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驹过隙——张荫麟其人其书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诗歌抒情言志,动人之处在于:韵律优美,隐意深刻。蔡邕在《琴操》中写道:“《白驹》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贤居任也。衰乱之世,君无道,不可匡辅,依违成风,谏不见受。国士咏而思之,援琴而长歌。”
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山大匠是两位广东人,一位是新会梁启超,一位是东莞张荫麟。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文科才子又以钱锺书、张荫麟为翘楚,曾有“北秀南能”的品题。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
张荫麟德才兼备,学贯中西。他在文学、史学、哲学和社会学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他是先秦史、秦汉史以及中国科技史的开拓者,对宋史用力尤勤,创获颇多。抗战期间,张荫麟以一颗拳拳赤子之心奔走呼号,却失望于民国政府的腐败统治。他在给张其昀的信中写道:“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国事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然中国否不极则泰不来。且放硬心肠,伫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横遭蹂躏可耳。历史上腐化之时代而能为少数人道德的兴奋所转移者,殆无其例,必有假于外力之摧毁,摧毁之甚而不至于亡则必复兴。弟于国事对目前悲观,对将来则并不悲观。”然而,张荫麟却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37岁便英年早逝,《中国史纲》是其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专著。
《中国史纲》是受民国教育部委托,由张荫麟主编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该书始于殷商,析四千年史事为数十专题。汉以前由张荫麟亲自执笔,唐以后计划由吴晗、千家驹、王芸生负责编写,各人成稿后再由张荫麟融合划一。但这一计划并未完全实现, 1941年3月,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史纲》,仅为张荫麟执笔完成的东汉以前部分。
前几日,我有幸得到了一本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2月)刊印的《中国史纲》,该书除了献辞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教授的导读,余下部分与1942年9月的再版内容基本相同,从而令此力作得以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纵观全书,虽然只写到东汉,却绚烂至极,远不同于那些简单化的帝王将相史。读罢,总觉意犹未尽。再次信手翻阅,深感张荫麟尤善于透过纷乱的历史表象揭示事件本质。表面突然的、毫无来由的现象,经由他梳理、阐述,便清晰起来。
书中109页,有这样一个段落:与都市的繁荣相副的是交通的进步。当孔子之世,从吴都往邾国至快的行军要走三个月。但当战国初年,从鲁都往楚都郢,个人的旅行,十昼夜便可抵达。这种进步似乎不由于运输工具上的新发明,而由于道路的开辟。而道路的修治多半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我们可以推想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在交通上曾起过一次大革命;许多国家,为侵略用兵的便利,都“堑山填谷”,以修筑新道路。此事虽然史无明文,但我们从下引战国人所传的两件故事可以得到一点消息:(一)中山国(在今滹沱河以北)有一部落叫作𠘯繇,智伯想灭掉它,却无路可通。于是铸了一个大钟,用两辆骈列的大车载着,要送给𠘯繇的君长。这君长于是“堑岸堙谷”,开路迎钟。智伯的军队却跟在大钟后面,把𠘯繇灭掉。(二)秦惠王想灭蜀,但山路险阻,兵路不通。于是雕了一只大石牛,每天派人秘密在它后面放一堆黄金,扬言石牛便金。他把这异宝赠给蜀侯。蜀侯于是“堑山填谷”,开路以迎石牛。秦惠王的军队,却跟在石牛后面,把蜀灭掉。这两件故事虽然未必全真,至少反映战国人对军事影响交通的认识。
一般人读到这两个故事,恐怕只会望文生义地想到战争需要修筑道路,只会把它当作偶然出现的战争谋略,很难联想到这是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同时上演的交通大革命。其本质可以表述为:战国七雄已逐渐崛起,各地林立的小君侯将被陆续兼并,就算𠘯繇的君长与蜀侯识破了计谋,智伯和秦惠王依旧会修筑道路,攻打他们,最后只不过是战争的时长、烈度以及付出的代价有所不同罢了。用张荫麟在自序中的话来说:“凡本非偶然,而因我们的知识不足,觉其为偶然者,谓之认识上的偶然。历史家的任务是要把历史中认识上的偶然尽量减少。”
对此,王家范曾做过精准的评价:“除专门理论探讨文章外,荫麟的史学论述风格,是从不脱空搬弄理论概念,横插大段议论,义理即寓于史事铺叙之中,偶有一、二句点睛之笔,亦淡淡而出,极容易被放过。或许这就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所谓《春秋》笔法。读者宜多加咀嚼,细细消化才是。”
若依王家范所言,多加咀嚼,细细消化。很快又会发现,书中的每一词语、每一句话、每一段落都被处理得极为妥帖。
第一个故事,中山国有一部落叫作𠘯繇(在今山西阳泉市盂县东北)。初读“𠘯繇”,这俩字让我一愣,后来才知道“𠘯繇”出自《吕氏春秋》中的记载。
在不同的史书中,“𠘯繇”至少还有九种不同的写法:“仇由”、“仇犹”、“仇酋”、“仇繇”、“禸繇”、“夙繇”、“叴由”、“厹由”、“厹犹”等。但是,今天通用的写法是:“仇由”或“仇犹”。出自:
《韩非子•说林下》:“智伯将伐仇由,而道难不通。”
《淮南子•精神训》:“夫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
《史记•樗里子传》:“知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 何则?无备故也。”
《括地志》载:“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亦名仇犹,戎翟之国也。”
张荫麟当时为什么要选用“𠘯繇”,今天已不得而知。有人认为:𠘯为厹之误(厹是个多音字,音qiú,同叴;厹,音róu ,古同蹂,又同𠫗、禸、𠘯)。我曾猜想张荫麟选用《吕氏春秋》中的“𠘯繇”有两个原因:其一,春秋战国时,各国以周语为基础,演化为秦晋、齐鲁、楚越三大语系,秦音与故事发生地的晋音差别不大,而且秦国文字最接近正统的西周和春秋金文,是现代文字的重要发展阶段;其二,张荫麟一生倾心于道家的哲学思想,因为《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所以爱屋及乌。
读完第二遍,才发现自己想多了。其实段尾早已点明:“这两件故事虽然未必全真,至少反映战国人对军事影响交通的认识。”冥冥之中,仿佛见到张荫麟笑吟吟地对我说:“用《春秋》笔法写成的东西你较什么真啊?知道故事的隐意不就成了!”
