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重点所在
在《重点所在》最后一篇《论被翻译》中，苏珊·桑塔格以其在萨拉热窝遭遇的翻译风波以切入点，讨论了翻译在当下的两类现象。一种是在新的文化平民主义下产生了任何文本均可翻译的见解，“翻译成为不只是有用的、必要的实践，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另一种则是受到“顽固的语言分隔主义”影响导致的“语言爱国主义”的涌现，讲求民族语言间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这两条相反的路线标示当下的翻译现状，翻译虽然越来越频繁地在流通中起到突出作用，但也导致了一种“世界语言”的增长。
我们反观一下发生在我们国家的语言现状，对该现象或许能看得更为清晰。现今我们所使用的汉语言与民国或建国前期已大异，这种差别不仅保留在当代作家与半个多世界前那些作家在用语上的差异，同样保留在大陆与港台在书面表达上的迥异。但凡我们曾翻起过港台作家的作品，都能感觉到古意，用通俗点话来说就是“矫揉造作”。当大陆人的书面表达越来越接近口语的“白话”，港台人民依然延续着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那种富有意蕴的表达方式。
我们不太清楚这种现实从何而起，但政体的差别肯定是重点所在。建国后一系列隔断传统文化脉络的冲动，削弱了现代中国人习染古典文化的才能。作为当下的一代，我们已经不再阅读古书，古典阅读已经成为一小部分的“精英”食量；这自然与简体字运动息息相关，导致阅读繁体字困难重重。但这不是理由，但凡想阅读古典文学的现代人，简体版均唾手可得。问题在于这种习染古典文化的氛围已经消失。相反，港台因为保留了繁体书写，阅读古书更为轻易，他们也没有经历斩断文化命脉的可悲遭遇。
以上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在于一种官腔的盛行，这是体制必然导致的弊病。一种模糊、似是而非、深具蛊惑力的表达方式正在华夏大地盛行，这是来自于报刊、文件、讲话等等官方产品，它们组装成塑造并控制意识形态的工件。这影响在了我们的日常表达上，同样影响在翻译，甚至作家的文学创作中。这是一种可怕而可悲的现象，我们无法脱身，成为它轮齿下运作的一个个零件，卷进这一庞大的语言机器之中。
翻译制造的语言模态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表达。尤其是从英语文学中翻译过来的那些不计其数的作品，产生的影像尤大。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英语作为当下的世界语，已经入侵了各个语种。其句式表达、用语等，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仅就我正在写的这篇文章，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在使用英语的表达方式。语言，塑造的是一个民族的性情。这就导致原本作为地道中国人的我们已经不自觉地展览上了英（美）式的思维方式。这种隐形的改造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当下翻译的粗制滥造，无疑也在加剧这份危险。仅就这本《重点所在》来说，因为由好多人合译的，译文质量参差不齐（唯一可以满意的是黄灿然老师的翻译），看似可以理解，但这种观点实则反映出读者对当下翻译现状的无奈：读到一个差强人意的文本已经算满足了，足见这一现状是多么糟糕。《重点所在》中的有些文章，最后的署名是“XXX译，XXX校”，译校结合反映出译文可能的质量。现代好多书的翻译已经不是由专门的翻译家，而是由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生或博士生的“学生作品”了，且不谈这些译者是否够能力去翻译，这一不负责任的成书方式是对书本身的亵渎。
这就讨论到本文的重点所在。译者是否有资格与能力翻译？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即便是那些专业的译者/作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也只能支吾。哪一位译者敢够格说他有能力翻译柏拉图、康德、托尔斯泰、普鲁斯特……这可都是卓绝人事的天才人物，只能去靠近。那么，翻译就该因此放弃吗？当然不是，但译者应当有自知之明和责任心，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否具有这种能力将文本移植进新的文化环境并产生效用，同样也有义务认真负责地去研究原文本，以最准确地方式还原出作者的意思。
