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斯玛型支配与传统型支配、法理型支配之间的张力

摘要：支配是共同体行动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任何支配都需要对其正当性进行自我辩护，马克斯韦伯总结出三种纯粹的支配结构类型，即法理型、传统型与卡里斯玛型，三者之间有着充满张力的关系，在构成实际的理性化支配结构中，三者均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关键词：支配社会学 官僚制 卡里斯玛 极权主义

韦伯政治社会学的起点在于，任何可以想象的制度，都会有权力发号施令，因此就有了“支配”与服从这对概念。在韦伯看来，“支配者”明示的意志乃是要用来影响他人的行动，而且对被支配者的行动也产生了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影响——被支配者就像把命令内容当作自己的准则。[1]从而导出了一个问题，被支配者要对支配者“信服”，如何做到这种持续性地支配？韦伯进而提出了法理型、传统型和卡里斯玛型三种纯粹的支配类型，《支配社会学》是对这三种支配类型的详细阐述，深入讨论历史上各种变化、混合及其变形，最后，韦伯跨入宗教与政治交汇的领域，探讨三种支配结构与近代民主政治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官僚制与家产制的关系，探求理性化支配的起源；对官僚制和卡里斯玛支配的分析中，探求现代政府形态中的卡里斯玛因素。

一

官僚制理性主义普遍发展的结果，现代意义上的官僚制起源于西方。韦伯总结官僚制时，写到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官僚制结构都是个历史发展中较晚起的事物。我们愈是往回追溯，官僚制与支配阶层之不见于支配形态，一般而言就愈是典型。由于官僚具有‘理性’性格……其兴起及其普及乃带有‘革命性’的影响，正如理性主义之普遍推展所带来的……准次，官僚制的进展摧毁了不具备理性性格的各种支配结构。”[2]官僚制是韦伯论述支配社会学的起点，这里显示出官僚制是支配类型发展的终点。欠缺“理性性格”的支配类型，都会被官僚制的革命性力量所摧毁。但是就如线性的历史发展那样，两种支配都会被官僚制所吞噬消化吗？

传统型与法理基础的理性化互相对立，可以说是《支配社会学》的线索，但是韦伯说明“两者都是以恒常性作为其最重要的特质。就此而言，他们皆属‘日常性的结构体’”[3]。然而卡里斯玛却是满足一种超日常的需求。因此而言，法理型还是传统型，都是遵循日常轨道发展，而卡里斯玛则是要颠覆现有的秩序，将人抛入一种断绝历史关系的绝境中，在没有根基的状态下重建生活的秩序，这时需要拥有战功或神启的领袖带领人们重建秩序，卡里斯玛的“即事化”会成为神圣传统的隐秘开端。在近代官僚制诞生的前夜，支配结构按照“传统——反传统革新——新的传统”的模式发展，那么理性又是如何突破这种循环来建立新的支配结构呢？

结束对官僚制的论述后，韦伯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家父长制支配及其变形。此种支配结构下，传统的束缚不仅加之于被支配者，也把支配者置于传统的神圣性下，家父长制奠基在双重的“恭敬”基础上。随着家权力的分散，家父长制变形为“家产制支配”，一旦支配者与下属封臣的地位关系定型，即出现了“身份制”团体，逐渐形成了“封建制”支配形式，在一个最高支配者（国王）之下的，尚有若干“微缩型”的支配结构。这是官僚制出现之前最重要的支配形式。在韦伯对西方与中国的支配结构进行比较中，可以看到他对西方理性化发展的理解。东方的家产制通过俸禄式的官僚，确立一种政治臣属关系，在此种关系中，官员成为流动性的身份群体，韦伯称之为“家产官僚制”，但是这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意义的官僚制，关键在于这种支配结构不能克服“传统”性，反而在传统的根基上建立了正当支配的基础。以此看来，对传统结构的家长制进行理性化改造[4]并不足以使之成为现代官僚制。那么，同时家产制支配的西方，又是怎么发展成为现代官僚制呢？西方的封建制有两个特点：相对于近东的封建制，它有来自扈从制的恭敬因素和人身性的忠诚关系；相对于日本的封建制，它有俸禄产生的庄园领主结构和相对稳定的封地。如果说传统因素的强大是阻止官僚制转变的关键所在，那么西方封建制中独特的扈从制与俸禄制中蕴涵着怎样的力量，能推翻传统的限定呢？

