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黄宗智 著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这本书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资料的运用，作者从资料中发觉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和价值，并将之提炼和系统化，使之能为己所用，显然，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经过系统的（科研）训练和长期的（实践）积累的。一般的学者是难以驾驭如此众多的数据资料的，作者花了“十年来详细阅读这些资料”（p1），我觉得国内的学者很难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日益追求高效快捷的社会，学术也有点变得功利化了，教授或者大学老师也成了“计件”（升迁）的（科研）工人。当然，这和整个的科研体制有关，更是受到国内大的高教环境的影响。这组资料之大和有效，以至于作者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它们的质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纪前半期世界任何其他小农社会的有关资料。”（p1）其次，本书在探讨农业内卷化、农业生产商品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分化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富有见解和影响力的概念，并在大量经验事实以及史实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了目前看来比较准确可靠地结论。作者认为在中国革命期间，华北地区面临着的基本的社会经济背景是：“一个经历数世纪之久，在内卷（作者后来的著作中译作“过密化”）和阶级分化的双重趋势之下而形成的贫农经济。在此经济体系中，阶级分化和高密度的人口两个因素，相互加剧了贫民的负担和苦难。”（p317）华北地区的农民既不能完全依靠佣工来养家糊口，尤其是在人口压力导致的妇女和儿童不能进入佣工市场的情况下，也不能单靠经营自家的小农场而使家人免于饥饿。他们能够想到的最好的维持生计的办法，就是以上两种方式的结合，即尽可能把经营家庭农场和短期佣工结合起来。黄宗智把这种现象称为小农的“半无产化”，并认为“这个半无产化了的小农经济的形成，正是中国解放前农村数世纪以来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p317）
黄宗智总结道，革命前中国的小农有三种不同的面貌，即是为家庭消费而生产的单位，尤其是以粮食消费为主，也是为追求市场利润而生产的单位，这部分利润在人口压力和阶级剥削的双重压力下最终也会转化为家庭消费，而不是资本的积累和扩大生产。当然，最后还是为了“供应非农业部门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单位，因为农民始终是活在“阶级社会和政权体系下的成员。”（p1）与此相对应，农民学研究中有三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以舒尔茨、波普金等西方经济学家为首的资本主义农民学说，他们认为农民完全是理性的，是“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p2）的经济人。黄宗智在书中把这种传统称之为“形式经济学”，也就是完全按市场逻辑运作的小农经济，农民以功利化和理性化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以利润（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唯一追求。另一个是以蔡雅诺夫、波拉尼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学”，这些“实体主义者”强调小农为自家生计而生产的一面（p2）。蔡雅诺夫认为“小农的家庭式农场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消费的需要，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p3）波拉尼则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的社会中，经济行为‘根植’于社会关系......而非取决于市场和追求至高利润的动机。”（p3）他们都反对“用西方传统经济学模式，来研究非西方的前工业社会。”（p3）最后一个则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他们强调小农（经济）中的阶级关系，在地主和小农生产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所形塑的社会结构下，“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既非形式主义分析中的企业家，也非实体主义者笔下的道义共同体成员。