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记丁玲》
看到沈从文写的丁玲，里面各种对女性的猎奇和窥探心理。在女人方面，沈从文实在是个下里巴人，如同他写的《第四》。象丁玲那样的女性，不管是学生期还是革命期，还是为民族而呐喊，从文写作的时期，最多是表现为谦虚，但绝对不是沈从文所猜想的男女上床相安无事，那么简单。遇到过渣男，拿提供性服务说事的，觉得所谓性就是侍候了女性，然后女性就应该付出家庭和劳力，其中沈从文还各种扁低海军生，好象海军生就会有丁玲这样的女人甘苦与共，而丁玲仿佛为了男性的肉体，才会找这样一个不如沈的海军生。而事实，不是这样的，沈从文喜欢的女性，还是那种传统的旧式的，尽管有学识，还是要相夫教子的，哪怕沈从文不明白那完全是跟性事无关的，所以沈才会害怕离婚，后期受了张兆和的精神“折磨”，因为张兆和甚至是认为沈从文是落后的，整理沈从文别集时，张兆和可能才发现那是沈从文的天真，但是沈的提辞用笔，对丁玲造成的伤害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沈从文提及的一切，丁玲根本就不愿意提笔，就仿佛如果回复，身份或观念就会降低到沈从文的水平，甚至是要打起嘴仗来。现代社会女性，没有满脑子那种猪狗的两性情欲知识，或情欲互足的相法。性不过是写在笔纸上的，哪里有读书识字写文来得快乐和精神兴奋；这些是那些提笔能文下马能武，观念里还保持性欲原始的男性，不可能想像到的。毕竟对女性来说，精神上思想上的独立，也即解放的成果，远比身体甚至是健康上的更难能更贵，那意味着不受旧势力干扰，不把女人形容为器物生产工具生育机器的纯动力，而且还要有身份上的依附属性，就是纯粹的老话“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女性独立却不愿意被男性占有，甚至是在意是不是能不能占有某个男性，从精神到思想上的支配，完全是个人价值优胜的体现。
现代女性，完全没有了旧式家族小姐那种不事生产，一应嫁妆和婚后劳力，都是从属于男性支配使用的，这一点在张爱玲的母亲上就有体现，可惜那个母亲走极端甚至是走偏了，张爱玲也许在某些现代文人眼里看是晚景凄凉，没有什么人均可占有的财物。可是对于张爱玲而言，她一生所追求的不是生活器物的精致，或文字的鼎盛。那些器物文字不过是为了吓唬别人，保护自己的，张爱实在是个小胆的女人。所以她追求的不是统治多少财物，以显示个人价值，所要求的不过是一个绝对的空间。哪怕财物那么少，却能让她安全，不害怕失去，并且有完全的占有权，对每一事物都不害怕失去，也不惮于浪费其价值。全部可以打理的很好。
现代女性这样的不少，指经济能独立或经济能生产。但是又要兼故人文，不只是经济，就要多花费很多心力，或者是不修边幅，或者是脾气暴躁，或者是宅而独立，总之是各式样的。
丁玲为什么不回应谣言，如果提笔，则要把自己往年的生活重点，转移到工作学习之外，去迎合那些“猜测”，而作个人回忆的分解，那对于丁玲是一种浪费和不必要。原因只有一个，沈所提的感情或肉欲或混乱的人际关系，在于丁玲而言，是从来没有过的，只不过是从当时的经济着想。当时的女性如果不是嫁人生子，对男性有相对的依托，也是很难有完整独立的个人学习和工作时间的。这一点，比照林徽因和杨绛就知道了，再端看张兆和与沈从文共用的那一张书桌，还不能说明问题么？更何况那一张书桌对于张兆和，还有做饭洗衣之用，哪来必须的文字工作满足。
