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和内战，历史修正主义者
上学期放假前Kevin布置了两名外国记者于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写的一本书，《Thunder Out of China》。本来我已经在Ipad里下好了英文版的，但是因为自己拖延问题，只好在开学前连忙找到中文版《中国的惊雷》，这才勉强在上课前读完了。
Kevin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者的意图为何？我这样回答的，作者将自己在中国的的所见所闻写给美国政客，告诉他们中国现在发生了什么，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做。在阅读时意识到作者写作的目的其实很重要，因为这会间接影响到作者的写作，以及他看待问题的方法。
Kevin接着问，那么他是如何向美国观众展现中国的呢？他是如何描述国共两党抗战以及接下来的国共内战呢？字里行间，白修德将抗日战争，甚至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小部分。而他将中国比喻成过去的欧洲，以Teleology（目的论）的角度看待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革命。因为中国正在走欧美曾经走过的革命路线，自知或者不自知，有意或者无意，白修德以一种“优越感”来描述中国正在发生的故事，甚至在描述史迪威在中国的时候，与史迪威以及大多美国人共享“美国人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方法”这个想法。他描述共产党积极团结，描述国民党贪污腐败，试图告诉美国政客他们应该和共产党交好。但是因为先前美国支持国民党的举动，导致共产党对美国的印象不佳。无论最后内战谁胜谁输，都对美国不利，因此美国应该积极筹办，建立一个多党执政的中国城府。
白修德对于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过于乐观，就好像中国如若没有了美国的支持，它就要完蛋了似的。与此同时，白修德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美国对于中国战场的需求，美国需要中国，它需要中国滞留住日本的军团，如同泥沼一般，将他们困在中国，无法前去其他的战场。而事实上，中国抗日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一批又一批的人赴死，又有下一批的人赶来。
周一的Reading是Hans Van De Ven的The Sino-Japanese War History，来自于书籍《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中的一章。Van De Ven先是讲了西方社会对于国民党战时的错误判断，再讲了国民党抗战时究竟都做了些什么，最后总结我们需要对国民党抗战时的表现重新评估。
长久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对于国民党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收到了白修德以及史迪威的影响。他们认为，国民党无能腐败，军事政体无法有效地组织中国社会抗日。但事实上，是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期望过高，以至于忽略了中国的真实情况。国民党是在一个有限的环境下，试图将仍处于农业时期的中国组织抵抗现代军事的日本。他们的确没有成功，或者说，成功将日本士兵击败回日本本土之上，但是失败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所事事。
而对于Hans Van De Van来说，内战的发生不是必然的结果。它不过是抗日战争引发的另一场战争，共产党在战争中看到了机会并抓住了它，茁壮成长成了能与国名单一战的对手。没有谁一定会赢，也没有谁一定会输。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他们看待历史的一次重要的转折点。革命不再是所谓的“必然发生”的了，内战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革命的一部分，或者说，不仅仅在于它是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对于中国来说，一次独特的经历。
周四的Reading是Joseph Esherik的两篇文章，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State: Gulin County in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和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vin讲到Historiography, History of History，历史的历史。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学家一开始认为这是一场农民起义，农民已经被压迫地太久了，终于站出来反抗自己的压迫者。而共产党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因此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虽然自己不是历史学家，白修德和贾安娜的《中国的惊雷》，向接下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历史学家呈现了这样的观点。
之后，历史学家开始认为这是一场以共产党为组织的革命，一开始的历史学家用一种“机器”的角度来看待它。对内，就像是一台完美运转的机器，对外，则成功动员组织农民参与抗日内战。
再后来，就是Esherik，他认为我们不能将共产党和农民分开，我们不能简单化共产党为一台机器，我们需要解构它。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农民就是共产党的一部分。
Kevin讲，历史学家必须是修正主义者，因为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历史。对于历史研究的每一步，都建立在前一观点上进行修正，才能一步一步靠近真相。这不意味着前一观点就不重要，每一步都很重要，如果否认前面的观点，就好像愚人吃饼的故事一般滑稽。有天愚人吃饼，吃到第六半个饼的时候终于饱了，就说我之所以饱，是因为我吃这半个饼的缘故，早知道我不吃前六个饼，只吃这半个饼就好了。
