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蒸：我和赵毅衡先生相识25年来的符号学分歧
本人按：说实话赵毅衡先生的这本书对于我这个完全的门外汉来说非常易读，感觉对符号学有了一点基本的认识，看了赵先生讲课的视频也觉得很有趣。所以看到李先生的这篇文章我很震惊，我无法认定赵先生是不是李先生所说的“搞学术投机的二道贩子”，不过赵先生在新版的《居士林的阿辽沙》后记中透露的自己的学术心态可作参考：[入了学术圈，发现同行轧挤得更惨。记得在“搞”外国文学时，一位前辈说：“上面老头还没去，你们下面又挤上来了。”可能是酒后真情，那股怨艾，听得我毛骨悚然。我心想，研究莎士比亚，怎么不到英国学界去挤？中国莎学界怎么嫌人多？想到此，心里不是滋味，立即决定离开外国文学研究界，转向翻译；不久遇挤如故，转向现代文论；不久遇挤如故，转向比较文学；不久又如故，转向诗论诗学；不久又如故，转向叙述学。至今算来，平均每三年改一次学术方向，而今可以对每一辆公共汽车门前的拥挤者说：“其实上面挺空的，不过你们放心，我不上这个车。”]。我无意也无力分个赵与李的对错、优劣，看了李的《忆往叙实》觉得李有些迫害妄想的倾向，毕竟人心这东西谁知道呢。《围城》里的《小世界》中的“学人”拿着各种基金自己嗨吧。这本书出的新版了，我呢还是会买的。贴上此文供豆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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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承认我虽然大致了解了他在川大的情况，以及自2008年引介他参加南师大国际会议后希望他从此进一步积极于符号学事业（好像在2008年前他主要打出偏于文学性的所谓“叙述学”方向，而参加了南京大会之后开始决定进一步转向打出“符号学”旗帜。也是在此时后，经过“深思熟虑”采取了表面上“尊李”的招牌）等到他的大作《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出版并寄予我后，以及将刊有我文的《符号学与传媒》寄我后，工作计划极为忙碌的我本人才开始进一步翻阅了一下他的作品。我的印象是，这正是一位比较文学系（而非西方更为专深的英语系）出身者的写作，可以说是根据各种二手作品，并联系“中国文化国情”后（即赶时髦地“增添”了“中国元素”后）的产物，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拼凑“理论”并无什么重要性，但却立即明白了为什么该书会在国内文学界产生较大反响的原因：在外语界，中文界，传媒界，普遍欠缺任何一科专门科学理论训练的师生们似乎获得了一种比较容易“走进符号学”的途径。至于其中援引的现代中国人文学术前辈大师们的部分，则可以说反暴露了赵本人对于什么是“符号学理论”本身根本欠缺“理论感觉”，否则他就不会把赵元任先生的语音学当成了中国符号学“元老”之一的根据【在他前几日发出的责我通函中又再次企图说明我有此类不敬“前贤大师”的傲慢。赵之所以要拿前辈无关于符号学、解释学等新知新学研究的名人大师“说事”，目的在于贬低当前中国真正从事新知新学新理的新时期学者的、远超过前辈大师们所完成过的理论性贡献】，却又再一次自曝其短：他连什么是符号学原理中的最基本的“音位学”和“语音学”的经典式的区分都没搞清。就其理论部分的论述而言，我感觉这位在伯克利比较文学系读书时原来根本还谈不到了解什么是今日符号学的学生，那时不过是临时追逐着美国肤浅的符号学时髦而已。其后十几年来他在国外汉学界不要说对于符号学理论，就是任何人文科学理论，也没有过什么接触（那时他似乎和海外一些中文作家过从甚密，过着徐志摩式的名士派生活），而等他新世纪回国后（为什么回国不详，当然是走“爱国海归”式的路子），看到他在国外看不全的大量中文符号学理论出版物后，才开始部分地读懂（此前二十年根本还没有入门的）符号学知识。他本其名士派的聪明开始研读国内大量著、译出版物的材料，结合英文相关二手资料，在大家外语理论书读解能力较差的学术学科领域，推出了他的“学贯中西”的大作。传媒界和中文界内一些人，因为更没有理论性受教经历，不知何为严肃理论思维而仅能初步欣赏“理论话语形式美”，遂可如此盛赞之。