韦伯指出卡里斯玛是理解封建制的重要角度，但没有详细说明卡里斯玛在官僚制转变中的作用。扈从制中含有卡里斯玛因素，是卡里斯玛日常化后的残余[5]，卡里斯玛是一种危急时刻的反传统力量，卡里斯玛的日常化会对这种力量有所削弱，但是仍然通过不同方式保留下来，扈从制就是这种保留的表现，扈从会在卡里斯玛团体（比如政党、僧侣团体）中推行卡里斯玛式的教育，确保卡里斯玛资质长久流传，“纯正的卡里斯玛教育应与官僚制之要求的特殊专业训练，正好极端相反。位于两者之间的，换言之，针对卡里斯玛重生的教育与针对官僚专业知识的理性教育之间的，是以‘陶冶’——为目的的所有教育类型”[6]。要注意到，卡里斯玛的日常化有两个道路，一是复归传统，二是“理性化”。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卡里斯玛因素彻底被传统吸收可能是中国官僚制的常态，而西方留下的扈从群体则把卡里斯玛因素“理性化”。这种“理性化”的深刻意义在于卡里斯玛建立了一种能够持久对抗传统的力量，将转瞬即逝的卡里斯玛支配改造成一种持续不断的革命进程，“反传统”在个意义上成为了“新传统”，这就是西方封建制中突破权威的关键因素。

二

我们已经讨论了卡里斯玛的变革力量在家产制中的作用，现在我们讨论卡里斯玛日常化之后对官僚制的影响。

韦伯在论述卡里斯玛之时，反复提及自己的态度是“价值中立”，在论述官僚制时也没有明显表示出自己的好恶。但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超凡魅力激发了宗教创造力[7]和传统价值观。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些类型的权威皆让位于官僚的理性化结构，但是官僚制高度的规则化窒息了人类的精神，建立一个越来越难以逃脱的“钢铁牢笼”，这副铁笼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也把整个世界焊进这个铁笼中。韦伯期待一个卡里斯玛式的人物来打破这个铁笼，那么如何打破？

卡里斯玛支配的形成具备一个特殊的要素，乃是群众的认可与“欢呼赞同”，“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8]，人民的意志是神启的表现。卡里斯玛支配中的“卡里斯玛”资质，是卡里斯玛团体的身份认同，也是支配者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上述的卡里斯玛性格若得以保留，那么卡里斯玛决定继承者的方式就会步入选举的轨道。发展下去有两条道路，一是支配者“同侪化”，卡里斯玛团体成为寡头统治集体[9]；另一条是群众的“欢呼赞同”发挥了作用，卡里斯玛的日常化就演变成类似美国的总统(最高支配者)选举，卡里斯玛团体形成政党或者名门望族[10]。

韦伯所期待的是什么呢？韦伯在论述官僚制时未讨论官僚的最高行政首长的选举与行政首长的支配来源，在步入卡里斯玛论述后，一段论述很有启发：“正是官僚制的纯粹类型，一个由被任命的官员所构成的层级组织，要求一种特别的当局（Instanz）,此当局的地位并非奠基于和其他官吏同样的‘任命’（Anstellung）之上。”[11]但是韦伯并没有进一步论述特别的“当局”应该如何选举出来，在我看来这需要卡里斯玛性格的“当局”。韦伯一生关怀现实政治，这种关怀投射到他的著作中。20世纪初的德国是官僚制的典型，但是1906年，列强协约[12]将德国孤立，俾斯麦时代的巅峰德国已经过去。韦伯对这种困境进行反思，认为困难来自于政治结构，在这种政治结构中，选举负责任的领袖根本不可能[13]。韦伯在讨论民主制时，并不在意民主制的内在民主价值[14]，他的问题是，要一种没有领袖的民主？还是一种由大型政党的官僚体系之领袖来经营的民主？韦伯更倾向于后者，这里就需要卡里斯玛成分在官僚制中的保留，卡里斯玛成为一种民主制选举的核心，也成为统摄官僚机器的关键。卡里斯玛成分会成为辩护现有支配正当性理由[15]，韦伯更多关注“卡里斯玛王制”以及立宪、议会制的君主，国王是整个官僚系统支配正当化的一个基础，这样就给了卓越的国王参与政治权力的机会，政治结构有了一种选择，具备政治家资格的君主——不是职位化的官僚——能够发挥政治权力。韦伯对官僚制的期待在于，他希望有一个凌驾官僚系统之上的权威来给窒息精神的官僚制活力。达成这个目的，就需要民主制，民主制的意义就在于选举出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因为有了民主制赋予的群众之“欢呼赞同”，可以超越官僚机构改造迂腐的政治秩序，这样领袖不是最高地位的“同侪”，而是直接诉诸卢梭所讲的“公意”的权威。

