人类最令人发指的罪行。
善也好，恶也好，专制也好，开放也好，其实一切正像小说中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伊孔尼科夫引用《圣经》里的话所说的那样：“你们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因为你们用什么判断来判断，你们也要受什么判断；你们用什么尺度考量人，也要用什么尺度考量你们……”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