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爱好理论话语并企图依赖此爱好而追求业界进取者，因并不想花时间认真准备基础理论知识而急于求成，希图采取“捷径”快速进入本领域内的“理论研究”领域，他们在发现了赵的符号学理论比较“好使”后，遂加以靠拢，并参与吹捧此一“好使”的工具，以期使其可成为大家在理论上共同前进的阶梯。他们缺乏理论性训练又急功近利，自然也的确并不能辨析理论性论述的高低深浅。大家的共识就是：看效果。所谓效果就是业界的个人及集体的“政绩”。今天在提出改革计划的新时期，不是首先要检讨的就是各种“政绩主义”吗？人文科学界能够例外吗？正在撰写本文时看到“锵锵三人行”关于“超载现象”的节目，颇受教益。用公路卡车超载现象分析推及各个领域内的“超载现象”，包括文教学术领域：如扩招，出版，评比，宣传等。我们符号学界的“超载”又应该是指什么呢？
但是我对他的写作及其“产生根源与过程”的不佳印象并不是决定我对他本人或其学术采取相应对待之策的原因。他当然比起该领域里的很多学人的作品在某方面还是更具有某些优点的，虽然那并不是在“一般符号学理论”建设方面的优点。他的弱点恰恰表现在他因经历及教育背景关系并不善于理论思维。顺便指出，即使从事今日并不可取的所谓“一般符号学理论”的写作，作者至少应该有哲学、社会学、语义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面的独立治学经验。赵有吗？一个从来没有现代西方哲学研读成绩的“文学家”能够从事理论性研究吗？但这样的现象在今天国内外到处存在。我当然不会因此而吹毛求疵，按照我的原则，正是要广泛团结较多学者参加符号学合作，何况像他这样积极热心的符号学推动者？我从他的著作中，再联想到他的教学和学术活动的奇怪方式，所担心的则主要是其学风问题。我于是特别注意到如下几件事（参见我以前批赵的文章，此处列举非全）：
A）我的符号学学术背景和方向和他的完全两码事，按我判断他根本做不了深入独立的符号学理论研究，他的所谓“理论”主要是根据读解中文资料而来，却像很多文科留学生一样示人以其西方理论知识直接来自他的西方学历（对此我已发表过很多批评性文章，可参照）。由于他本人教育背景（包括他自言文革期间的多年矿坑工作经历）和海外工作背景，欠缺任何一科专门理论知识的记录，而只能满足于按照中英文二手材料凭聪明加以拼装，其“写作导航线”不是西方理论本身，而是国内更加欠缺西学理论训练的相关学界师生们的某种“接受可能性”：他在为国内学人“量身定做”着一种符号学！其贡献是：学人不必花力气一本本研读经典而只需读他的符号学导论，即可自认为进入了符号学领域。之后他再通过运作符号学宣传手段客观上造成“我之学为正宗的、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共识形象（其网站宣传就是干这个用的），以巩固此类速成符号学宣教受益者的信心。我于是慢慢理解，他回国来转行到符号学理论界（他等于从近六十岁开始才在中国学界开始其西方理论研习！），在广大不熟悉专门西方理论科学的诸院系内，通过其“美国比较文学理论博士和国外杰出教授”这样的名衔（这个百年来传统的文科留学生“镀金主义”，其实正是导致人文学界不肯努力认真治学只想通过各种捷径争名夺利风气的总根源之一），足以在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教育界商业化发展日甚一日的环境里，大展宏图。那么“尊李”的姿态是何意呢？我才刚懂得（也幸而有与其活动有过接触的朋友们多次私下告诫我注意他的表里不一举止），明明和我的学术理论观点及行事方式不同却偏要把“李”拉着，究竟打着什么算盘呢？他要把我当做他的事业的“开路先锋”！我只不过是他制造符号学界障眼法的工具之一而已！
