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活
可能因为自己北京人的身份，虽然对方言写作谈不上排斥，却总觉得以方言来创作，到底不如以普通话或称现代白话书写流畅典雅，这其中也包括以北京方言来写的小说。我能接受小说中的人物对话用方言来阐释，这样能够贴合人物身份，但整体叙述掺入太多方言总让人有违和感。
这样的语言方式并非完全不能出精品，金宇澄的《繁花》用上海方言结合普通话创作，清雅不失鲜活，就是成功的范例。阎连科这部《受活》，多用河南方言，仅从文字上看差强人意，读起来总觉出戏。以致刚开头时，听作者说：“受活哩”“处地儿”“茫茫白白的一片哩”，我总有些出戏，好像听一个陌生口音的人滔滔不绝地和你聊天。好在随着故事的流转，韵味慢慢氤氲，淡化了文字间的磕磕绊绊。
如果抛开语言上的生涩（这么说可能不太准确，对于一个外地人而言，《受活》的语言是生涩，也许对于河南人而言，却是出奇的生动鲜活，因为不懂河南话，我的评价也许有失客观），《受活》荒诞的题材，国内鲜有能驾驭自如的作者。《受活》中最丑恶的部分往往是现世主义的描述，一些美好的片段反而充满荒诞味道。比如小说最后光明的结尾，受活庄通过几十年的争取，终于拿到“退社”的文书，茅枝婆一生大愿得偿，可以安然“殉”了。受活庄摆脱政府的管辖，成为天不收国不管的自由地。但我们都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没有哪个村庄能脱离行政区划，逃出政府的控制。事实上，这样的村落只能存在于原始社会状态，无法融入现代社会。这是桃花源的梦，老聃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一厢情愿。反倒是“黑祸”、“红祸”、“铁灾”、“大劫年”，购买列宁遗体搞旅游一系列事件，柳县长把自己的棺材放在列宁棺材下，要“永垂不朽”，在外国读者看来荒诞无比的情节，经历过历史乱象的中国人却觉得是一种夸大的现实主义，真实的成分倒比荒诞更多。时代的荒诞总比我们的想象更有创造力，毕竟，作家的想象只是个人头脑中的产物，时代的荒诞才是千万人共同创造的怪兽。比如读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就感觉比他的《白银时代》更具荒诞意味，虽然前者是写实作品，后者才是所谓描述未来的荒诞小说。
阎连科将现世荒诞着，将荒诞现世着。让受活庄上的残疾人凭借半年的演出钻上天成了富翁，又在“列宁纪念堂”落成庆祝的日子被那些没有身体残疾的“圆全人”将财富洗劫一空，重新落了地，甚至让茅枝婆的四个外孙女也让“圆全人”糟蹋了，一丝温情脉脉的东西都没留下，就像他最后一分钱也没给受活出演团的残疾人留。留下的只有一个关于“退社”的乌托邦，一个关于“天堂日子”的白日梦。
柳鹰雀是政治的化身，也是阎连科对某类政治领袖深入骨髓的勾勒。柳县长是我们这个盛产明君圣主的国度如此此熟悉的形象，他们擅长煽动普通人，利用他们的欲望与贪婪，而他们自己对权利的欲望却更加炽烈，梦想成为众人拥戴的偶像。在某些阶段，无论他们做出的事情何其荒诞，只要能够成功燃起民众心中的烈焰，他似乎就能在一瞬间看到永垂不朽。他们用伟大的口号，为人民勾勒幸福的远景，为了实现美好的未来，让民众付出牺牲。但幻象终究是暂时，我们甚至很难真的痛恨柳县长，他可以利用人民，人民也可以在购买列宁遗体落空后视他为不存在，他利用权利，同样被权利玩弄。虽然最后，在县长秘书的谎言下，人民终于如他向往的那样，成千上万跪拜在他脚下，但那也是他最后的辉煌。他最后只有让自己成为一个残疾人，躲进受活庄，因为现世容纳不下他的野心，曾那么轻易被他玩弄于股掌间的民众，也不会再理睬一个不再灵验的偶像，权力最终是孤独。
在对政治的隐喻中，《受活》也是一部拷问人性之作，像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让淋漓的鲜血和盲目的看客展现人类的罪。残人贪婪，“圆全人”更贪婪，残人自私，“圆全人”更自私，《受活》中满是人性的贪婪、盲从、卑劣、残忍，阎连科莫非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如此丑恶，美好只能在荒诞中找寻。
以一个“残人”的村庄，来对照“圆全人”世界的残缺；从“入社”到“退社”来对抗历史的“进步潮流”；以购买列宁遗体，建纪念堂的荒诞，结合柳县长一步步走向塔顶的野心；《受活》是一部惊心动魄之作，震撼并非由荒诞而来，恰恰来自阎连科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体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