他们是租税的缴纳者，受剥削的耕种者。”（p4）黄宗智试图综合这三种模式，把农民放在一个更加完整的“生态环境”中分析，他认为需要把以上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即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事实上，他后续对华北的小农（经济）的分析也是遵循着这个思路。除此以外，黄宗智还注意到了华北小农的阶级分化，他认为我们“需要区分不同阶层的小农。”（p5）因为不同阶层的小农有着不同的特点，注意到这些特点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即使小农是兼具各个侧面的统一体，不同阶层的小农的侧重点和倾向性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的。事实上，黄宗智最后采用的是一个“区别不同阶层小农的综合分析” （p5）模式。“利润的考虑，在富裕的农场上占较大的比重。在贫穷的农场，则较多地考虑生计与生产关系。”（p6）黄宗智认为小农的经济行为既和商业化有关，也和人口压力有关。而要理解小农的经济行为“只能通过区分不同阶层的小农，而又综合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分析来理解。”（p7）这也是他在分析华北小农经济与农村社会变迁所采用的基本观点。
黄宗智根据“社会经济结构的12种因素”把他所研究的33个村庄分为7个类型，以期提高研究的质量，“避免不均衡地偏重于任何一类村庄。”（p44）按照商品化程度可分为商品化较低的村庄（经济作物面积占不到种植面积的10%）、高度商品化的村庄（经济作物面积超过30%）和中等商品化的村庄（介于10%--30%之间）三种类型。这三种是以农耕为主的最基本的类型。第四种类型是高度发达的家庭手工业村庄。第五种类型是市郊村庄，带有半都市化的性质。第六种是外出佣工的家乡，主要是去东三省谋生。第七种是曾经遭受炮火摧残的村庄。（p44）当然，这种划分有没有问题，还是值得商榷的。类型的划分主要还是要看是否利于作者的分析，服务于作者的意图。在决定使用这些满铁调查的村庄资料的时候，作者还亲自实地考察过，对满铁资料的真实性进行了核查，作者发现当时的调查员其实和村民之间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关系，而不是那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这样的一种亲密关系下，农民是很愿意配合调查的，收集到的资料绝大部分也能真实地反映当时村庄的生产生活。除了使用满铁调查的资料之外，作者还利用了北京收藏的一些档案史料作为辅助资料。例如，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刑科题本。（p46）当然，还有一些地方档案和社会史。可见，作者运用的资料是非常的丰富、详实的。作者能够娴熟驾驭这些资料也足见其研究功力之深厚，没有多年的研究沉淀和经验积累是不可能办到的。
黄宗智从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这两种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了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社会。租佃关系“重点着眼于土地关系，因此区别为地主、自耕农和佃农（及半自耕农）”，雇佣关系“着眼于劳动关系，区别为雇用他人劳动的地主、富农和与人佣工的雇农”。（p65）根据这两种生产关系及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作者着重区分了“少量主要依赖雇用劳力的较大的农场”和“一般的家庭小农场”（主要靠自家劳力耕作的农场），实际上也就是经营式农场与家庭式农场。在做出这两种区分之后，作者进一步指出，由于“家庭小农场不可能‘解雇’本身的过剩劳动力；在生产关系和人口过剩的双重压力下，如果没有在自家农场之外就业的机会，一个贫农家庭将会被迫忍受劳动力过剩的状态”（p66）。这正是农业内卷化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反，经营式农场则能够根据实际需求来雇用或者解雇劳动力，使得农场的劳动力使用效率比一般的家庭农场要高得多。
清朝前期华北地区在清政府的扶持下建立了很多以农奴为基础的庄园，因此“这个地区出现了庄园经济与小农经济并存的局面”（p85）。黄宗智认为“小所有者的经济体系在清代前半期经历了长期的农业商品化以及伴之而来的阶级分化”（p85）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小生产者分化为雇用劳力的富农或经营式农场主以及受雇的贫民与雇农；有的分化为出租地主与佃农。”（p85）与此同时，随着商品化和人口压力的增长，“经营式的庄园和出租式的庄园都从依靠农奴转而依赖从小农经济体系中滋生的雇农和佃户”（p85）。作者认为，“到了十八世纪后期，两种经济体系已经相互混合，而冀—鲁西北平原在二十世纪的土地所有型式和生产关系亦已基本形成”（p85）。