B)他就以这种海归的背景，通过他改造过的简易符号学“万事通”，在院内广招学生，毕业后分发至各地，形成桃李满天下格局。这些学生们本人都是很好的青年，赵的“路子”为他们安排了求学、就职、升迁的捷径，自然人人念叨赵老师的恩德。但是我仅从南北几处他的七八个学生们的接触中（他们都非常友好地招待过我，但在此我必须谈出对他们的知识训练程度的坦率意见，尽管这会被一些人作为例子说：人家对你这么好你还说人家“坏话”？）感觉到一个普遍现象：他们作为博士生毕业任教后，却显示出非常不善于理论思维，而他们被告知学的是赵老师的符号学理论。不仅谈不到什么符号学理解，而且根本欠缺一个理论性思维和研究的基础。原因可以推测，按照赵的教法，他们根本没受过什么严格学术理论训练。如果以赵出版的这本大作为基础交给同学所谓符号学理论（他的网站上正在宣传这本书获奖的消息，半年前曾经宣传其符号学教学研究曾获得高教部表彰，可见他和许多海龟回国后不服水土者不同，而是甚至于比长年在国内学人更能够服国内学界之水土。我们于此可见此人之伸缩自如身段），师生们就自以为进入了“符号学领域”，这是多么严重的误导呢？学生们不知，如果会了英文，关于符号学字典一类文献多不胜数，任何名词概念都可经翻阅而理解，以此为基础教学和写作，对于不会外语的人以为老师多么博学，而不知这类“抄录之功”对于会外文的人简直易如反掌。学生们经过这样的训练后也许在其他我不知道的科方面上各有成绩，但独独在“符号学”领域可谓乏善可陈（如确，我就不是在“责备”他们，而是在责备把他们带出来的导师）。而毕业工作后，恐怕也很少有几位能够在此领域内自修前进，因为你们根本不是历经几年一本本相关理论原著研读过才进入符号学的，而是通过你们所谓自创学派的赵老师的一本“符号学原理”就自以为进入了符号学。你们徒徒顶着一顶“学过符号学的帽子”，却根本没有从事什么真正的符号学研究，而你们的导师则通过他的学界人海战术宣传，硬是在夸赞你们如何如何了得，以遂行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学界利害与共政策。这是多么可怕的“符号学忽悠”！如此优秀青年就这样以为自己在从事着符号学研究了？不过也许马上有人会反驳我的杞人忧天。也许人家本来志不在此。的确，其后每个赵老师的学生都可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并按照既定程序一位一位地晋级为副教授、教授、博导，此种国家认定的“资格”要你来多管闲事？我对赵的专著风格中最不欣赏的就是他对学生们的“吹捧”，这是他作风“露马脚”的例子之一，也是我立即增加对他的警惕度的导火线之一。其实这是非常浅薄的把戏：通过吹捧对方以便于利用对方！（相互利用？）即使再聪明的学生有必要成批地要将其观点放到导师自己的专著中来吗？因为“吹捧”是不花一分钱的，却可达到利用或相互利用的效果。
C）为什么在今日学术环境内可以形成和存在如此师生相处两相宜的美好局面呢？因为师生可据此方式结成利益共同体，学生的未来命运也取决于导师的命运。导师名气增长学生不仅脸上增光，因此而有助于日后升迁，可谓师生关系牵扯到长期互利关系。为此的前提条件是，导师的知名度必须足够大并不断增长，而要想达此目的，今日出现了方便的新工具：电子传媒。好，我们干脆就来一个传媒符号学。本来就被简化了的、使其具有了“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理论，今日再将其应用到其势如日中天的传媒界，这是在学术理论商业化发展趋势中何等敏锐的眼光呢？留学生赵先生真是太适合今日国内的学术生态环境了。于是该派符号学学术的目的进一步暴露：想方设法扩大学术和导师的知名度，并通过直接、间接的弟子、粉丝、跟随者分布于各地以形成另类“符号学粉丝集团”。具体的操作法就是利用最少代价地经营电子网刊和组织学生参加翻译以借此扩大海外学术联系。至于学术理论本身，我真看不出他们学到了什么实在的东西了。其真正的学术实践就是在运用今日发展的电子媒体广告学进行出版宣传，顺便安插置入性行销，众星捧月般地集体塑造着一位中国“符号学大师”的出现。其集体运作背后充斥着师生及派系集体互利的动机。但是转念一想，此类现象在当今国家全面反腐运动铺开之际，岂非到处可见？腐败只存在于政经界吗？