沈从文以为丁玲已死，于是不能印证的，就多有猜测。沈从文的想像力应用于乡下人，是那样神性，兼顾了信仰。应用到城市人文的形成，比如丁玲这样的家庭出身，就只能用历史资料或无端猜想去着补。从不可能有影响或影响极远处入手，比如军事；从根本没发生，但是用自己的经历猜测去构想，就认为丁玲跟任何人的关系，都如同丁玲与沈从文、海军生的三人行。
沈从文永远不知道，对于都市女性，三人行不是随便的，即要有安全上的可能性，丁玲的相貌根本就不是沈从文爱好的那口，所以男女性别上就安全了许多，这对沈从文这种提笔温和平静但是骨子里大男子气息十足的人而言。
有人奇怪沈从文为什么能挨（三声）过文革，作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其实对沈从文这样的文人来说，没有什么难的，沈从文的信仰就是家庭。当初行文是因为行伍中的危险，赚钱要白搭上性命，看沈从文写湘兵到处总有无缘无敌的死，每每不是亲历全部耳闻，这耳闻的惊悚更可见一斑；用文笔换几文稿费，后来行文是因为家庭，改行也是为了家庭，钱财收益安稳，只要不被女人所误解 ，视为无用，并招致分手或离婚就行。文人的贬损、误读，没有伤害到沈从文，但是担心张兆和离婚，或者被迫离婚，却使沈从文，研究了不少自杀的文字，也很做了自杀一类的事情。
丁玲的一生，不是什么城市大家闺秀正常的相夫教子，而谋求的生路。完全是把婚姻与感情，凌驾在某种信仰上面的，所以那些性事或可能有的性事被放大，或者可能有的结识革命男性，或者仅仅是人文思想性的，为了接受教育，思想革新，往往就没有了那种应该有的男女授受不亲的界线。本来求学在外，就不应该受那些地方旧习乡亲乡里的杂议，却想不到沈从文一双眼睛，却怀足了猎奇。何况丁玲和张兆和的影响相比，丁玲的粗枝大叶不室家庭，那是太明显了。当然会招致沈从文的非议。于是犄角旮旯，全部都被沈从文放大了研究，放大了猜测，放大了意淫。也是难免的，毕竟丁玲和跟沈从文等过从甚密的时候，沈从文也不过刚接触城市男女，这其中还有船上的那种娼妇，又是被自己丈夫送出去，沈从文在其中受了刺激，可想而知，但是袒然接受之余，如何自控呢？当然是提笔行文换钱，解决生活问题，就能暂时压抑下种种想法。于丁玲沈从文海军生，三个在一起时，沈从文放大了好多海军生投稿未遂、不受重视的层面，虽然是拿海军生在对比丁玲，按沈从文当时的思想，何尝不是在暗拿海军生对比沈从文呢。只不过是借写丁玲，对比沈从文自己的文笔功底，至于表扬了丁玲，那其实是说，三个人当中，沈从文的文笔更高，丁玲次之，海军生最次之；表扬丁玲，不过是说沈从文自己对文字的观察功底，是得了其他编辑印证的，海军生屡被退稿就是证明；而丁玲投稿获中，又因为丁玲是女性，因为海军生和丁玲互换名义时，还是署名为丁玲的好发表些，于是写足了丁玲是占了女性身份的便宜，相比之外，沈从文则即可以提笔，又可以当编辑。沈从文之后，也是很当了许多年的编辑，包括沈从文对历代服饰的研究，那就是一种浩繁的汇编工作，还要加以提新议、作判定。如果不是在男女两性问题上吃鳖，其后还是想偷嘴的，沈从文也未必不可能再把丁玲视为人尽可夫的前提下，想一解性事，了解或解决均可。一个女人从文，在沈从文自身的处境来看，可能也不过是为了缺钱，沈从文也没少提笔写丁玲和海军生之间生活窘迫，所以沾了沈从文不和便宜。如果是男性，如巴金，这种也就算了，巴金还有一处形容感受他自己仿佛为沈从文“食客”，讲的是沈从文的好客；而海军生和丁玲这种患难夫妻，则更象是沈从文的寄生，同样是贫困，沈从文却从这种没有太多婚姻形式，一味求生的结合里面，看出了沈从文的优越来。——而这种优越，很支持了沈从文的一生。大山的平静和朴素，沈从文一生也没有吃完，足足当了饷薪，但是却露了端倪，不得不让人震惊。男女授不亲。
