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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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史书上有哪些看起来轻描淡写但品味起来很残酷的话？”其中一位网友的回答很精辟：“史书记载的纵然有残酷的地方，可没记录的却更残酷，你每翻一页史书，就略去了千万人的一生。”
细细想来，确实如此。梁启超曾在《中国之旧史》中说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我们读到的莫不是帝王将相、精英名士的故事。那些“每翻一页史书，就被略去一生”的千千万万平凡人，谁来书写他们的历史？当他们面对天翻地覆的历史变局之时，命运又将如何？大历史视角下的史书也许无从给我们提供答案，但回忆录、日记却保存了他们的故事，使我们有幸去领略一个个渺小个体在其所处时代所经历的悲欢离合。王鼎钧的这本《关山夺路》，是他回忆录四部曲中的第三部，也是被公认为最精彩的一部，因为讲述的正好是他在国共内战中的经历。此书为我们真实展现了一位小人物、一个小家庭在内战巨变中的流离与挣扎。
《关山夺路》叙述了王鼎钧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的经历，虽然前后只有三年多，但这三年成为了他人生中最颠沛曲折的一段时光:
本是一名流亡学生的王鼎钧，在抗战胜利不久后便被政府欺骗参加了国军，成为宪兵第六团的一名新兵，紧接着便随部队远赴沈阳接收东北。在东北，他目睹了国军一步步由最初的凯歌高进发展到后来的兵败如山。感于东北已无出路，他通过关系来到秦皇岛，冒名顶替一位离职不久的后勤军需军官。1948年底国军完全丧失东北，他随部队撤退至塘沽。战事逐渐转至平津，而为了养家糊口他又不得不冒险前往天津出差，然而不幸在天津战役结束时被解放军俘虏。半个月的战俘生涯，令他对共产党了近距离的观察。被释放后，王鼎钧经历了一生中“最不堪承受的”艰难旅途，辗转大半个华北，最终流落至上海并意外与父亲重逢。可好景不长，1949年4月解放军成功渡江并迅速兵临上海，就在上海失守前夕，王鼎钧与老父不可思议地挤上最后一班撤退赴台的轮船，从此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大陆。
真实经历的曲折与传奇，竟能远甚于小说虚构的情节!
王鼎钧自陈，写《关山夺路》这一卷，“是我生活史上的关山夺路，也是我创作史上的关山夺路”，从捜集资料、消化数据、调整心态，到最后完成，他前后花了10年时间方才完成此卷(其余3卷一共才用了7年时间)。足见其对写出这段回忆所付出的心力。作为台湾的文学大家，王鼎钧曾把作品分成三级：初级是职业认可，中级是社会认可，高级是历史认可。“我在20世纪写成的文章，要想列入21世纪的书单，必须升高到历史认可。”想必这也正是他对这部回忆录的期待。
王奇生教授对此书评价是：“大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小，小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大；史学家的回忆录常常重实不重文，而文学家的回忆录又常常重文而不重实。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大体兼得其长而避其短。”从作者在书中对各个历史场景的回忆与再现，到字里行间散发的对活在乱世的悲苦与无奈，可知此言不虚也。
据统计，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后，有近200万军民随之相继迁入台湾。其中虽不乏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但迁台居民的大多数还是自愿选择去台湾的。正如书中那位上海教授所说：“国民党也坏，共产党也坏，反正都坏，又何必去跟一打了败仗的呢？”是什么让他们宁愿一路艰辛奔赴前途未卜的台湾，也不愿留在大陆迎接新政权的到来？王鼎钧的回答令人印象极为深刻：“没错，国民党共产党都坏，但是国民党有多坏，我知道，我估量还可以对付，共产党到底有多坏，我不知道，恐怕对付不了。”不能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尽管在台湾白色恐怖之下，王鼎钧的生活仍然艰辛，但一想到大陆49年后发生的一切，“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
王鼎钧能有此先见之明，应该不是出于偶然。他对国民党并没有存在什么好感。在国军中服役多年，反而使他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军政界内部黑暗与丑恶。同时他也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痛恨国民党官僚的腐败无能，苦于国府失败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而对于共产党，他却没有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抱有幻想。作为出身于兰陵王氏这个当地大家族的成员，他已经从族人在解放区“土改”的切身教训中领教到共产党的“厉害”。