这种领袖真的可以不被官僚制的“规则化”所吞噬吗？“每个官僚制内的那些职业性消息灵通的人士，都还会借着保密其知识与意图的守法，进一步扩大原有的支配地位”[16]。如果说韦伯所生活的时代，一个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尚可以通过旺盛的精力去支配、领导官僚。但是现代，随着科技官僚的出现，专业知识学习的成本越来越高，不同领域的准入门槛也越来越高，一个诉诸民意的卡里斯玛支配者在他不熟悉的领域即会被科技官僚挤压。知识权力的时代，卡里斯玛领袖也不能染指知识支配的领域，知识支配进一步固化了官僚支配的稳固，这是韦伯所没有料到的。

三

韦伯在把卡里斯玛式领袖扶上高位之时，也预料到了“总统”干犯法律或是独裁的情况，但是他仅仅是“吊绳与绞架”会出现在他眼前[17]来预防独裁。笔者看来，韦伯的政治关怀并不在于卡里斯玛领袖的危险，而是如何把卡里斯玛领袖召唤出来。韦伯的预测不是那么准确，在他身后的二十世纪，充斥这正是超凡魅力领袖所带来的暴力与恐怖。

在韦伯看来，卡里斯玛权威需要源自个人、经常不断重新被确证的力量，这种支配的基础，很容易被战败、领袖的消逝等等情况被化解，进而隐藏在传统型支配与法理型支配背后，等待被召唤。这里存在一个预设，乃是卡里斯玛天然与官僚制对立，卡里斯玛终将被官僚制消解；韦伯所希望的是卡里斯玛结构与官僚制之间存在一个充满张力的对抗关系，两者都有对抗的焦虑，都在尽力避免对方消化自身，在这种矛盾的关系中，韦伯想要找到的是一种对抗的平衡状态——这也是他对当时德国政治结构的诊断。韦伯并没有太过关心卡里斯玛与官僚制的结合，在笔者看来这种结合构成了极权主义。卡里斯玛的持续化，单单依靠纯粹的卡里斯玛结构是无法完成的，但是注入官僚制恒常化与理性化的性格，纯粹的卡里斯玛支配就能延续。卡里斯玛需要不断地“运动”来证明自己——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不会犯错，他是全知全能的，通过不断的运动来使整个社会处于激情状态；超凡魅力的领袖会垄断自然规律（表现在纳粹的极权主义）和历史规律（表现在苏联的极权主义）的解释权，两种规律是无法抵抗的浪潮，所有不入流者都被集体的规律吞没。官僚制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致使个体行为的重要性减退的力量中，最无可抗拒者为合理性的纪律（die rationale Disziplin）”[18]，官僚制乃是最纪律化的支配结构，同时纪律是客观的工具，它的意义是纪律制定者赋予的。现代的官僚制的纪律，亦即规则，是卡里斯玛与传统支配结构的碰撞中产生的革新，这种纪律的传统型性格，也束缚住支配者的行为，传统使得卡里斯玛领袖的革新工程中有了此世的意义，这也是韦伯所关心的切事化价值[19]。极权主义的纪律，是直接来自卡里斯玛领袖的意志，在意识形态和公民意识双重意义上，领袖人物——缔造者、奠基者、统一者——则成了纪律的象征。他不仅具体地代表了极权主义理想，而且还代表了将理想带入生活的立场。官僚机器的在这种纪律的促使下快速开动，而且超凡魅力者用固化的官僚阶层作为对官僚机器的奖赏，这种专注于事务与规则的体制能够以高效率控制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应付个人崇拜的构建事务，正是官僚制的“切事化”性格使卡里斯玛的“彼岸”成分在现实社会中找到了位置，从而把压制个人性格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表面看来，这种政体是平等的，然而这是削平一切的平等，所有人都拥有卡里斯玛意志下的无限自由，其实这是最大的不自由；在这种“自由”中，官僚制非人格化的规则会把卡里斯玛意志渗透到方方面面，人们失去了同侪的平等，而是以纯粹的数量方式释放着原始的力量，每个人在官僚制冷冰冰的规训下，对意识形态无限服从，最终整个社会只有一个人，这一个是无限自由的人，他即是卡里斯玛，也是所有人民的数量集合。这里暗含着卡里斯玛的深刻异化，卡里斯玛资质乃是隐含在个人的创造力之中，卡里斯玛革命性的创造力被压缩在了一个超凡魅力领袖身上，这本身就是悖论——极权主义是卡里斯玛最极端的形式，也是卡里斯玛最反对的对象。用韦伯的支配社会学分析，极权主义是纯粹的官僚制支配与纯粹的卡里斯玛支配最纯粹的结合形式。