但发生在《重点所在》的几起“事故”，却让我们不禁怀疑这些译者的资格与能力。当一位译者将什克洛夫斯基的关键理论词“defamiliarizing”翻译成“不熟悉化”（P79），我们可以质疑他（她）是否接受过文学的训练，因为这词已经约定俗成翻译为“陌生化”。同样，在110页的脚注①中，卡尔维诺的一本书名“树上的男爵”被翻译成“树木中间的男爵”，只能令人哑然失笑。这是译者的不认真，还是本身能力缺陷？
因为苏珊·桑塔格极为广泛的涉猎，《重点所在》中涉及到包括文学、电影、摄影、戏剧、歌剧、绘画等各种艺术形式，这就对译者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一位文学出生的译者也许对讨论文学作品的文章困难不大，但一到电影相关的内容，可能就露出了马脚。下面引两段书里的文字，看看译者如何处理电影大师们。”波兰的赞努西，希腊的安耶洛普洛斯，俄罗斯的塔尔科夫斯基和苏可洛夫，匈牙利的扬乔和塔尔”“迈克·利的《裸露》……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的《特写》和科克的三部曲。”
且不提扎努西、安哲罗普洛斯、塔可夫斯基、索科洛夫、杨索、迈克·李等名字的错译（估计译者直接照发音译了，而没有参考已经约定俗成的翻译），但出现在末尾的“科克的三部曲”到底是什么鬼？电影史并没有叫“科克”或发音与之相似的导演，一开始我怀疑是葡萄牙导演科斯塔（Pedro Costa），旦科斯塔的“三部曲”其第一部《骨未成灰》是1997年上映，而桑塔格写这篇文章时候是1995年，故排除。故而只剩下一种可能，这个三部曲只能是阿巴斯的那三杰作（《谁能带我回家？》《生生长流》《橄榄树下的情人》），而科克可能是“country”的翻译，因为这三部作品冠名“乡村三部曲”。
这类“谜语”，实在令人无语。如果一位读者没有那么全面的电影史知识，也许就被译者糊弄过去了，同时也可能使劲地查找相关资料想更多地了解桑塔格所推荐的这些导演，而结果可能就是无果而终。这些情况都暴露出当下译者的草率与缺乏责任心，与80、90时年代那批老一辈的翻译家们具有差距。我们更相信一个老译本，原因也盖在于此：那个时代的人们还是在认真做文学，而是不会像现代的大多数人急功近利。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在本书319页的脚注①中，对于茨威格的注释是这样收尾的“以短篇集《人生的际遇等作品而知名》。——译者”，后一个书名号明显是放在“遇”与“等”两字中间，这到底是译者失职还是编辑失职？我更倾向于后者。即便译者发来的原稿确实如此，编辑也有责任改正这一错误。还有，明明前面有一篇文章就是评论扎加耶夫斯基的散文，当在后面再次出现之时（P319），名字被译成了“扎加朱斯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这种低级错误，这是对读者的不尊重。而暴露出的现今出版环境的困境就在于此：出版集团们为了自身利益不断地推出新作品，而不再以质量为重，同时被裹挟进去还包括译者和编辑。
我们反观一下发生在我们国家的语言现状，对该现象或许能看得更为清晰。现今我们所使用的汉语言与民国或建国前期已大异，这种差别不仅保留在当代作家与半个多世界前那些作家在用语上的差异，同样保留在大陆与港台在书面表达上的迥异。但凡我们曾翻起过港台作家的作品，都能感觉到古意，用通俗点话来说就是“矫揉造作”。当大陆人的书面表达越来越接近口语的“白话”，港台人民依然延续着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那种富有意蕴的表达方式。
我们不太清楚这种现实从何而起，但政体的差别肯定是重点所在。建国后一系列隔断传统文化脉络的冲动，削弱了现代中国人习染古典文化的才能。作为当下的一代，我们已经不再阅读古书，古典阅读已经成为一小部分的“精英”食量；这自然与简体字运动息息相关，导致阅读繁体字困难重重。但这不是理由，但凡想阅读古典文学的现代人，简体版均唾手可得。问题在于这种习染古典文化的氛围已经消失。相反，港台因为保留了繁体书写，阅读古书更为轻易，他们也没有经历斩断文化命脉的可悲遭遇。
以上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在于一种官腔的盛行，这是体制必然导致的弊病。一种模糊、似是而非、深具蛊惑力的表达方式正在华夏大地盛行，这是来自于报刊、文件、讲话等等官方产品，它们组装成塑造并控制意识形态的工件。这影响在了我们的日常表达上，同样影响在翻译，甚至作家的文学创作中。这是一种可怕而可悲的现象，我们无法脱身，成为它轮齿下运作的一个个零件，卷进这一庞大的语言机器之中。