作者分析了清代前期的农业商品化和小农分化，主要探讨的是棉花种植的传播是如何导致小农分化的。棉花种植是一种高收益高风险的耕作选择，农户既有可能因为种植棉花而致富，也有可能因为种植棉花而致贫。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小农的分化。而长期的人口增长和农业及家庭手工业的商品化使得农村的租佃关系和雇用关系得以蔓延。“人口压力和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生产，对小农分化的基本过程起着双重的作用。人口增长，一方面促进农业的商品化，另一方面，它通过分家制度而妨碍大规模农场的形成。农村手工业，同样地刺激农作物商品化，但同时也协助维持小自耕农经济。”（p109）
按照时间顺序，接下来作者分析了二十世纪农业的加速商品化。黄宗智认为“世界市场的需求、外国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的经济发展，促使小农经济加速商品化”（p124）。根据帝国主义通过农业商品化对农村产生的影响来分析，作者认为西方的“二元经济论”对中国农村的分析是值得商榷的。而且，无论是“世界经济系统论”还是第三世界的经济是“附属性经济论”，都过分夸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本区历史的实际情况，将显示帝国主义并没有引起小农经济基本性质的变化，只是使它沿着已经存在的、自生的道路而加速内卷化和商品化”（p124）。
“资本主义萌芽论”者认为在商品化和雇用关系的出现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资本的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黄宗智不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通过华北地区经营式和家庭式农场耕畜的使用及农场生产力的之间对比，作者发现经营式农产的生产率并没有高于小家庭农场，两种农场在畜力使用和单位面积生产量上并没有明显区别。换言之，雇用劳动并不是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及生产力的质性突破而兴起的。
黄宗智在论证了“经营式和家庭式农产在技术、土地、‘资本’（畜力、肥料等）的运用方面确实没有分别”之后，接着讨论了经营式和家庭式农场劳动生产率对比的情况。通过论证，作者认为“经营式农场比家庭式农场显示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p161）。因为两种类型的农场对人口压力的反应不同（p161），经营式农场按需求而雇用劳动力或者解雇劳动力，因此不会产允许劳动力剩余的情况发生，而家庭式农场则往往因为家庭生活的需要而不得不投入过多的劳动力，从而造成劳动量的内卷化，亦即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换言之，“在单位面积产量上，两者虽然大致相同，但经营式农场花的劳动量要比家庭式农场少得多”（p161）。作者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家庭农场在对每单位耕地上投入较多劳动力，却不能得到比经营式农场更高的单位面积产量”（p162），是因为贫农一方面需要在耕地上投入过多的劳动力（耕作内卷化）以应付短缺的土地，另一方面则需要在农忙季节外出佣工（以维持家庭生计），以致不能在自己的农场上投入足够的劳动。“事实上，贫农农场同时向过多与不足两方面背离最合理的作物组合型和劳力运用，而不只是趋向内卷化这一面”。（p162）由于生产量在劳动量低于理想水平的下降比高于理想水平的上升要厉害得多，所以，贫农只能以更多的超常劳动量来抵销劳力不足的农场的低产量。“因此，贫农整体要获取同等的产量，必须比经营式农场花较多的劳动时间”（p162）。以上分析揭示了“农业商品化的动力，同时来源于为维持生计而耕种的贫穷家庭式农场和为利润而耕种的经营式农场。”（p162）
黄宗智指出经营式农场之所以发展不足，是因为它是和小农经济及其上层建筑的社会政治制度连锁在一起的。经营式农场一旦超过一定的规模（一般是100—200亩为最佳），农场主的重心和兴趣便会发生变化，正如作者所说，“他可以把地租出，从事商业，投资于下一代的教育，谋得功名学位，冀能爬上社会的上层，而追求更高的利益。”（p177）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谋取功名（当官）所能获得的俸禄和其他额外收益，包括社会地位和名声，是经营（经营式）农场收益所不能比的。“这样，经营式农业通过地主制而返回原来的小农耕作”（p177）。
对于家庭农场何以能够在人口增加和社会分层的双重压力下得以顽强地存活下来，黄宗智认为家庭式农场的生存是依靠佣工和商业性手工业来支持的，正是“拄着这两个拐杖，它才得以在内卷化和分化的联合压力下，站立不倒”（p193）。