正因为如此，王鼎钧相较于当时许多同去台湾的人而言，对共产党的土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回忆说，台湾五十年代的反共文学，很多小说中把中共干部写成“暴躁专横的杀人魔王”。他往往纠正，说共产党不是这样，干部在运动中往往很冷静，杀人十分慎重。这个说法是很正确的，美国记者韩丁曾随土改工作队亲身体验过土改运动。他在其著名的《翻身》一书中，描写了工作队进村先是如何寻找“苦主”挖掘线索，再如何在苦主间“引苦”、“串苦”，最后又如何在诉苦会上引导农民“觉悟”，引出他们对地主的怒火。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工作队干部始终扮演观察者与引导者的角色，恪守着一定要让群众自己彻底觉悟、绝不替群众包办的原则，如果群众发动不彻底，宁可不惜时间精力从头再来，这就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真实体现。作为一直以来习惯于“执简驭繁”的国民党，不仅根本做不到，更是无法想象的到。到了五十年代，王鼎钧的这番纠正，在他们听起来仍然像是天方夜谭！国共两党之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书中令人感兴趣的，还有王鼎钧对内战中中国社会的描写与记录。有些故事甚至是我们这些非亲历者所无法想象的。例如内战时期，有一段时间在部分地区形成拉锯战。在拉锯的地区，一个村子有两个村长，一个村长应付国军，一个村长接待共军；一个小学有两套教材，国军来了用这一套，共军来了用那一套；一个乡公所备有两幅照片，一张蒋先生，一张毛先生，国军来了挂蒋像，共军来了挂毛像，有时拉锯太快、太频，乡长只好做一个相框，正反两面，一面蒋，一面毛，随时可以翻过来。
这个故事从侧面反映出一个情况，即一开始在老百姓心目中，国共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白天国军来则拥护国民党，晚上共军来便拥护共产党，他们的态度正如乡公所的那幅双面挂像一样，“随时可以翻过来”。 但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有着超强的组织性和行政效率。他们在以亲民、爱民形象努力争取民心的同时，也在以土改等一系列手段对占领区社会实行迅速的整合重组，这使得共产党能逐步站稳脚跟。反观国民党，国民党从来不重视对乡村基层民众的争取，军纪败坏、“抓壮丁”等行为又是恶名远扬。当民众倒向共产党时，又动辄以“通匪”罪名粗暴杀戮。国共所作所为两相对照，到最后民众主动推着小车不辞辛苦为解放军提供粮食、弹药，而国军所到之处，“望谷兴叹，没有一根草可以喂马，没有一样生活必需品可以用”。真可谓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关山夺路》为我们揭开了一段曾经为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历史，展现了一个如你我一般的平凡人在那场内战中的困境与抉择。个人的财产、亲情甚至是生命在乱世的洪流下竟都显得那么脆弱和渺小。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苦难，更是近代以来整个民族最大的不幸。曾经指挥过淮海战役的刘伯承，据说到了晚年并不愿提及自己的战争经历，对于那段回忆，他想起的更多是“千百万的年轻寡妇找我要丈夫，多少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找我要孩子，我心里很不安。”如今，国共内战的硝烟就快要过去70年了，这段历史反而因为现实的需要被有意淡化了。我们需要的是牢记，而非去遗忘。选择性记忆，才是对历史最大的不尊重。
反思历史，回望现实，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细细想来，确实如此。梁启超曾在《中国之旧史》中说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我们读到的莫不是帝王将相、精英名士的故事。那些“每翻一页史书，就被略去一生”的千千万万平凡人，谁来书写他们的历史？当他们面对天翻地覆的历史变局之时，命运又将如何？大历史视角下的史书也许无从给我们提供答案，但回忆录、日记却保存了他们的故事，使我们有幸去领略一个个渺小个体在其所处时代所经历的悲欢离合。王鼎钧的这本《关山夺路》，是他回忆录四部曲中的第三部，也是被公认为最精彩的一部，因为讲述的正好是他在国共内战中的经历。此书为我们真实展现了一位小人物、一个小家庭在内战巨变中的流离与挣扎。
《关山夺路》叙述了王鼎钧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的经历，虽然前后只有三年多，但这三年成为了他人生中最颠沛曲折的一段时光:
本是一名流亡学生的王鼎钧，在抗战胜利不久后便被政府欺骗参加了国军，成为宪兵第六团的一名新兵，紧接着便随部队远赴沈阳接收东北。在东北，他目睹了国军一步步由最初的凯歌高进发展到后来的兵败如山。感于东北已无出路，他通过关系来到秦皇岛，冒名顶替一位离职不久的后勤军需军官。1948年底国军完全丧失东北，他随部队撤退至塘沽。战事逐渐转至平津，而为了养家糊口他又不得不冒险前往天津出差，然而不幸在天津战役结束时被解放军俘虏。半个月的战俘生涯，令他对共产党了近距离的观察。被释放后，王鼎钧经历了一生中“最不堪承受的”艰难旅途，辗转大半个华北，最终流落至上海并意外与父亲重逢。可好景不长，1949年4月解放军成功渡江并迅速兵临上海，就在上海失守前夕，王鼎钧与老父不可思议地挤上最后一班撤退赴台的轮船，从此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大陆。
真实经历的曲折与传奇，竟能远甚于小说虚构的情节!