沈的确是老实人，而沈一直从文，所以忽略了男女感情，其实是很片面的。所以读别集时看到一句，是写在小说里的，《自杀》或是其他文章里有一句，形容男主人公，看到国外小说，觉得那些才是爱情，相比不如。
从沈个人几段感情经历看，包括所谓的出轨和前期的追求，追求张兆和，那是热男热女当下都会有的行为，何况张兆和当时有众多追求者，而沈从文从讲课说不出话来到写信热烈追求，这都是很大的过渡，象是迷迷惘惘用求爱这种方式，淡化沈乡下人的紧张感，沈写到张兆和时，用得是“不体面”一词作为定性的，一个乡下人追求一个不体面的城里人，大概是觉得般配的，何况这个“不体面”的姑娘，还是有学识的，沈从文写作后期，也是沈的研究项目转型期，从试笔改为考据，沈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有更多书写更多字的机会，会更好，如果有一个能懂他的伴侣，是更更好。张兆和当时等于听父母之命，嫁给沈从文这样的白面书生，所谓理解，并不是知道沈从文多少苦闷，看别集《湘行记》，沈会写书信，也是把情书或家书，当成是风景随记练笔，只不过有了更多新婚小别的情义，山水或旅程就不至于只是山水旅程了。
沈认识丁玲时，不算情窦初开，感情方面也不是全开化的。所以看不惯丁玲和海军生，至少是不理解女性当时的选择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很提了些生活艰苦，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女子从文，学习思想，要么是如同张爱玲文笔出众可以卖文增值、出名要趁早；要么如同林徽因，得嫁梁思诚，还要梁家资助相扶留学后归国成名；要么如萧红，其实感情与人生均不过愁苦艰辛；可比之下，丁玲的早期，不过是幸运的显如风流。也恰恰因为遇到沈从文这样的乡下人，才理解或猜测出乡下人的意识，所以丁玲反感沈从文，觉得沈的人物写作，尤其是针对女性的，不如沈从文写历史事件写大小人物写山水风景一样平淡朴直，很有些乡下人的市侩于其中，把丁玲的感情或生活经历，描写的如同船上娼妓，好象女人无以傍身，但是回想到沈从文对合肥四姐妹之一张光和的第一印象，不外是“不够体面”，那更不体面的、发如蓬草的丁玲，对于沈而言如同娼妓也不足为奇了。
沈对城里人，是很有旧式贵族想象的，第一次看到别集中的《白菜》，吃了一惊。除去白菜妇人是个落寞的京贵遗族，还有对白衣公子亭立的描述，到被查为共产党，妇人失常自杀，并分割家产与雇工，承前启后当中，如同话本小说或现代言情了，所以难怪有一时期郭沫若把沈规定为桃红作家，文史上险被归类到“张恨水”之流。
沈没有彻底粉红，一是京城或他处，求生均不易，不得不考虑现实问题，兵丁、年荒、求学、失业，等等、等等，如果沈的生活再经济些，文字会飘到哪里，其未可知，国事家事天下事，沈是有了解的，后期沈正名，就流传些讲稿，事理事外，还是分得清晰，也略谈了些国事，虽然是属于赞扬的，有没有违心，或甘于顺从，其未可知；但是沈对文革之类运动的痛恨，不外是担心失了工作，不能提笔修身，而工作或文笔，对于沈从文而言，都是谋生工具，活在城市里的必需品。