Kevin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者的意图为何？我这样回答的，作者将自己在中国的的所见所闻写给美国政客，告诉他们中国现在发生了什么，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做。在阅读时意识到作者写作的目的其实很重要，因为这会间接影响到作者的写作，以及他看待问题的方法。
Kevin接着问，那么他是如何向美国观众展现中国的呢？他是如何描述国共两党抗战以及接下来的国共内战呢？字里行间，白修德将抗日战争，甚至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小部分。而他将中国比喻成过去的欧洲，以Teleology（目的论）的角度看待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革命。因为中国正在走欧美曾经走过的革命路线，自知或者不自知，有意或者无意，白修德以一种“优越感”来描述中国正在发生的故事，甚至在描述史迪威在中国的时候，与史迪威以及大多美国人共享“美国人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方法”这个想法。他描述共产党积极团结，描述国民党贪污腐败，试图告诉美国政客他们应该和共产党交好。但是因为先前美国支持国民党的举动，导致共产党对美国的印象不佳。无论最后内战谁胜谁输，都对美国不利，因此美国应该积极筹办，建立一个多党执政的中国城府。
白修德对于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过于乐观，就好像中国如若没有了美国的支持，它就要完蛋了似的。与此同时，白修德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美国对于中国战场的需求，美国需要中国，它需要中国滞留住日本的军团，如同泥沼一般，将他们困在中国，无法前去其他的战场。而事实上，中国抗日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一批又一批的人赴死，又有下一批的人赶来。
周一的Reading是Hans Van De Ven的The Sino-Japanese War History，来自于书籍《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中的一章。Van De Ven先是讲了西方社会对于国民党战时的错误判断，再讲了国民党抗战时究竟都做了些什么，最后总结我们需要对国民党抗战时的表现重新评估。
长久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对于国民党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收到了白修德以及史迪威的影响。他们认为，国民党无能腐败，军事政体无法有效地组织中国社会抗日。但事实上，是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期望过高，以至于忽略了中国的真实情况。国民党是在一个有限的环境下，试图将仍处于农业时期的中国组织抵抗现代军事的日本。他们的确没有成功，或者说，成功将日本士兵击败回日本本土之上，但是失败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所事事。
而对于Hans Van De Van来说，内战的发生不是必然的结果。它不过是抗日战争引发的另一场战争，共产党在战争中看到了机会并抓住了它，茁壮成长成了能与国名单一战的对手。没有谁一定会赢，也没有谁一定会输。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他们看待历史的一次重要的转折点。革命不再是所谓的“必然发生”的了，内战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革命的一部分，或者说，不仅仅在于它是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对于中国来说，一次独特的经历。
周四的Reading是Joseph Esherik的两篇文章，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State: Gulin County in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和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vin讲到Historiography, History of History，历史的历史。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学家一开始认为这是一场农民起义，农民已经被压迫地太久了，终于站出来反抗自己的压迫者。而共产党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因此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虽然自己不是历史学家，白修德和贾安娜的《中国的惊雷》，向接下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历史学家呈现了这样的观点。
之后，历史学家开始认为这是一场以共产党为组织的革命，一开始的历史学家用一种“机器”的角度来看待它。对内，就像是一台完美运转的机器，对外，则成功动员组织农民参与抗日内战。
再后来，就是Esherik，他认为我们不能将共产党和农民分开，我们不能简单化共产党为一台机器，我们需要解构它。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农民就是共产党的一部分。
Kevin讲，历史学家必须是修正主义者，因为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历史。对于历史研究的每一步，都建立在前一观点上进行修正，才能一步一步靠近真相。这不意味着前一观点就不重要，每一步都很重要，如果否认前面的观点，就好像愚人吃饼的故事一般滑稽。有天愚人吃饼，吃到第六半个饼的时候终于饱了，就说我之所以饱，是因为我吃这半个饼的缘故，早知道我不吃前六个饼，只吃这半个饼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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