韦伯会不会成为纳粹的狂热拥护者，这是无法有结论的。韦伯的“马基雅维利”态度，他的卡里斯玛哲学，他对民主的怀疑论以及他对民主心向的实用观点也许会与纳粹产生共鸣。但是韦伯在对20世纪的诊断中，强调“昔日众神从坟墓中再度走出来，由于已遭除魅，他们不再表现为拟人的力量。他们企图再次主宰我们的生命，并且又一次展开了他们之间永恒的斗争”[20]，这是一个众神归位的时代，学术不再可以彻底解释世界，那些“先知”终究是心怀鬼胎的骗子。极权主义把社会抽象地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规律的服从者与规律的反抗者——，相信人类可以通过不断地革命运动而发生转变，这让人堕入了意识形态的陷阱；另一方面，一种价值压倒另一种价值，这让社会重新回到了一神世界，但韦伯意不在此，他要求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具备责任感、激情和判断力，治愈这个社会乃是依靠“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的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溃，谁能面对这个局面说：‘即使如此，没关系’，谁才有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21]，他所期待的是真正“政治人”的回归，来正视而不是压制诸神的斗争，来与政治的恶魔角力。韦伯强调“人格”的重要，这种人格抵抗对秩序的渴望，抗拒工具化与总体化，是他最欣赏的卡里斯玛性格。对成熟人格的呼唤，与极权主义压制人格之间，韦伯也可能会成为极权主义最强烈的批评者。

在本文的开头，我们提到官僚制或许是一切支配结构发展的一个终点，但政治的源流却是卡里斯玛的献身精神。政治究竟是什么？政治的意义来源于现实的政治之外，但却需要落实在现实的政治之中——这或许是《支配社会学》给我们的答案。

参考文献：

【1】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陆衡、郑一明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 李猛.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J】.社会学研究.2010.5:1—30

【3】 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4】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钱永祥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5】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康乐、简惠美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 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2] 《支配社会学》第86页。

[3] 《支配社会学》第253页

[4] 中国理性化改造的努力在于，利用“外家产制”选拔官员。在选拔、考核、监督中都有“即事化”色彩。

[5] 卡里斯玛的追随者，即扈从努力将这种卡里斯玛力量转变为一种持续的占有状态，成为日常的构成要素，这个过程可称之为“卡里斯玛日常化”。参加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第271——274页。

[6] 卡里斯玛教育似乎类似与美国文理学院推行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中注入了不同于“规则化”的变革因素。参见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第314页。

[7] 《支配社会学》中也有论述，参见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第337——342页，韦伯论述宗教卡里斯玛支配形态。

[8] 韦伯借助孟子的“民本”思想来论述，参见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第260页。

[9] 在笔者看来，类似于现在伊朗选举最高领袖的方式。

[10] 官僚制也会在政党中挤压卡里斯玛领袖，参见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第288——294页。

[11] 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第274页，领导者选拔（指定继承者）的问题。

[12] 英法在处理殖民地问题上达成的协约，随后与俄国达成协约，后来发展成为一战中的军事同盟。协约把德国排除在外。

[13] 参见《韦伯的政治关怀》，收入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67页。

[14] 参见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第58——64页。

[15] 中国皇帝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即是一个例子。

[16] 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第70页。

[17]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315页。

[18] 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第322页，纪律的意义。

[19] 这种转变类似于卡尔·普波尔所说的“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参见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郑一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184页。

[21]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