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的内战，空前的视角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空前的内战，空前的视角
——读《天国之秋》
对于太平天国，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它是历史教科书上的“重点”，也是历代农民起义的“终点”。我们的教科书称其为“起义”，评价它为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革命史家胡绳更是将它列为近代的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然而传统史家如钱穆，却斥其为“洪杨之乱”，是不折不扣的叛乱，就如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所说的那样，太平天国本身就站在传统儒家文明的反面，毫无益处，代表着愚昧与破坏。
那么，外国人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呢？死于“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太平天国究竟是怎样的政权？列强在这场战争期间的态度又是如何？太平天国的兴衰与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外交政策有何关系？裴士锋的《天国之秋》告诉了我们答案。
作者在本书的叙述中，将太平天国政权置于国际关系中进行考量。因而，他一反西方史学界惯用的Taiping Rebellion,而用Taiping Civil War来描述这场战争。在作者的眼中，这是一场地位平等的两个政权间的内战，而它的胜负成败，却与英国的外交政策转变息息相关。
谁能想到，同期进行的美国南北战争竟与太平天国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美国内战对英国经济构成的威胁，英国不能轻言放弃在华贸易”，因而在太平天国时期，英国的外交政策和态度几经转变。一方面英国不愿意成为腐朽愚昧的清政府的“帮凶”，但另一方面英国也不愿意长江沿岸的通商口岸被太平天国占领，使在华贸易陷入未知的境地。
本书的作者尽量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叙述这一历史时期，甚至还抱有某种“历史的同情”。因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对比与反差，也处处能看到以往我们看不到的细节和真相。
当来自“文明世界”的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广州城后，他们也意外地解救了数千名太平天国的“同党”，使得这些人免于被当街开膛破肚集体处死的悲惨下场。联军随后北上，在进攻大沽炮台时却遭遇了惨败，作者写道：“大沽惨败对英国人心的震撼，超乎咸丰帝的臣子所能理解或想象。英国军方理解的，就他们所向无敌的船舰来说，亚洲只是个游乐场——遭到打破。取而代之的乃是血淋淋的羞辱，以及渴望向击败他们的“劣等民族”报仇的心态。那是一场可能让中国人受到比以往任何打击还要惨重之灾难的失败。”因而，在攻破北京城后，“文明世界”的联军犯下了种种暴行，包括对圆明园的焚毁。对火烧圆明园，作者这样引述时人的记载：“屋顶一个接一个垮下，把吞噬其支撑墙面的大火闷熄……那使我们心中浮起这古老帝国即将覆灭的不祥之兆，这个帝国内部正被内战掏空……四面受敌，求救无门，最终在弥漫的烟雾中倒下，消失于它过去荣光的灰烬中。”
本书的主角之一是曾国藩，对于这位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作者也给了我们一些不一样的材料。在湘军终于攻陷太平天国的军事重镇安庆后，“九月五日进城的湘军骇然发现，安庆的市场从未关闭。人肉的价格最后涨到每斤半两钱……夏季时曾国藩写信给弟弟，谈到安庆投降时该如何处置。他写信告诉曾国荃：’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弟意如何？’有人认为攻破安庆时，城里共幸存约一万六千人，其中即使不是全为平民，至少也大部分是平民。有关他们后来遭遇的种种记述，差异主要在曾国藩麾下军官是否先将女人挑出，再杀光剩下的人。”此外，作者这样评价曾国藩：“外在的曾国藩的确是个杰出而无情的将领，到了这场战争的末期，已拥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但内在的曾国藩，只有他的诸弟、诸子与少数挚友知道的那个曾国藩，乃是极恭敬、淡泊、常苦于抑郁与前途茫茫之人。”
本书的另一个主角是洪仁玕，这一天国后期的重要人物，不断在对“洋兄弟”的友好和内部的斗争中挣扎彷徨。早年在香港接受西式教育，并皈依基督教的洪仁玕，满怀理想不畏险阻来到南京。他力主对洋人友好，全面负责太平天国的对外事宜。然而，内部势力的反对和对外政策的失败，使得他一步步地走向绝望。“我碰过的洋人没一个是好的。”是这个干王，最后的话语。
关于英国对太平天国和战的态度和作为，作者写道：“但就在英国政府的管家和仆人挣扎于英国的作为是否对得起良心时，就在那一挣扎透过他们乱无章法且矛盾的政策体现在地球另一端时——一下子在华积极出击，一下子又收手，一下子收钱替人打仗，一下子又讲原则，一下子把清朝捧得老高，一下子又痛斥它……因此，等到英国人终于撤回上海中立的帐篷里面，在他们对中国内战的介入禁不起道德折磨而自行轰然瓦解时，中国已不再需要他们的援助。”归根结底，对英国来说，宗教情怀与理想主义在经济利益的现实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关于这场战争中广大的中国农民，作者写道：“如果说洋人和中国识字精英阶层对这场内战期间中国农民的心愿，有什么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农民一点也不在乎上面是谁当家；他们只希望不要打仗。他们要安定。只要打仗，不管你站在哪边，都很少得到好处。”甚至作者对太平天国还抱有些许的同情，他引述当时英国驻华领事富礼赐的话：“太平天国治下过的日子，比起那些城市被清廷收复、落入蛮族官员之手后居民的不幸遭遇，要好上太多。——如果我言之凿凿说出这些事，我会被斥为叛军，被斥为在诋毁如今正笼罩该帝国的灿烂政治黎明。”并评价道：“事实上，诚如他亲身体会的，太平天国从不是外人眼中的怪物或蝗虫，但他知道他的同胞没人想听真相。”
