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的"新左派" (附书摘)
众所周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是著名的左派学者，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民族与民族主义》不是他博得大名的四部曲系列，在这本以“民族主义”为名的书中，他在政治上把“民族主义”放到了一个从属者的地位上，把它视为政治涵义上的一种“发明”。以此而言，霍布斯鲍姆的“诚实”在于他没有把自己当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拥护者和辩护人，反而将它们和威尔逊主义等一起放在被严峻审视的范围里。霍氏由建构主义观点而形成的“政治民族史”，从自由主义始，以自由主义终，他相信一个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体系会让政治化的民族主义最终消失。虽然这个愿景有些过于乐观，但其对民族主义发展历史的分析是严肃正确的。在愿景的设想这点上，霍氏保留着左派的底色，即用自由主义的宏大目标代替共产主义的伟大空想。
由民族主义的政治史轨迹，可见美国之成为“山巅民族”，乃由于其以自由主义的“人民主权”民族主义为立国的根本，犹如其政体保留了都铎时代的自由主义基因。合众国历史上的族群冲突，并没有分裂国家，反而增加了美利坚民族的认同感。历史愈推演，则民族主义掺杂的种种政治私货愈多而变得愈加复杂不清，故西欧较美利坚下之，中欧近东又下之，中东远东更下之。而国民一体，不曾受过殖民的日本，乃罕见异数。
“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概念，乃自梁启超于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发明”而出。其本无由，借政治需求而获得生命，竟然成大众脑中执念，就是所谓“想象的共同体”。殊不知其中隐含危机。汉藏蒙维满，共处一国，是“五族共和”好，还是一顶大帽子下面不分你我好？路径选择的结果要看终点的风景如何，不过机会窗口一旦错过，肯定是倒不回去的。另，华北与川湘苏浙赣闽粤等，为诸夏间的族群关系，十八省所系，认同远大于分歧，碎片化概率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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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书摘部分：
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
（19世纪）有两种不同的民族看法：其一是革命民主派，其二是民族主义派。两者都将国家等同于民族也等同于人民。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构成国家的人民，必须先天上具有显著不同于外国人的共同性；就革命民主派看来，享有主权的全体公民即等于国家。
日常通用的或文学惯称的“母语”，并不等同于民族语言，因此民族语言基本是人为建构出来的。
“神圣图像”的内容包罗万象，是象征、仪式或集体习俗的表征，它具现了想象中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原型的重要关键：对某个既存政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政治民族”是结合民族性、政治效忠和政治体制这三大要素的“贵族民族主义”。
爱国者的本义，是形容那些企图通过革命和改革，来表达对国家之爱的人们。而他们所效忠的并不是先前的国家，而是经由人民的政治选择所创建的“民族”。
构成这个“民族”的不同部分，不同地区和不同地方的传统，都会被收编为全民族的传统，在更高层次的民族主义协调下，达成最终的和解。
国家经常靠着“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以便达成整合的目的。
“根”这个字就像“武力外交”一样，最早都出现在群众集会的大厅或广场上。这种情感并不是政府创造出来的，而是把它挪用过来，并促使它不断成长。
民族主义的根本效忠对象，并非这个国家的原版，而是经过某种改写后的版本：即意识形态所建构出来的国家。
19世纪最后10年，“民族主义”从自由主义转向右派民族主义。
（由于社会地位的危机感）在低层中产阶级当中，民族主义便从一个原本与自由主义及左派有关的概念，转变成种族沙文主义、帝国主义及右派排外活动，更精确地说，就是转变成所谓的“激进右派”。
选择集体认同并不像穿鞋子，一次只能穿一双。只有当各类认同发生直接冲突时，才会出现选择难题。
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诉求有很高的重叠度。对政治现实独具观察力的列宁，便因为看出此点，才将殖民地视为共产主义的主要基地。
以地缘为导向的解放运动，多半是建立在殖民政权所创造出来的基础上，因为这就是其未来国家唯一的共通性和民族特征。由殖民征服及行政管理所造就的一致性，有时反而会使当地人民产生一种民族感。
在和平时期，国际体育已经成为民族竞争的另一战场，运动员对外即代表他们的民族和国家，代表了他们想象的共同体。
20世纪30-7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总是呼应左派理论，特别是共产国际的马克思理论；70年代后，西方世界最主要的民族运动都是以反对共产党政权为诉求，回归到更单纯更内化的民族感情上。在第三世界则兴起了宗教整合主义。
1945年之后建立的新国家，其内部多半可以再区分成2到4个区域。这些区域各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文化传统，族群属性，以及政治特征。如果碰到相应的国际形势，可能会沿着这些区域裂缝彻底分裂。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1988到1992年的分离狂潮，称它是“1918到1921年的未竟事业”，无疑最为贴切。
列宁从威尔逊手上接过来的“民族”定义及民族渴望，却自动创造出一条条裂缝。日后共产党所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就是沿着这些裂缝崩解开来的。