D）我在不久前写的未点名的批评赵团队运作方式的文章里指出过，赵团队现在所做的事，正是重复当年甘阳、刘小枫等80 年代理论精英们所做的事：把学术出版工作，通过特殊运作，示人以表现出了学术研究成绩傲人的印象。赵比甘阳、刘小枫等大10岁左右，却比他们晚了20 年来重复他的“文革学弟”们曾经出色运作过的把戏：集拢团队，通过出版能力进行拉拢人马和扩大宣传影响。【当时受到官方间接支持的甘阳团队，在其于社会舞台上开风气之先方面或许有助于思想开放，但此一将社会政治目标和学术理论目标混同的做法，也同时产生了“因小失大”的严重负面后果。因为同时强化了学界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风气，足以败坏新时期正待万象更新的中华文明的学术元气。再如另一个因小失大的例子，当时一批所谓年轻精英用其《河殇》事件意图提供社会改革之“引药”，其实际意图失败乃另一个问题，而参加此设计的精英们遂以此一事件所自以为具有的“社会政治重要性意涵”，来代表他们在所谓“中国史学界”具有的前沿理论家能力之证明。实际上，他们完全欠缺真正的新知新学理论，这是将社会政治行为效果“转译成”学术理论意义的显例。】不过，今日赵还占据着体制内位置的优越性，进而通过师生利害关系网，更有效地组织和推动事业；至于桃李满天下的效果更是甘阳等当初所没有的优越性。此外，“世界与中国”不仅只是一个出版单位，而且其内容主要是翻译西方理论。虽然那些翻译大多数质量成问题【我的几本译作也在内，后来刘小枫驳我对其集团作风的批评时说：我们给你已经出了好几本书了（我答称：那些都是我另外通过三联书店其他渠道使之了解了复杂背景后予以特殊安排才如期出版的。刘遂不再复）？此一方式很类似于前几日赵驳我的话：我们发表了你的所有来稿（虽然他们当然只是选择性地发表的）。发表来稿，这首先是你们的工作责任所在，不是给予作者的恩惠。再者作者的“赐稿”也是对你们的支持，怎么倒因为果？但是这些只熟悉功利主义交流观的人们总是算计着彼此的势力消长关系，因此算计着“谁在求谁”？】，但到底是外语系毕业后改学过哲学者，甘阳团队硕士毕业生们的翻译质量还是比赵团队里学生译者的翻译高一些。而赵团队的另一方面易于暴露的弱点则是，其所主编的丛书的作者，因为是写作而不是翻译，其学术质量问题就更易显露出来。在其翻译计划方面，哲学翻译界九十年代已经出现过的质量不能保证的问题在赵团队里只会加倍出现。暂时因可利用同行、领导等不能准确判断符号学学术虚实的学界大环境，以及因老外不能判断译品质量故不至于因译品质量粗劣引生麻烦，而且今日有了大笔经费可轻易规划符号学翻译计划，遂以为不仅因此可轻而易举地增加了符号学出版“政绩”，而且可‘凭空’增加了其“国际影响力”。我作为当代中国理论翻译资历较长者可以预断，你们让粗通外语又不懂业务的学生们承担此类翻译工作，纯粹是劳民伤财！我先问你们，谁给你们把质量关？是你们的团队的赵老师吗？如我马上指出的，赵的问题恰在于他没有准确理解专深英文理论文本和英译汉翻译能力及记录者，他的“把关”谁能相信？当然出版社编辑部把不了关，出版当然可以成功。但是大家都不管这样的半生不熟译品是在给符号学界添乱呢还是做出贡献呢？我们还不谈另一问题：参加译作的学生们不专注于学习却花时间干这些他们根本力不胜任而且即使胜任也对自己无益的额外工作，这对于高校文科理论教育是应该鼓励的事情吗？
E）赵团队的最突出特点，和当初甘阳、刘小枫团队一样，都是采取“置入性行销”政策。他们通过公共性学术出版工作，一方面吸引读者、著译者靠拢团队，另一方面借此出版环境突显主持人个人的特殊学术成就。即借助于为大家提供出版服务的平台来达到弘扬主持人名势的目的。可谓一本多利。此类事在西方学界很难行得通，那里出版事业归出版事业，学术成绩自然需要在学术研究领域内来表现。但在出版专业性、理论性书文困难的地方，此一出版条件的“缺失性”，却成就了学界机敏者趁势而起、增加学界不实知名度之“渠道”。当初甘阳、刘小枫等编译集团，如今都已是各地学界精英大腕。我曾对此多次加以剖析，“毅衡兄”可能正好从中获得启发：‘我何不如法炮制？’况且可趁海外精英“回归祖国政策”的东风占据一体制内有利地位，增加了一个甘阳等当初未曾有的新优越性条件：通过“桃李满天下”布局，经营体制内的人际利害结盟关系编织网。一方面在体制内师生利害关系布局中，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新世纪商业化蓬勃发展时代和电子传媒技术化方便时代，以及在学界于新知新学新理不甚了了而学界崇洋媚外日甚一日的时代里，此类“符号学界名势经营的系统工程”遂更加易于有效运作。
