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从何去
只是一个大二学生,难免幼稚、疏漏多,记录自己的感想而已。
取来四张图⽚,两组,佛光寺大殿、⽶兰杜莫大教堂立面各一张,还有两张它们的照片。杜莫大教堂,它的照⽚和⽴⾯图看上去⼗分相吻,而看佛光寺的时候,却总会感觉形至而意不至——墙面在光影之下被削弱,斗栱的形制不像图上个分明,⽽立⾯图上也没有它在三维空间上的出挑之势。
立面并不用能彰显建筑,建筑设计也并不是从立面入手,此可谓对中国建筑的 “⽴面的误会”。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梁思成与刘敦桢先⽣生的引领下,许多学者对中国古建进行细致的调研,逐步建⽴了影响⾄至今日的中国建筑理论体系。然⽽,反思该体系产⽣的时代——战⽕初熄,刚结束中国历史上自1840年始的那段被动之殇,加之西⽅对其文化有着“普世”的倾向与中⼼论的⾃我膨胀,中国本⼟⽂文化悠悠千年,在此出现了 断层。在这背景之下的学者所作研究⽆疑是对传统的救赎,功德无量,但在理论体系层面,我们不妨也多一些揣摩考量。梁思成先生在他的著述之中⼀直希望找到中国建筑的文法,在他绘的“历代木构殿堂外观演变图”中,他画了唐⾄清五朝共⼗五座建筑 的⽴立⾯面,可以看出他借⽤了西⽅方文艺复兴式的分析⼿法来解释中国建筑,以斗栱⽐柱头、研究⽴面上构图长宽比例。可是,由于中西建筑起源相异、历境不同,如⽂文⾸首提到的误会之处俯拾可得,简单套⽤西方的体系来分析中建是不合宜的,简单以西⽅⽂明历程来定位中国发展进程同样也会得到失之千里的论断。
我们不妨落到实处,由形式之表来看看中西建筑⽂化之异。西方学者提出过一个 问题,“中国建筑为何⽤木构?”。考虑到西⽅建筑中民居也多有采⽤木构⽽纪念性建筑才多为石构的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问题所指涉的不是中国原⽣民居,⽽是“伟⼤的”宫殿庙宇等。当发现这个问题加上了西⽅学者的隐藏前提,我们就可以说这本就是个悖论,他们以西⽅方建筑体系的传统来框定中国建筑了。中国建筑中民居到官衙, 再到寺庙和宫殿是一⾄至九的级数关系,⽽西方建筑⽂化中“主流”和“非主流”则是零和一的对⽴立关系(1)。因而西⽅方对于建筑神圣性、纪念性、永恒性的追求在中国建筑中本就并不存在,也就没有那⼀类建筑与民居根本上要求应当有的差异了。另外,根据作者赵辰在书中所提到的,中国建筑由⼯工匠为之,向帝王展⽰示时也多采⽤“烫样”,图纸之中以“地盘”以及推敲结构关系的“侧样”为主(2)。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建筑以建构出发的本源,它作为⼀种原生态的体系与西方原⽣生态体系是并行的,因⽽用后来诞生在西⽅体系中的理论来定位中建显然不合逻辑。“⽊木”重在建构,“⽃栱”在结构上发挥作⽤用的⽅式复杂于柱;⽽石块垒砌产生的空间也更为实体化,分隔开内与外: ⽊构引导着匠人关注内在空间的气韵生动,⽽石块则愉快地决定让包裹空间的表⽪皮成为大尺度的“威尼斯假⾯”。
⽆论是从人类学,中西价值体系的不同在建筑⽬的上的体现,还是两种原生态体系发展时导向⼀系列建筑手段与关注焦点不同,都决定了西⽅方建筑理论体系不能直接用来评价中国建筑,就像梁刘体系导向的那样。
中国一向推崇意境,不可⾔的妙处贯穿诗词歌赋,“意”成了源远流长的⽂脉淌进建筑,相较西⽅,关于艺术以及建筑的理论,或者说落到实处可以量化的理论总是少⼀些的。因而,在⽂化交融的今天,以西方所长来读⼀读东⽅方建筑也未尝不可。一些先行的建筑学家便借鉴了更古⽼老更原生的西方理论,实则接近源头的⼈类智慧也确实具有普世价值,可以给我们跨越亘古时空的启迪。如林徽因先⽣生便运用维特鲁威建筑三原则以及艺术史基本阶段理论解读建筑。当然,像这样⼦解读,她是有着深厚中学的基础的,在《平郊建筑杂录》中,她提出了中国建筑原创性美学概念“建筑意”。当然“破”是容易、而“立”诚不易,在任何领域上都一样。好在在中国建筑体系研究上先行的学者已经提出了可供摸索的新的可能——李允鉌先⽣生《华夏意匠》中提出了的理 论让⼈有如春风拂面;本书作者赵辰则认为“中国建筑的理论体系可从本⼟历史文明中归纳出来,并且,以切合中国⽂化特征的“人本主义”、“人居环境”为核⼼。
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建筑语境的体系的价值不仅在于更好的理解我们先祖的美学;也可以给当下经历了⽂化断层迷失了的建设者⼀盏明灯,⽆论在建设还是更新时都不⾄至于盲从。
注:(1)在《“⽴立⾯面”的误会》中“主流建筑”与“⾮非主流建筑”指的是“民居”与“纪念性建筑”。 (2)烫样、地盘、侧样分别指模型、平⾯面布置图、剖⾯面图。