《第四》、情书、家信，还有其他文章中的城市生活描写，还有各种乡人如何用本能适应城市需求，或被斥或嘲讽。涉及到二性描写的，沈从文其实是提了不少态度，于文笔之中的。仿佛追求女性大抵就是那么简单的过程，或一击必中，或稍溯回且长，比如沈绕道于胡适、张兆和的父亲，而没有完全求于张兆和必先和他精神沟通，更谈不上完全交流。这一场婚姻，单方面的追求更多，也不过是利用了张兆和的弱点，女大当婚。因此合肥四姐妹里，其实是更喜欢充和先生的。更现代独立女性些。再回说丁玲，如果丁玲不是在国内，求学和作文生涯与“革命”历史揉杂，丁玲也更象充和称称先生的脾性的，只不过二个人学识不同，一个现代思想些，一个古文明传承些。
边想边记，如误再补。写作行文，还是男性较有生命力，女性总见机巧偏峰，比较伏案工作，耐寒耐暑，不是人人都行，贵在坚持，还要躲过一应外力。
现代女性，完全没有了旧式家族小姐那种不事生产，一应嫁妆和婚后劳力，都是从属于男性支配使用的，这一点在张爱玲的母亲上就有体现，可惜那个母亲走极端甚至是走偏了，张爱玲也许在某些现代文人眼里看是晚景凄凉，没有什么人均可占有的财物。可是对于张爱玲而言，她一生所追求的不是生活器物的精致，或文字的鼎盛。那些器物文字不过是为了吓唬别人，保护自己的，张爱实在是个小胆的女人。所以她追求的不是统治多少财物，以显示个人价值，所要求的不过是一个绝对的空间。哪怕财物那么少，却能让她安全，不害怕失去，并且有完全的占有权，对每一事物都不害怕失去，也不惮于浪费其价值。全部可以打理的很好。
现代女性这样的不少，指经济能独立或经济能生产。但是又要兼故人文，不只是经济，就要多花费很多心力，或者是不修边幅，或者是脾气暴躁，或者是宅而独立，总之是各式样的。
丁玲为什么不回应谣言，如果提笔，则要把自己往年的生活重点，转移到工作学习之外，去迎合那些“猜测”，而作个人回忆的分解，那对于丁玲是一种浪费和不必要。原因只有一个，沈所提的感情或肉欲或混乱的人际关系，在于丁玲而言，是从来没有过的，只不过是从当时的经济着想。当时的女性如果不是嫁人生子，对男性有相对的依托，也是很难有完整独立的个人学习和工作时间的。这一点，比照林徽因和杨绛就知道了，再端看张兆和与沈从文共用的那一张书桌，还不能说明问题么？更何况那一张书桌对于张兆和，还有做饭洗衣之用，哪来必须的文字工作满足。
沈从文以为丁玲已死，于是不能印证的，就多有猜测。沈从文的想像力应用于乡下人，是那样神性，兼顾了信仰。应用到城市人文的形成，比如丁玲这样的家庭出身，就只能用历史资料或无端猜想去着补。从不可能有影响或影响极远处入手，比如军事；从根本没发生，但是用自己的经历猜测去构想，就认为丁玲跟任何人的关系，都如同丁玲与沈从文、海军生的三人行。
沈从文永远不知道，对于都市女性，三人行不是随便的，即要有安全上的可能性，丁玲的相貌根本就不是沈从文爱好的那口，所以男女性别上就安全了许多，这对沈从文这种提笔温和平静但是骨子里大男子气息十足的人而言。
有人奇怪沈从文为什么能挨（三声）过文革，作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其实对沈从文这样的文人来说，没有什么难的，沈从文的信仰就是家庭。当初行文是因为行伍中的危险，赚钱要白搭上性命，看沈从文写湘兵到处总有无缘无敌的死，每每不是亲历全部耳闻，这耳闻的惊悚更可见一斑；用文笔换几文稿费，后来行文是因为家庭，改行也是为了家庭，钱财收益安稳，只要不被女人所误解 ，视为无用，并招致分手或离婚就行。文人的贬损、误读，没有伤害到沈从文，但是担心张兆和离婚，或者被迫离婚，却使沈从文，研究了不少自杀的文字，也很做了自杀一类的事情。