F）还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赵本人因为独立理论研读能力有限，所以从来没有出版过理论性译作。为了弥补此一形象上的缺欠，以及进而增加自身“不译者比译者在理论理解上要高一等”的公共形象，他经常指点他人理论名词上的翻译不当或错误。这是学界权势者进行自我形象忽悠的常见手法。其目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增强人们对其本人在西学理论上“技高一筹”的共识。结果这样的姿态果然可以忽悠住纯洁学生，使他们更加信服导师的理论本领。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学术理论界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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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承认我虽然大致了解了他在川大的情况，以及自2008年引介他参加南师大国际会议后希望他从此进一步积极于符号学事业（好像在2008年前他主要打出偏于文学性的所谓“叙述学”方向，而参加了南京大会之后开始决定进一步转向打出“符号学”旗帜。也是在此时后，经过“深思熟虑”采取了表面上“尊李”的招牌）等到他的大作《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出版并寄予我后，以及将刊有我文的《符号学与传媒》寄我后，工作计划极为忙碌的我本人才开始进一步翻阅了一下他的作品。我的印象是，这正是一位比较文学系（而非西方更为专深的英语系）出身者的写作，可以说是根据各种二手作品，并联系“中国文化国情”后（即赶时髦地“增添”了“中国元素”后）的产物，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拼凑“理论”并无什么重要性，但却立即明白了为什么该书会在国内文学界产生较大反响的原因：在外语界，中文界，传媒界，普遍欠缺任何一科专门科学理论训练的师生们似乎获得了一种比较容易“走进符号学”的途径。至于其中援引的现代中国人文学术前辈大师们的部分，则可以说反暴露了赵本人对于什么是“符号学理论”本身根本欠缺“理论感觉”，否则他就不会把赵元任先生的语音学当成了中国符号学“元老”之一的根据【在他前几日发出的责我通函中又再次企图说明我有此类不敬“前贤大师”的傲慢。赵之所以要拿前辈无关于符号学、解释学等新知新学研究的名人大师“说事”，目的在于贬低当前中国真正从事新知新学新理的新时期学者的、远超过前辈大师们所完成过的理论性贡献】，却又再一次自曝其短：他连什么是符号学原理中的最基本的“音位学”和“语音学”的经典式的区分都没搞清。就其理论部分的论述而言，我感觉这位在伯克利比较文学系读书时原来根本还谈不到了解什么是今日符号学的学生，那时不过是临时追逐着美国肤浅的符号学时髦而已。其后十几年来他在国外汉学界不要说对于符号学理论，就是任何人文科学理论，也没有过什么接触（那时他似乎和海外一些中文作家过从甚密，过着徐志摩式的名士派生活），而等他新世纪回国后（为什么回国不详，当然是走“爱国海归”式的路子），看到他在国外看不全的大量中文符号学理论出版物后，才开始部分地读懂（此前二十年根本还没有入门的）符号学知识。他本其名士派的聪明开始研读国内大量著、译出版物的材料，结合英文相关二手资料，在大家外语理论书读解能力较差的学术学科领域，推出了他的“学贯中西”的大作。传媒界和中文界内一些人，因为更没有理论性受教经历，不知何为严肃理论思维而仅能初步欣赏“理论话语形式美”，遂可如此盛赞之。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爱好理论话语并企图依赖此爱好而追求业界进取者，因并不想花时间认真准备基础理论知识而急于求成，希图采取“捷径”快速进入本领域内的“理论研究”领域，他们在发现了赵的符号学理论比较“好使”后，遂加以靠拢，并参与吹捧此一“好使”的工具，以期使其可成为大家在理论上共同前进的阶梯。他们缺乏理论性训练又急功近利，自然也的确并不能辨析理论性论述的高低深浅。大家的共识就是：看效果。所谓效果就是业界的个人及集体的“政绩”。今天在提出改革计划的新时期，不是首先要检讨的就是各种“政绩主义”吗？人文科学界能够例外吗？正在撰写本文时看到“锵锵三人行”关于“超载现象”的节目，颇受教益。用公路卡车超载现象分析推及各个领域内的“超载现象”，包括文教学术领域：如扩招，出版，评比，宣传等。我们符号学界的“超载”又应该是指什么呢？