随着农村经济的加速商品化，生产关系也日渐商品化了。“生产关系从一种在相互认识的人之间、面对面的长期性关系，改变为脱离人身的、短期性市场关系”。（p212）这是小农半无产化的一面，佃农和雇农的独立性有所增加，对其地主和雇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逐步削弱。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给贫农更多的好处，在高度不稳定的生态环境下，无论是更加苛刻的分成租，还是有助于掩盖阶级关系的互惠性礼节的终止，都促使地主—佃户和雇主—雇工的关系更加恶化，给贫农带来了更多的压迫和苦难。（p213）
黄宗智认为在解析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一个牵涉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关系的三角结构，而非主要由国家和士绅间权力转移所塑造的二元结构”。（p229）二十世纪前的国家政权只能通过士绅间接对村庄行使权力，而这种权力的行使不仅涉及到国家与士绅之间的关系，更涉及到士绅与村庄之间的关系，因为权力的真正着力点是在村庄自身所形塑的场域中。村庄本身有其内生的权力结构。“只要村庄内生的权力结构继续存在，首事们多继续认同于自家村庄的利益，而不会甘愿作为外界政权的代理人。”（p252）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所能顺利征收的税额，是受到地方绅衿和村庄领导人等所能容忍的程度限制的。”这些领导人本身也是村庄中的“庶民”（如经营式农场主、小地主或富农），而“绝非一个世袭的贵族阶层”，所以，他们大多数会站在村庄的整体利益上来思考问题，至少是站在自身阶层的立场。然而，首事（领导人）的地位也是极不稳固的，随着分家或者是其他因素的影响，他们很容易向下沦为中农或者贫农。当然，贫农也有可能通过积累而上升为小地主，从而成为村庄的领导人。村民的地位和财产往往是相对应的。简言之，自然村的政权组织很大程度上放映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冀—鲁西北平原上，政治领导权的延续和变化，放映了社会地位的持续和流动。”（p250）
在商品化程度有限的情况下，大多数村庄都是较为闭塞和内向的，与外界的联系很少。正如作者所言，“在二十世纪加速商品化和政治现代化之前，冀—鲁西北平原上大部分村庄都极其有限地被纳入村外的市场和政治体系。”（p229）国家政权依靠小农经济的剩余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而地主则是“国家政权借以控制自然村的不可少的居间人”。（p256）小农通过地主将部分剩余转移到国家。国家通过仕途升迁来控制地主，同时保护和维持他们对小农的收租权。从而使得这三角关系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固和平衡。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国家机器可以说是依靠小农经济和地主制两条腿走路的。它要求双方关系达到对国家政权有利的平衡。”（p257）
在论及自然村结构的变化的时候，黄宗智认为“一个村庄的社会结构会影响它的权力组织及其对外来压力的反应。”（p259）以自耕农为主的村庄，在面对外来压力或威胁时，会倾向于保守和自我“封闭”，并运用其原有的严密组织武装自己，与外界进行对抗。而一个半无产化的小农为主的或者说是组织已经松弛了的村庄，“则可能在外来压力下分崩离析，沦为三傻似的里弄，受外界势力的摆布。”（p259）换言之，二十世纪的村庄有两种主要的演变模式，“以自耕农为主而生活又比较稳定的村庄，在对付外来威胁时表现比较紧密内聚。反之，村中大部分小农都已经半无产化了的村庄，在面临外来威胁时比较容易崩溃，也易于被不轨之徒僭取村内政权”。（p283）事实上，“地方豪霸和村级恶棍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结构所面临的危机。风雨飘摇，楼阁欲坠，当革命风暴来临，“一套完全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和一个新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出现”（p300）也是在所难免了。
以上就是全书的基本内容。就我目前的个人能力和水平来说，尚未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者批评。深感抱歉。
此外，一点读书心得。当你读完一本书的时候，也许你会觉得很混乱，抓不住作者的写作思路，不知道作者到底要表达什么以及如何表达，但是，当你第二次有目的地去翻这本书（写书评）的时候，你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去抓住作者表达的重点，从头到尾再过一遍这本书，尤其是对其中的要点进行消化和理解，你会发现作者的写作思路非常的清晰。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你以后的写作和表达应该会有所帮助。
y/2016.1.16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