丁玲的一生，不是什么城市大家闺秀正常的相夫教子，而谋求的生路。完全是把婚姻与感情，凌驾在某种信仰上面的，所以那些性事或可能有的性事被放大，或者可能有的结识革命男性，或者仅仅是人文思想性的，为了接受教育，思想革新，往往就没有了那种应该有的男女授受不亲的界线。本来求学在外，就不应该受那些地方旧习乡亲乡里的杂议，却想不到沈从文一双眼睛，却怀足了猎奇。何况丁玲和张兆和的影响相比，丁玲的粗枝大叶不室家庭，那是太明显了。当然会招致沈从文的非议。于是犄角旮旯，全部都被沈从文放大了研究，放大了猜测，放大了意淫。也是难免的，毕竟丁玲和跟沈从文等过从甚密的时候，沈从文也不过刚接触城市男女，这其中还有船上的那种娼妇，又是被自己丈夫送出去，沈从文在其中受了刺激，可想而知，但是袒然接受之余，如何自控呢？当然是提笔行文换钱，解决生活问题，就能暂时压抑下种种想法。于丁玲沈从文海军生，三个在一起时，沈从文放大了好多海军生投稿未遂、不受重视的层面，虽然是拿海军生在对比丁玲，按沈从文当时的思想，何尝不是在暗拿海军生对比沈从文呢。只不过是借写丁玲，对比沈从文自己的文笔功底，至于表扬了丁玲，那其实是说，三个人当中，沈从文的文笔更高，丁玲次之，海军生最次之；表扬丁玲，不过是说沈从文自己对文字的观察功底，是得了其他编辑印证的，海军生屡被退稿就是证明；而丁玲投稿获中，又因为丁玲是女性，因为海军生和丁玲互换名义时，还是署名为丁玲的好发表些，于是写足了丁玲是占了女性身份的便宜，相比之外，沈从文则即可以提笔，又可以当编辑。沈从文之后，也是很当了许多年的编辑，包括沈从文对历代服饰的研究，那就是一种浩繁的汇编工作，还要加以提新议、作判定。如果不是在男女两性问题上吃鳖，其后还是想偷嘴的，沈从文也未必不可能再把丁玲视为人尽可夫的前提下，想一解性事，了解或解决均可。一个女人从文，在沈从文自身的处境来看，可能也不过是为了缺钱，沈从文也没少提笔写丁玲和海军生之间生活窘迫，所以沾了沈从文不和便宜。如果是男性，如巴金，这种也就算了，巴金还有一处形容感受他自己仿佛为沈从文“食客”，讲的是沈从文的好客；而海军生和丁玲这种患难夫妻，则更象是沈从文的寄生，同样是贫困，沈从文却从这种没有太多婚姻形式，一味求生的结合里面，看出了沈从文的优越来。——而这种优越，很支持了沈从文的一生。大山的平静和朴素，沈从文一生也没有吃完，足足当了饷薪，但是却露了端倪，不得不让人震惊。男女授不亲。
沈的确是老实人，而沈一直从文，所以忽略了男女感情，其实是很片面的。所以读别集时看到一句，是写在小说里的，《自杀》或是其他文章里有一句，形容男主人公，看到国外小说，觉得那些才是爱情，相比不如。
从沈个人几段感情经历看，包括所谓的出轨和前期的追求，追求张兆和，那是热男热女当下都会有的行为，何况张兆和当时有众多追求者，而沈从文从讲课说不出话来到写信热烈追求，这都是很大的过渡，象是迷迷惘惘用求爱这种方式，淡化沈乡下人的紧张感，沈写到张兆和时，用得是“不体面”一词作为定性的，一个乡下人追求一个不体面的城里人，大概是觉得般配的，何况这个“不体面”的姑娘，还是有学识的，沈从文写作后期，也是沈的研究项目转型期，从试笔改为考据，沈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有更多书写更多字的机会，会更好，如果有一个能懂他的伴侣，是更更好。张兆和当时等于听父母之命，嫁给沈从文这样的白面书生，所谓理解，并不是知道沈从文多少苦闷，看别集《湘行记》，沈会写书信，也是把情书或家书，当成是风景随记练笔，只不过有了更多新婚小别的情义，山水或旅程就不至于只是山水旅程了。