取来四张图⽚,两组,佛光寺大殿、⽶兰杜莫大教堂立面各一张,还有两张它们的照片。杜莫大教堂,它的照⽚和⽴⾯图看上去⼗分相吻,而看佛光寺的时候,却总会感觉形至而意不至——墙面在光影之下被削弱,斗栱的形制不像图上个分明,⽽立⾯图上也没有它在三维空间上的出挑之势。
立面并不用能彰显建筑,建筑设计也并不是从立面入手,此可谓对中国建筑的 “⽴面的误会”。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梁思成与刘敦桢先⽣生的引领下,许多学者对中国古建进行细致的调研,逐步建⽴了影响⾄至今日的中国建筑理论体系。然⽽,反思该体系产⽣的时代——战⽕初熄,刚结束中国历史上自1840年始的那段被动之殇,加之西⽅对其文化有着“普世”的倾向与中⼼论的⾃我膨胀,中国本⼟⽂文化悠悠千年,在此出现了 断层。在这背景之下的学者所作研究⽆疑是对传统的救赎,功德无量,但在理论体系层面,我们不妨也多一些揣摩考量。梁思成先生在他的著述之中⼀直希望找到中国建筑的文法,在他绘的“历代木构殿堂外观演变图”中,他画了唐⾄清五朝共⼗五座建筑 的⽴立⾯面,可以看出他借⽤了西⽅方文艺复兴式的分析⼿法来解释中国建筑,以斗栱⽐柱头、研究⽴面上构图长宽比例。可是,由于中西建筑起源相异、历境不同,如⽂文⾸首提到的误会之处俯拾可得,简单套⽤西方的体系来分析中建是不合宜的,简单以西⽅⽂明历程来定位中国发展进程同样也会得到失之千里的论断。
我们不妨落到实处,由形式之表来看看中西建筑⽂化之异。西方学者提出过一个 问题,“中国建筑为何⽤木构?”。考虑到西⽅建筑中民居也多有采⽤木构⽽纪念性建筑才多为石构的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问题所指涉的不是中国原⽣民居,⽽是“伟⼤的”宫殿庙宇等。当发现这个问题加上了西⽅学者的隐藏前提,我们就可以说这本就是个悖论,他们以西⽅方建筑体系的传统来框定中国建筑了。中国建筑中民居到官衙, 再到寺庙和宫殿是一⾄至九的级数关系,⽽西方建筑⽂化中“主流”和“非主流”则是零和一的对⽴立关系(1)。因而西⽅方对于建筑神圣性、纪念性、永恒性的追求在中国建筑中本就并不存在,也就没有那⼀类建筑与民居根本上要求应当有的差异了。另外,根据作者赵辰在书中所提到的,中国建筑由⼯工匠为之,向帝王展⽰示时也多采⽤“烫样”,图纸之中以“地盘”以及推敲结构关系的“侧样”为主(2)。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建筑以建构出发的本源,它作为⼀种原生态的体系与西方原⽣生态体系是并行的,因⽽用后来诞生在西⽅体系中的理论来定位中建显然不合逻辑。“⽊木”重在建构,“⽃栱”在结构上发挥作⽤用的⽅式复杂于柱;⽽石块垒砌产生的空间也更为实体化,分隔开内与外: ⽊构引导着匠人关注内在空间的气韵生动,⽽石块则愉快地决定让包裹空间的表⽪皮成为大尺度的“威尼斯假⾯”。
⽆论是从人类学,中西价值体系的不同在建筑⽬的上的体现,还是两种原生态体系发展时导向⼀系列建筑手段与关注焦点不同,都决定了西⽅方建筑理论体系不能直接用来评价中国建筑,就像梁刘体系导向的那样。
中国一向推崇意境,不可⾔的妙处贯穿诗词歌赋,“意”成了源远流长的⽂脉淌进建筑,相较西⽅,关于艺术以及建筑的理论,或者说落到实处可以量化的理论总是少⼀些的。因而,在⽂化交融的今天,以西方所长来读⼀读东⽅方建筑也未尝不可。一些先行的建筑学家便借鉴了更古⽼老更原生的西方理论,实则接近源头的⼈类智慧也确实具有普世价值,可以给我们跨越亘古时空的启迪。如林徽因先⽣生便运用维特鲁威建筑三原则以及艺术史基本阶段理论解读建筑。当然,像这样⼦解读,她是有着深厚中学的基础的,在《平郊建筑杂录》中,她提出了中国建筑原创性美学概念“建筑意”。当然“破”是容易、而“立”诚不易,在任何领域上都一样。好在在中国建筑体系研究上先行的学者已经提出了可供摸索的新的可能——李允鉌先⽣生《华夏意匠》中提出了的理 论让⼈有如春风拂面;本书作者赵辰则认为“中国建筑的理论体系可从本⼟历史文明中归纳出来,并且,以切合中国⽂化特征的“人本主义”、“人居环境”为核⼼。
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建筑语境的体系的价值不仅在于更好的理解我们先祖的美学;也可以给当下经历了⽂化断层迷失了的建设者⼀盏明灯,⽆论在建设还是更新时都不⾄至于盲从。
注:(1)在《“⽴立⾯面”的误会》中“主流建筑”与“⾮非主流建筑”指的是“民居”与“纪念性建筑”。 (2)烫样、地盘、侧样分别指模型、平⾯面布置图、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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