在都市化和工业化非常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不同的族群团体注定得共居并存。传统的多族群体系，大多都是明显的经济体系。
排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散布最广的群众意识形态，它是弱势不满者的反动，想借此筑起壁垒挡住现代世界的侵袭。
今日我们活在一个奇怪的组合里，这个世界以20世纪末的科技，依循19世纪的自由贸易原则，在中世纪的贸易转接中心，运作超大规模的世界经济。
由民族主义的政治史轨迹，可见美国之成为“山巅民族”，乃由于其以自由主义的“人民主权”民族主义为立国的根本，犹如其政体保留了都铎时代的自由主义基因。合众国历史上的族群冲突，并没有分裂国家，反而增加了美利坚民族的认同感。历史愈推演，则民族主义掺杂的种种政治私货愈多而变得愈加复杂不清，故西欧较美利坚下之，中欧近东又下之，中东远东更下之。而国民一体，不曾受过殖民的日本，乃罕见异数。
“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概念，乃自梁启超于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发明”而出。其本无由，借政治需求而获得生命，竟然成大众脑中执念，就是所谓“想象的共同体”。殊不知其中隐含危机。汉藏蒙维满，共处一国，是“五族共和”好，还是一顶大帽子下面不分你我好？路径选择的结果要看终点的风景如何，不过机会窗口一旦错过，肯定是倒不回去的。另，华北与川湘苏浙赣闽粤等，为诸夏间的族群关系，十八省所系，认同远大于分歧，碎片化概率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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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书摘部分：
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
（19世纪）有两种不同的民族看法：其一是革命民主派，其二是民族主义派。两者都将国家等同于民族也等同于人民。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构成国家的人民，必须先天上具有显著不同于外国人的共同性；就革命民主派看来，享有主权的全体公民即等于国家。
日常通用的或文学惯称的“母语”，并不等同于民族语言，因此民族语言基本是人为建构出来的。
“神圣图像”的内容包罗万象，是象征、仪式或集体习俗的表征，它具现了想象中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原型的重要关键：对某个既存政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政治民族”是结合民族性、政治效忠和政治体制这三大要素的“贵族民族主义”。
爱国者的本义，是形容那些企图通过革命和改革，来表达对国家之爱的人们。而他们所效忠的并不是先前的国家，而是经由人民的政治选择所创建的“民族”。
构成这个“民族”的不同部分，不同地区和不同地方的传统，都会被收编为全民族的传统，在更高层次的民族主义协调下，达成最终的和解。
国家经常靠着“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以便达成整合的目的。
“根”这个字就像“武力外交”一样，最早都出现在群众集会的大厅或广场上。这种情感并不是政府创造出来的，而是把它挪用过来，并促使它不断成长。
民族主义的根本效忠对象，并非这个国家的原版，而是经过某种改写后的版本：即意识形态所建构出来的国家。
19世纪最后10年，“民族主义”从自由主义转向右派民族主义。
（由于社会地位的危机感）在低层中产阶级当中，民族主义便从一个原本与自由主义及左派有关的概念，转变成种族沙文主义、帝国主义及右派排外活动，更精确地说，就是转变成所谓的“激进右派”。
选择集体认同并不像穿鞋子，一次只能穿一双。只有当各类认同发生直接冲突时，才会出现选择难题。
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诉求有很高的重叠度。对政治现实独具观察力的列宁，便因为看出此点，才将殖民地视为共产主义的主要基地。
以地缘为导向的解放运动，多半是建立在殖民政权所创造出来的基础上，因为这就是其未来国家唯一的共通性和民族特征。由殖民征服及行政管理所造就的一致性，有时反而会使当地人民产生一种民族感。
在和平时期，国际体育已经成为民族竞争的另一战场，运动员对外即代表他们的民族和国家，代表了他们想象的共同体。
20世纪30-7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总是呼应左派理论，特别是共产国际的马克思理论；70年代后，西方世界最主要的民族运动都是以反对共产党政权为诉求，回归到更单纯更内化的民族感情上。在第三世界则兴起了宗教整合主义。
1945年之后建立的新国家，其内部多半可以再区分成2到4个区域。这些区域各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文化传统，族群属性，以及政治特征。如果碰到相应的国际形势，可能会沿着这些区域裂缝彻底分裂。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1988到1992年的分离狂潮，称它是“1918到1921年的未竟事业”，无疑最为贴切。
列宁从威尔逊手上接过来的“民族”定义及民族渴望，却自动创造出一条条裂缝。日后共产党所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就是沿着这些裂缝崩解开来的。
在都市化和工业化非常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不同的族群团体注定得共居并存。传统的多族群体系，大多都是明显的经济体系。
排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散布最广的群众意识形态，它是弱势不满者的反动，想借此筑起壁垒挡住现代世界的侵袭。
今日我们活在一个奇怪的组合里，这个世界以20世纪末的科技，依循19世纪的自由贸易原则，在中世纪的贸易转接中心，运作超大规模的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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