那么最后，这场十九世纪破坏最烈的战争，造成至少有两千万人因为战事以及它所带来的恐怖饥荒和瘟疫而丧命的灾难，这场死亡人数比同期发生的美国南北战争多达三十倍的浩劫，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因为各方势力的介入，它的“平定”也好，“失败”也罢，具有怎样的深远意义？
作者认为，英国协助清政府镇压的这场中国历史周期律中的必然运动，最终反而导致了清廷遭推翻时，“动荡更为暴烈，而且拖得更久，因为清廷的覆灭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取而代之的中华民国长期陷入内战和分裂，中国国力衰弱，面对外敌的持续入侵束手无策。这个国家远远落后于同期的竞争对手，直到近年以前，要迎头赶上都似缘木求鱼。”这也正如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的那样，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进程，被大大延后。
难怪身为美国人的作者，最后不得不感叹，“当我们庆幸终于看透将我们与另一个文明隔开的那扇阴暗的窗户，心喜于在另一边的阴影之间发现隐藏其中的类似形体时，有时我们不晓得自己只是在凝视我们自己的倒影。”当时自以为掌控了中国局面的英国，反而加重了中国的灾难。
至于今天的我们，身处于中国转型历史关口的我们，对于曾经的这段历史，应产生怎样的感触？我不由得还是想起了作者在本书序言中的一段话，他说“故事中的主要中国人物，无缘像外国人那样可以一走了之。这是他们的世界，供他们打造和摧毁的世界。这是少数几个人的故事，这些人被扯离安稳的家庭生活，身不由己地扮演起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而影响历史深远的角色。”
我想，身在中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脱我们的历史宿命，也许有些事情在后世史书中，真的只是少数几个人的故事。但在这些故事背后，却是千千万万个人的血与泪，欢与悲。今天，我们也许真的来到了文明社会，逃离了历史周期律。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也有义务，让自己不只是作为种种故事中的背景，或者至少，作为千千万万人中的一员，共同努力让我们这个国家，让我们的文明，远离这片土地上曾经无数次上演过的种种悲剧与浩劫。
——读《天国之秋》
对于太平天国，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它是历史教科书上的“重点”，也是历代农民起义的“终点”。我们的教科书称其为“起义”，评价它为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革命史家胡绳更是将它列为近代的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然而传统史家如钱穆，却斥其为“洪杨之乱”，是不折不扣的叛乱，就如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所说的那样，太平天国本身就站在传统儒家文明的反面，毫无益处，代表着愚昧与破坏。
那么，外国人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呢？死于“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太平天国究竟是怎样的政权？列强在这场战争期间的态度又是如何？太平天国的兴衰与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外交政策有何关系？裴士锋的《天国之秋》告诉了我们答案。
作者在本书的叙述中，将太平天国政权置于国际关系中进行考量。因而，他一反西方史学界惯用的Taiping Rebellion,而用Taiping Civil War来描述这场战争。在作者的眼中，这是一场地位平等的两个政权间的内战，而它的胜负成败，却与英国的外交政策转变息息相关。
谁能想到，同期进行的美国南北战争竟与太平天国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美国内战对英国经济构成的威胁，英国不能轻言放弃在华贸易”，因而在太平天国时期，英国的外交政策和态度几经转变。一方面英国不愿意成为腐朽愚昧的清政府的“帮凶”，但另一方面英国也不愿意长江沿岸的通商口岸被太平天国占领，使在华贸易陷入未知的境地。
本书的作者尽量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叙述这一历史时期，甚至还抱有某种“历史的同情”。因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对比与反差，也处处能看到以往我们看不到的细节和真相。