但是我对他的写作及其“产生根源与过程”的不佳印象并不是决定我对他本人或其学术采取相应对待之策的原因。他当然比起该领域里的很多学人的作品在某方面还是更具有某些优点的，虽然那并不是在“一般符号学理论”建设方面的优点。他的弱点恰恰表现在他因经历及教育背景关系并不善于理论思维。顺便指出，即使从事今日并不可取的所谓“一般符号学理论”的写作，作者至少应该有哲学、社会学、语义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面的独立治学经验。赵有吗？一个从来没有现代西方哲学研读成绩的“文学家”能够从事理论性研究吗？但这样的现象在今天国内外到处存在。我当然不会因此而吹毛求疵，按照我的原则，正是要广泛团结较多学者参加符号学合作，何况像他这样积极热心的符号学推动者？我从他的著作中，再联想到他的教学和学术活动的奇怪方式，所担心的则主要是其学风问题。我于是特别注意到如下几件事（参见我以前批赵的文章，此处列举非全）：
A）我的符号学学术背景和方向和他的完全两码事，按我判断他根本做不了深入独立的符号学理论研究，他的所谓“理论”主要是根据读解中文资料而来，却像很多文科留学生一样示人以其西方理论知识直接来自他的西方学历（对此我已发表过很多批评性文章，可参照）。由于他本人教育背景（包括他自言文革期间的多年矿坑工作经历）和海外工作背景，欠缺任何一科专门理论知识的记录，而只能满足于按照中英文二手材料凭聪明加以拼装，其“写作导航线”不是西方理论本身，而是国内更加欠缺西学理论训练的相关学界师生们的某种“接受可能性”：他在为国内学人“量身定做”着一种符号学！其贡献是：学人不必花力气一本本研读经典而只需读他的符号学导论，即可自认为进入了符号学领域。之后他再通过运作符号学宣传手段客观上造成“我之学为正宗的、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共识形象（其网站宣传就是干这个用的），以巩固此类速成符号学宣教受益者的信心。我于是慢慢理解，他回国来转行到符号学理论界（他等于从近六十岁开始才在中国学界开始其西方理论研习！），在广大不熟悉专门西方理论科学的诸院系内，通过其“美国比较文学理论博士和国外杰出教授”这样的名衔（这个百年来传统的文科留学生“镀金主义”，其实正是导致人文学界不肯努力认真治学只想通过各种捷径争名夺利风气的总根源之一），足以在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教育界商业化发展日甚一日的环境里，大展宏图。那么“尊李”的姿态是何意呢？我才刚懂得（也幸而有与其活动有过接触的朋友们多次私下告诫我注意他的表里不一举止），明明和我的学术理论观点及行事方式不同却偏要把“李”拉着，究竟打着什么算盘呢？他要把我当做他的事业的“开路先锋”！我只不过是他制造符号学界障眼法的工具之一而已！
B)他就以这种海归的背景，通过他改造过的简易符号学“万事通”，在院内广招学生，毕业后分发至各地，形成桃李满天下格局。这些学生们本人都是很好的青年，赵的“路子”为他们安排了求学、就职、升迁的捷径，自然人人念叨赵老师的恩德。但是我仅从南北几处他的七八个学生们的接触中（他们都非常友好地招待过我，但在此我必须谈出对他们的知识训练程度的坦率意见，尽管这会被一些人作为例子说：人家对你这么好你还说人家“坏话”？）感觉到一个普遍现象：他们作为博士生毕业任教后，却显示出非常不善于理论思维，而他们被告知学的是赵老师的符号学理论。不仅谈不到什么符号学理解，而且根本欠缺一个理论性思维和研究的基础。原因可以推测，按照赵的教法，他们根本没受过什么严格学术理论训练。如果以赵出版的这本大作为基础交给同学所谓符号学理论（他的网站上正在宣传这本书获奖的消息，半年前曾经宣传其符号学教学研究曾获得高教部表彰，可见他和许多海龟回国后不服水土者不同，而是甚至于比长年在国内学人更能够服国内学界之水土。我们于此可见此人之伸缩自如身段），师生们就自以为进入了“符号学领域”，这是多么严重的误导呢？学生们不知，如果会了英文，关于符号学字典一类文献多不胜数，任何名词概念都可经翻阅而理解，以此为基础教学和写作，对于不会外语的人以为老师多么博学，而不知这类“抄录之功”对于会外文的人简直易如反掌。