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一個字：難得

近年內讀到的關於中國農村研究的書，除了這本還有吳飛的《浮生取義》。有意思的是，兩位作者都是哲學出身轉而去觀察和思考當代中國農村問題。吳飛書寫的是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歐陽做的是對湖南岳陽君山鄉村基督教會的個案考察。關注中國農村地區人的精神現狀，二者在情懷上都已拿到滿分。但比較而言，我更喜歡歐陽的寫作。

無疑二者花在田野上的功夫一點不輸，都蒐集了大量的個案與訪談資料，只不過吳對個案的整理略有羅列之嫌，每一個個案的分析似乎不外乎道德資本、家庭政治、權力遊戲等若干關鍵詞的套用；相反歐陽則將訪談與案例穿插在敘述中。從專業的角度，我不敢肯定哪種類型的材料整理更符合規範，但就讀者的閱讀體驗而言，歐陽的個案分析少了些堆疊感，顯得更有層次。

吳的理論鋪墊精簡，出彩的在案例的豐富；而歐陽的理論與個案各佔去篇幅的一半，難得的是兩部份的相關性也很明顯。吳的案例雖是本土的，但理論切入無疑有明顯的西方痕跡；歐陽的理論雖不是為個案量身打造，但更能看得出理論鋪墊與個案分析之間的有效互動。

吳的寫作是誘導性的，我也是從他中譯的「過日子」一詞帶著好奇反過頭去閱讀阿甘本的 “bare life”; 而歐陽的寫作是科普型的，整本書甚至書中每一個章節都是清晰而完整的。

尤其難得的是二者的書寫都是情感充沛的，吳將案例中的人名化為楚辭里的椒蘭、杜衡、望舒，予悲劇而壓抑的事實一份美好祝願；歐陽記敘一位總是搞不清狀況的訪談對象時不無打趣地說「他好像什麼都不知道」，出場人物的性格、此人與另外一位在地位與威權上的對比、甚至研究者與調研對象之間的了解與信任，已經透過質樸的語言躍然紙上。

﹣﹣﹣﹣﹣

關於中國農村宗教的研究，作者否定了從國民性或者民族性入手的人類學的、文化的解讀，而選擇社會學、政治學的進路。其做法是將中國農村宗教與巫術進行類比，一方面回應學界慣有的「中國人缺乏宗教意識與宗教精神」的看法；另一方面要求我們看到，實用性的（帶有巫術特徵）宗教態度並不是中國人特有的，而是在全世界農民中普遍存在的。

否定了實用性的宗教觀與中國國民性的關聯之後，作者進一步說明，實用性的宗教觀是中國歷史中獨特的宗教政治基礎所造成的。皇權禁絕了作為高級的、倫理的宗教信仰代表的獨立宗教團體的存在，以至於中國農民的信仰只能依託實用的巫術。而中國農民能夠將所有的外來宗教，無論是佛教、猶太教還是基督教都徹底地巫術化（一個一貫的表現即以醫病求醫作為入教的原始動機），也是和宗教鄉村社會村社意識的闕如相關的。君主官僚制的徹底滲透，剝奪了鄉村自由結社的可能性，也就剝奪了教團依附鄉社生長的空間。因此要理解中國農民實用性的宗教觀以及與此相關的自私、實用的生活觀念，首要的問題不在思想上，而在於制度方面。

此外，關於農村新興的各種宗教信仰形態，作者不認同在後法輪功的語境中，以「邪教」論述及針對之。作者以美國摩門教的演變為例，論證了自由的宗教市場對於激發新興宗教自身的適應能力是非常關鍵的。新興宗教的出現是宗教對現實環境的一種反應，不存在孤立的「邪教問題」，政府面對新興宗教，要在維護宗教信仰自由的價值基礎上儘量地疏導而不是堵塞，為新興宗教的自我調整以及新興宗教與社會的相互適應提供充分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