当来自“文明世界”的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广州城后，他们也意外地解救了数千名太平天国的“同党”，使得这些人免于被当街开膛破肚集体处死的悲惨下场。联军随后北上，在进攻大沽炮台时却遭遇了惨败，作者写道：“大沽惨败对英国人心的震撼，超乎咸丰帝的臣子所能理解或想象。英国军方理解的，就他们所向无敌的船舰来说，亚洲只是个游乐场——遭到打破。取而代之的乃是血淋淋的羞辱，以及渴望向击败他们的“劣等民族”报仇的心态。那是一场可能让中国人受到比以往任何打击还要惨重之灾难的失败。”因而，在攻破北京城后，“文明世界”的联军犯下了种种暴行，包括对圆明园的焚毁。对火烧圆明园，作者这样引述时人的记载：“屋顶一个接一个垮下，把吞噬其支撑墙面的大火闷熄……那使我们心中浮起这古老帝国即将覆灭的不祥之兆，这个帝国内部正被内战掏空……四面受敌，求救无门，最终在弥漫的烟雾中倒下，消失于它过去荣光的灰烬中。”
本书的主角之一是曾国藩，对于这位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作者也给了我们一些不一样的材料。在湘军终于攻陷太平天国的军事重镇安庆后，“九月五日进城的湘军骇然发现，安庆的市场从未关闭。人肉的价格最后涨到每斤半两钱……夏季时曾国藩写信给弟弟，谈到安庆投降时该如何处置。他写信告诉曾国荃：’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弟意如何？’有人认为攻破安庆时，城里共幸存约一万六千人，其中即使不是全为平民，至少也大部分是平民。有关他们后来遭遇的种种记述，差异主要在曾国藩麾下军官是否先将女人挑出，再杀光剩下的人。”此外，作者这样评价曾国藩：“外在的曾国藩的确是个杰出而无情的将领，到了这场战争的末期，已拥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但内在的曾国藩，只有他的诸弟、诸子与少数挚友知道的那个曾国藩，乃是极恭敬、淡泊、常苦于抑郁与前途茫茫之人。”
本书的另一个主角是洪仁玕，这一天国后期的重要人物，不断在对“洋兄弟”的友好和内部的斗争中挣扎彷徨。早年在香港接受西式教育，并皈依基督教的洪仁玕，满怀理想不畏险阻来到南京。他力主对洋人友好，全面负责太平天国的对外事宜。然而，内部势力的反对和对外政策的失败，使得他一步步地走向绝望。“我碰过的洋人没一个是好的。”是这个干王，最后的话语。
关于英国对太平天国和战的态度和作为，作者写道：“但就在英国政府的管家和仆人挣扎于英国的作为是否对得起良心时，就在那一挣扎透过他们乱无章法且矛盾的政策体现在地球另一端时——一下子在华积极出击，一下子又收手，一下子收钱替人打仗，一下子又讲原则，一下子把清朝捧得老高，一下子又痛斥它……因此，等到英国人终于撤回上海中立的帐篷里面，在他们对中国内战的介入禁不起道德折磨而自行轰然瓦解时，中国已不再需要他们的援助。”归根结底，对英国来说，宗教情怀与理想主义在经济利益的现实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关于这场战争中广大的中国农民，作者写道：“如果说洋人和中国识字精英阶层对这场内战期间中国农民的心愿，有什么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农民一点也不在乎上面是谁当家；他们只希望不要打仗。他们要安定。只要打仗，不管你站在哪边，都很少得到好处。”甚至作者对太平天国还抱有些许的同情，他引述当时英国驻华领事富礼赐的话：“太平天国治下过的日子，比起那些城市被清廷收复、落入蛮族官员之手后居民的不幸遭遇，要好上太多。——如果我言之凿凿说出这些事，我会被斥为叛军，被斥为在诋毁如今正笼罩该帝国的灿烂政治黎明。”并评价道：“事实上，诚如他亲身体会的，太平天国从不是外人眼中的怪物或蝗虫，但他知道他的同胞没人想听真相。”
那么最后，这场十九世纪破坏最烈的战争，造成至少有两千万人因为战事以及它所带来的恐怖饥荒和瘟疫而丧命的灾难，这场死亡人数比同期发生的美国南北战争多达三十倍的浩劫，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因为各方势力的介入，它的“平定”也好，“失败”也罢，具有怎样的深远意义？
作者认为，英国协助清政府镇压的这场中国历史周期律中的必然运动，最终反而导致了清廷遭推翻时，“动荡更为暴烈，而且拖得更久，因为清廷的覆灭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取而代之的中华民国长期陷入内战和分裂，中国国力衰弱，面对外敌的持续入侵束手无策。这个国家远远落后于同期的竞争对手，直到近年以前，要迎头赶上都似缘木求鱼。”这也正如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的那样，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进程，被大大延后。
难怪身为美国人的作者，最后不得不感叹，“当我们庆幸终于看透将我们与另一个文明隔开的那扇阴暗的窗户，心喜于在另一边的阴影之间发现隐藏其中的类似形体时，有时我们不晓得自己只是在凝视我们自己的倒影。”当时自以为掌控了中国局面的英国，反而加重了中国的灾难。
至于今天的我们，身处于中国转型历史关口的我们，对于曾经的这段历史，应产生怎样的感触？我不由得还是想起了作者在本书序言中的一段话，他说“故事中的主要中国人物，无缘像外国人那样可以一走了之。这是他们的世界，供他们打造和摧毁的世界。这是少数几个人的故事，这些人被扯离安稳的家庭生活，身不由己地扮演起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而影响历史深远的角色。”
我想，身在中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脱我们的历史宿命，也许有些事情在后世史书中，真的只是少数几个人的故事。但在这些故事背后，却是千千万万个人的血与泪，欢与悲。今天，我们也许真的来到了文明社会，逃离了历史周期律。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也有义务，让自己不只是作为种种故事中的背景，或者至少，作为千千万万人中的一员，共同努力让我们这个国家，让我们的文明，远离这片土地上曾经无数次上演过的种种悲剧与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