翻译制造的语言模态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表达。尤其是从英语文学中翻译过来的那些不计其数的作品，产生的影像尤大。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英语作为当下的世界语，已经入侵了各个语种。其句式表达、用语等，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仅就我正在写的这篇文章，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在使用英语的表达方式。语言，塑造的是一个民族的性情。这就导致原本作为地道中国人的我们已经不自觉地展览上了英（美）式的思维方式。这种隐形的改造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当下翻译的粗制滥造，无疑也在加剧这份危险。仅就这本《重点所在》来说，因为由好多人合译的，译文质量参差不齐（唯一可以满意的是黄灿然老师的翻译），看似可以理解，但这种观点实则反映出读者对当下翻译现状的无奈：读到一个差强人意的文本已经算满足了，足见这一现状是多么糟糕。《重点所在》中的有些文章，最后的署名是“XXX译，XXX校”，译校结合反映出译文可能的质量。现代好多书的翻译已经不是由专门的翻译家，而是由在导师指导下的研究生或博士生的“学生作品”了，且不谈这些译者是否够能力去翻译，这一不负责任的成书方式是对书本身的亵渎。
这就讨论到本文的重点所在。译者是否有资格与能力翻译？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即便是那些专业的译者/作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也只能支吾。哪一位译者敢够格说他有能力翻译柏拉图、康德、托尔斯泰、普鲁斯特……这可都是卓绝人事的天才人物，只能去靠近。那么，翻译就该因此放弃吗？当然不是，但译者应当有自知之明和责任心，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否具有这种能力将文本移植进新的文化环境并产生效用，同样也有义务认真负责地去研究原文本，以最准确地方式还原出作者的意思。
但发生在《重点所在》的几起“事故”，却让我们不禁怀疑这些译者的资格与能力。当一位译者将什克洛夫斯基的关键理论词“defamiliarizing”翻译成“不熟悉化”（P79），我们可以质疑他（她）是否接受过文学的训练，因为这词已经约定俗成翻译为“陌生化”。同样，在110页的脚注①中，卡尔维诺的一本书名“树上的男爵”被翻译成“树木中间的男爵”，只能令人哑然失笑。这是译者的不认真，还是本身能力缺陷？
因为苏珊·桑塔格极为广泛的涉猎，《重点所在》中涉及到包括文学、电影、摄影、戏剧、歌剧、绘画等各种艺术形式，这就对译者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一位文学出生的译者也许对讨论文学作品的文章困难不大，但一到电影相关的内容，可能就露出了马脚。下面引两段书里的文字，看看译者如何处理电影大师们。”波兰的赞努西，希腊的安耶洛普洛斯，俄罗斯的塔尔科夫斯基和苏可洛夫，匈牙利的扬乔和塔尔”“迈克·利的《裸露》……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的《特写》和科克的三部曲。”
且不提扎努西、安哲罗普洛斯、塔可夫斯基、索科洛夫、杨索、迈克·李等名字的错译（估计译者直接照发音译了，而没有参考已经约定俗成的翻译），但出现在末尾的“科克的三部曲”到底是什么鬼？电影史并没有叫“科克”或发音与之相似的导演，一开始我怀疑是葡萄牙导演科斯塔（Pedro Costa），旦科斯塔的“三部曲”其第一部《骨未成灰》是1997年上映，而桑塔格写这篇文章时候是1995年，故排除。故而只剩下一种可能，这个三部曲只能是阿巴斯的那三杰作（《谁能带我回家？》《生生长流》《橄榄树下的情人》），而科克可能是“country”的翻译，因为这三部作品冠名“乡村三部曲”。
这类“谜语”，实在令人无语。如果一位读者没有那么全面的电影史知识，也许就被译者糊弄过去了，同时也可能使劲地查找相关资料想更多地了解桑塔格所推荐的这些导演，而结果可能就是无果而终。这些情况都暴露出当下译者的草率与缺乏责任心，与80、90时年代那批老一辈的翻译家们具有差距。我们更相信一个老译本，原因也盖在于此：那个时代的人们还是在认真做文学，而是不会像现代的大多数人急功近利。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在本书319页的脚注①中，对于茨威格的注释是这样收尾的“以短篇集《人生的际遇等作品而知名》。——译者”，后一个书名号明显是放在“遇”与“等”两字中间，这到底是译者失职还是编辑失职？我更倾向于后者。即便译者发来的原稿确实如此，编辑也有责任改正这一错误。还有，明明前面有一篇文章就是评论扎加耶夫斯基的散文，当在后面再次出现之时（P319），名字被译成了“扎加朱斯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这种低级错误，这是对读者的不尊重。而暴露出的现今出版环境的困境就在于此：出版集团们为了自身利益不断地推出新作品，而不再以质量为重，同时被裹挟进去还包括译者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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