学生们经过这样的训练后也许在其他我不知道的科方面上各有成绩，但独独在“符号学”领域可谓乏善可陈（如确，我就不是在“责备”他们，而是在责备把他们带出来的导师）。而毕业工作后，恐怕也很少有几位能够在此领域内自修前进，因为你们根本不是历经几年一本本相关理论原著研读过才进入符号学的，而是通过你们所谓自创学派的赵老师的一本“符号学原理”就自以为进入了符号学。你们徒徒顶着一顶“学过符号学的帽子”，却根本没有从事什么真正的符号学研究，而你们的导师则通过他的学界人海战术宣传，硬是在夸赞你们如何如何了得，以遂行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学界利害与共政策。这是多么可怕的“符号学忽悠”！如此优秀青年就这样以为自己在从事着符号学研究了？不过也许马上有人会反驳我的杞人忧天。也许人家本来志不在此。的确，其后每个赵老师的学生都可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并按照既定程序一位一位地晋级为副教授、教授、博导，此种国家认定的“资格”要你来多管闲事？我对赵的专著风格中最不欣赏的就是他对学生们的“吹捧”，这是他作风“露马脚”的例子之一，也是我立即增加对他的警惕度的导火线之一。其实这是非常浅薄的把戏：通过吹捧对方以便于利用对方！（相互利用？）即使再聪明的学生有必要成批地要将其观点放到导师自己的专著中来吗？因为“吹捧”是不花一分钱的，却可达到利用或相互利用的效果。
C）为什么在今日学术环境内可以形成和存在如此师生相处两相宜的美好局面呢？因为师生可据此方式结成利益共同体，学生的未来命运也取决于导师的命运。导师名气增长学生不仅脸上增光，因此而有助于日后升迁，可谓师生关系牵扯到长期互利关系。为此的前提条件是，导师的知名度必须足够大并不断增长，而要想达此目的，今日出现了方便的新工具：电子传媒。好，我们干脆就来一个传媒符号学。本来就被简化了的、使其具有了“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理论，今日再将其应用到其势如日中天的传媒界，这是在学术理论商业化发展趋势中何等敏锐的眼光呢？留学生赵先生真是太适合今日国内的学术生态环境了。于是该派符号学学术的目的进一步暴露：想方设法扩大学术和导师的知名度，并通过直接、间接的弟子、粉丝、跟随者分布于各地以形成另类“符号学粉丝集团”。具体的操作法就是利用最少代价地经营电子网刊和组织学生参加翻译以借此扩大海外学术联系。至于学术理论本身，我真看不出他们学到了什么实在的东西了。其真正的学术实践就是在运用今日发展的电子媒体广告学进行出版宣传，顺便安插置入性行销，众星捧月般地集体塑造着一位中国“符号学大师”的出现。其集体运作背后充斥着师生及派系集体互利的动机。但是转念一想，此类现象在当今国家全面反腐运动铺开之际，岂非到处可见？腐败只存在于政经界吗？
D）我在不久前写的未点名的批评赵团队运作方式的文章里指出过，赵团队现在所做的事，正是重复当年甘阳、刘小枫等80 年代理论精英们所做的事：把学术出版工作，通过特殊运作，示人以表现出了学术研究成绩傲人的印象。赵比甘阳、刘小枫等大10岁左右，却比他们晚了20 年来重复他的“文革学弟”们曾经出色运作过的把戏：集拢团队，通过出版能力进行拉拢人马和扩大宣传影响。【当时受到官方间接支持的甘阳团队，在其于社会舞台上开风气之先方面或许有助于思想开放，但此一将社会政治目标和学术理论目标混同的做法，也同时产生了“因小失大”的严重负面后果。因为同时强化了学界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风气，足以败坏新时期正待万象更新的中华文明的学术元气。再如另一个因小失大的例子，当时一批所谓年轻精英用其《河殇》事件意图提供社会改革之“引药”，其实际意图失败乃另一个问题，而参加此设计的精英们遂以此一事件所自以为具有的“社会政治重要性意涵”，来代表他们在所谓“中国史学界”具有的前沿理论家能力之证明。实际上，他们完全欠缺真正的新知新学理论，这是将社会政治行为效果“转译成”学术理论意义的显例。】不过，今日赵还占据着体制内位置的优越性，进而通过师生利害关系网，更有效地组织和推动事业；至于桃李满天下的效果更是甘阳等当初所没有的优越性。