王鼎钧自陈，写《关山夺路》这一卷，“是我生活史上的关山夺路，也是我创作史上的关山夺路”，从捜集资料、消化数据、调整心态，到最后完成，他前后花了10年时间方才完成此卷(其余3卷一共才用了7年时间)。足见其对写出这段回忆所付出的心力。作为台湾的文学大家，王鼎钧曾把作品分成三级：初级是职业认可，中级是社会认可，高级是历史认可。“我在20世纪写成的文章，要想列入21世纪的书单，必须升高到历史认可。”想必这也正是他对这部回忆录的期待。
王奇生教授对此书评价是：“大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小，小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大；史学家的回忆录常常重实不重文，而文学家的回忆录又常常重文而不重实。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大体兼得其长而避其短。”从作者在书中对各个历史场景的回忆与再现，到字里行间散发的对活在乱世的悲苦与无奈，可知此言不虚也。
据统计，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后，有近200万军民随之相继迁入台湾。其中虽不乏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但迁台居民的大多数还是自愿选择去台湾的。正如书中那位上海教授所说：“国民党也坏，共产党也坏，反正都坏，又何必去跟一打了败仗的呢？”是什么让他们宁愿一路艰辛奔赴前途未卜的台湾，也不愿留在大陆迎接新政权的到来？王鼎钧的回答令人印象极为深刻：“没错，国民党共产党都坏，但是国民党有多坏，我知道，我估量还可以对付，共产党到底有多坏，我不知道，恐怕对付不了。”不能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尽管在台湾白色恐怖之下，王鼎钧的生活仍然艰辛，但一想到大陆49年后发生的一切，“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
王鼎钧能有此先见之明，应该不是出于偶然。他对国民党并没有存在什么好感。在国军中服役多年，反而使他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军政界内部黑暗与丑恶。同时他也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痛恨国民党官僚的腐败无能，苦于国府失败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而对于共产党，他却没有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抱有幻想。作为出身于兰陵王氏这个当地大家族的成员，他已经从族人在解放区“土改”的切身教训中领教到共产党的“厉害”。
正因为如此，王鼎钧相较于当时许多同去台湾的人而言，对共产党的土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回忆说，台湾五十年代的反共文学，很多小说中把中共干部写成“暴躁专横的杀人魔王”。他往往纠正，说共产党不是这样，干部在运动中往往很冷静，杀人十分慎重。这个说法是很正确的，美国记者韩丁曾随土改工作队亲身体验过土改运动。他在其著名的《翻身》一书中，描写了工作队进村先是如何寻找“苦主”挖掘线索，再如何在苦主间“引苦”、“串苦”，最后又如何在诉苦会上引导农民“觉悟”，引出他们对地主的怒火。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工作队干部始终扮演观察者与引导者的角色，恪守着一定要让群众自己彻底觉悟、绝不替群众包办的原则，如果群众发动不彻底，宁可不惜时间精力从头再来，这就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真实体现。作为一直以来习惯于“执简驭繁”的国民党，不仅根本做不到，更是无法想象的到。到了五十年代，王鼎钧的这番纠正，在他们听起来仍然像是天方夜谭！国共两党之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书中令人感兴趣的，还有王鼎钧对内战中中国社会的描写与记录。有些故事甚至是我们这些非亲历者所无法想象的。例如内战时期，有一段时间在部分地区形成拉锯战。在拉锯的地区，一个村子有两个村长，一个村长应付国军，一个村长接待共军；一个小学有两套教材，国军来了用这一套，共军来了用那一套；一个乡公所备有两幅照片，一张蒋先生，一张毛先生，国军来了挂蒋像，共军来了挂毛像，有时拉锯太快、太频，乡长只好做一个相框，正反两面，一面蒋，一面毛，随时可以翻过来。
这个故事从侧面反映出一个情况，即一开始在老百姓心目中，国共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白天国军来则拥护国民党，晚上共军来便拥护共产党，他们的态度正如乡公所的那幅双面挂像一样，“随时可以翻过来”。 但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有着超强的组织性和行政效率。他们在以亲民、爱民形象努力争取民心的同时，也在以土改等一系列手段对占领区社会实行迅速的整合重组，这使得共产党能逐步站稳脚跟。反观国民党，国民党从来不重视对乡村基层民众的争取，军纪败坏、“抓壮丁”等行为又是恶名远扬。当民众倒向共产党时，又动辄以“通匪”罪名粗暴杀戮。国共所作所为两相对照，到最后民众主动推着小车不辞辛苦为解放军提供粮食、弹药，而国军所到之处，“望谷兴叹，没有一根草可以喂马，没有一样生活必需品可以用”。真可谓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关山夺路》为我们揭开了一段曾经为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历史，展现了一个如你我一般的平凡人在那场内战中的困境与抉择。个人的财产、亲情甚至是生命在乱世的洪流下竟都显得那么脆弱和渺小。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苦难，更是近代以来整个民族最大的不幸。曾经指挥过淮海战役的刘伯承，据说到了晚年并不愿提及自己的战争经历，对于那段回忆，他想起的更多是“千百万的年轻寡妇找我要丈夫，多少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找我要孩子，我心里很不安。”如今，国共内战的硝烟就快要过去70年了，这段历史反而因为现实的需要被有意淡化了。我们需要的是牢记，而非去遗忘。选择性记忆，才是对历史最大的不尊重。
反思历史，回望现实，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