沈认识丁玲时，不算情窦初开，感情方面也不是全开化的。所以看不惯丁玲和海军生，至少是不理解女性当时的选择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很提了些生活艰苦，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女子从文，学习思想，要么是如同张爱玲文笔出众可以卖文增值、出名要趁早；要么如同林徽因，得嫁梁思诚，还要梁家资助相扶留学后归国成名；要么如萧红，其实感情与人生均不过愁苦艰辛；可比之下，丁玲的早期，不过是幸运的显如风流。也恰恰因为遇到沈从文这样的乡下人，才理解或猜测出乡下人的意识，所以丁玲反感沈从文，觉得沈的人物写作，尤其是针对女性的，不如沈从文写历史事件写大小人物写山水风景一样平淡朴直，很有些乡下人的市侩于其中，把丁玲的感情或生活经历，描写的如同船上娼妓，好象女人无以傍身，但是回想到沈从文对合肥四姐妹之一张光和的第一印象，不外是“不够体面”，那更不体面的、发如蓬草的丁玲，对于沈而言如同娼妓也不足为奇了。
沈对城里人，是很有旧式贵族想象的，第一次看到别集中的《白菜》，吃了一惊。除去白菜妇人是个落寞的京贵遗族，还有对白衣公子亭立的描述，到被查为共产党，妇人失常自杀，并分割家产与雇工，承前启后当中，如同话本小说或现代言情了，所以难怪有一时期郭沫若把沈规定为桃红作家，文史上险被归类到“张恨水”之流。
沈没有彻底粉红，一是京城或他处，求生均不易，不得不考虑现实问题，兵丁、年荒、求学、失业，等等、等等，如果沈的生活再经济些，文字会飘到哪里，其未可知，国事家事天下事，沈是有了解的，后期沈正名，就流传些讲稿，事理事外，还是分得清晰，也略谈了些国事，虽然是属于赞扬的，有没有违心，或甘于顺从，其未可知；但是沈对文革之类运动的痛恨，不外是担心失了工作，不能提笔修身，而工作或文笔，对于沈从文而言，都是谋生工具，活在城市里的必需品。
《第四》、情书、家信，还有其他文章中的城市生活描写，还有各种乡人如何用本能适应城市需求，或被斥或嘲讽。涉及到二性描写的，沈从文其实是提了不少态度，于文笔之中的。仿佛追求女性大抵就是那么简单的过程，或一击必中，或稍溯回且长，比如沈绕道于胡适、张兆和的父亲，而没有完全求于张兆和必先和他精神沟通，更谈不上完全交流。这一场婚姻，单方面的追求更多，也不过是利用了张兆和的弱点，女大当婚。因此合肥四姐妹里，其实是更喜欢充和先生的。更现代独立女性些。再回说丁玲，如果丁玲不是在国内，求学和作文生涯与“革命”历史揉杂，丁玲也更象充和称称先生的脾性的，只不过二个人学识不同，一个现代思想些，一个古文明传承些。
边想边记，如误再补。写作行文，还是男性较有生命力，女性总见机巧偏峰，比较伏案工作，耐寒耐暑，不是人人都行，贵在坚持，还要躲过一应外力。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