此外，“世界与中国”不仅只是一个出版单位，而且其内容主要是翻译西方理论。虽然那些翻译大多数质量成问题【我的几本译作也在内，后来刘小枫驳我对其集团作风的批评时说：我们给你已经出了好几本书了（我答称：那些都是我另外通过三联书店其他渠道使之了解了复杂背景后予以特殊安排才如期出版的。刘遂不再复）？此一方式很类似于前几日赵驳我的话：我们发表了你的所有来稿（虽然他们当然只是选择性地发表的）。发表来稿，这首先是你们的工作责任所在，不是给予作者的恩惠。再者作者的“赐稿”也是对你们的支持，怎么倒因为果？但是这些只熟悉功利主义交流观的人们总是算计着彼此的势力消长关系，因此算计着“谁在求谁”？】，但到底是外语系毕业后改学过哲学者，甘阳团队硕士毕业生们的翻译质量还是比赵团队里学生译者的翻译高一些。而赵团队的另一方面易于暴露的弱点则是，其所主编的丛书的作者，因为是写作而不是翻译，其学术质量问题就更易显露出来。在其翻译计划方面，哲学翻译界九十年代已经出现过的质量不能保证的问题在赵团队里只会加倍出现。暂时因可利用同行、领导等不能准确判断符号学学术虚实的学界大环境，以及因老外不能判断译品质量故不至于因译品质量粗劣引生麻烦，而且今日有了大笔经费可轻易规划符号学翻译计划，遂以为不仅因此可轻而易举地增加了符号学出版“政绩”，而且可‘凭空’增加了其“国际影响力”。我作为当代中国理论翻译资历较长者可以预断，你们让粗通外语又不懂业务的学生们承担此类翻译工作，纯粹是劳民伤财！我先问你们，谁给你们把质量关？是你们的团队的赵老师吗？如我马上指出的，赵的问题恰在于他没有准确理解专深英文理论文本和英译汉翻译能力及记录者，他的“把关”谁能相信？当然出版社编辑部把不了关，出版当然可以成功。但是大家都不管这样的半生不熟译品是在给符号学界添乱呢还是做出贡献呢？我们还不谈另一问题：参加译作的学生们不专注于学习却花时间干这些他们根本力不胜任而且即使胜任也对自己无益的额外工作，这对于高校文科理论教育是应该鼓励的事情吗？
E）赵团队的最突出特点，和当初甘阳、刘小枫团队一样，都是采取“置入性行销”政策。他们通过公共性学术出版工作，一方面吸引读者、著译者靠拢团队，另一方面借此出版环境突显主持人个人的特殊学术成就。即借助于为大家提供出版服务的平台来达到弘扬主持人名势的目的。可谓一本多利。此类事在西方学界很难行得通，那里出版事业归出版事业，学术成绩自然需要在学术研究领域内来表现。但在出版专业性、理论性书文困难的地方，此一出版条件的“缺失性”，却成就了学界机敏者趁势而起、增加学界不实知名度之“渠道”。当初甘阳、刘小枫等编译集团，如今都已是各地学界精英大腕。我曾对此多次加以剖析，“毅衡兄”可能正好从中获得启发：‘我何不如法炮制？’况且可趁海外精英“回归祖国政策”的东风占据一体制内有利地位，增加了一个甘阳等当初未曾有的新优越性条件：通过“桃李满天下”布局，经营体制内的人际利害结盟关系编织网。一方面在体制内师生利害关系布局中，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新世纪商业化蓬勃发展时代和电子传媒技术化方便时代，以及在学界于新知新学新理不甚了了而学界崇洋媚外日甚一日的时代里，此类“符号学界名势经营的系统工程”遂更加易于有效运作。
F）还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赵本人因为独立理论研读能力有限，所以从来没有出版过理论性译作。为了弥补此一形象上的缺欠，以及进而增加自身“不译者比译者在理论理解上要高一等”的公共形象，他经常指点他人理论名词上的翻译不当或错误。这是学界权势者进行自我形象忽悠的常见手法。其目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增强人们对其本人在西学理论上“技高一筹”的共识。结果这样的姿态果然可以忽悠住纯洁学生，使他们更加信服导师的理论本领。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学术理论界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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