第二个故事,石牛便金。其通常被写成“石牛屙金”,“屙”多用于粤语之中,而粤语来源于中原,古称“雅言”,发音近似于战国时的普通话。张荫麟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常识。想来是为了顺应当时白话文运动的文学风味,才再三斟酌才改为“石牛便金”。可见民国人与古人之雅大不同。
两个故事中都出现了堑山堙谷”,这个词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指挖山填谷修筑道路。张荫麟在“赂钟𠘯繇”中,写成“堑岸堙谷”(岸在这里是高大的意思)。而在“石牛屙金”中,又写成“堑山填谷”。细微之处,足见张荫麟的才情与用心。
这个信手翻到的段落仅四百余字,细读之,感慨不已。感慨之外,又觉得,两个故事到了张荫麟手中,竟变得如此寓意深刻。虽文字平实朴素,但情深意远、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
可惜张荫麟这样的史学奇才,终究没敌过生不逢时。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即将发生转折的关键阶段,中国抗战却进入了最被动、最消极的黑暗时期。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张荫麟被贫穷、被疾病所侵蚀,在缺医少药的恶劣条件下,病殁于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据记载,张荫麟弥留之际与病床前的诸位学生逐一握别,颂《庄子•秋水篇》,徐徐气绝。
两千多年前的庄子曾感叹:“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可是,又有多少凡人能够当得起“白驹”这个称谓呢?张荫麟却可以,而《中国史纲》便是其留于后世的皎皎光华。
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山大匠是两位广东人,一位是新会梁启超,一位是东莞张荫麟。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文科才子又以钱锺书、张荫麟为翘楚,曾有“北秀南能”的品题。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
张荫麟德才兼备,学贯中西。他在文学、史学、哲学和社会学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他是先秦史、秦汉史以及中国科技史的开拓者,对宋史用力尤勤,创获颇多。抗战期间,张荫麟以一颗拳拳赤子之心奔走呼号,却失望于民国政府的腐败统治。他在给张其昀的信中写道:“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国事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然中国否不极则泰不来。且放硬心肠,伫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横遭蹂躏可耳。历史上腐化之时代而能为少数人道德的兴奋所转移者,殆无其例,必有假于外力之摧毁,摧毁之甚而不至于亡则必复兴。弟于国事对目前悲观,对将来则并不悲观。”然而,张荫麟却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37岁便英年早逝,《中国史纲》是其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专著。
《中国史纲》是受民国教育部委托,由张荫麟主编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该书始于殷商,析四千年史事为数十专题。汉以前由张荫麟亲自执笔,唐以后计划由吴晗、千家驹、王芸生负责编写,各人成稿后再由张荫麟融合划一。但这一计划并未完全实现, 1941年3月,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史纲》,仅为张荫麟执笔完成的东汉以前部分。
前几日,我有幸得到了一本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2月)刊印的《中国史纲》,该书除了献辞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教授的导读,余下部分与1942年9月的再版内容基本相同,从而令此力作得以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纵观全书,虽然只写到东汉,却绚烂至极,远不同于那些简单化的帝王将相史。读罢,总觉意犹未尽。再次信手翻阅,深感张荫麟尤善于透过纷乱的历史表象揭示事件本质。表面突然的、毫无来由的现象,经由他梳理、阐述,便清晰起来。
书中109页,有这样一个段落:与都市的繁荣相副的是交通的进步。当孔子之世,从吴都往邾国至快的行军要走三个月。但当战国初年,从鲁都往楚都郢,个人的旅行,十昼夜便可抵达。这种进步似乎不由于运输工具上的新发明,而由于道路的开辟。而道路的修治多半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我们可以推想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在交通上曾起过一次大革命;许多国家,为侵略用兵的便利,都“堑山填谷”,以修筑新道路。此事虽然史无明文,但我们从下引战国人所传的两件故事可以得到一点消息:(一)中山国(在今滹沱河以北)有一部落叫作𠘯繇,智伯想灭掉它,却无路可通。于是铸了一个大钟,用两辆骈列的大车载着,要送给𠘯繇的君长。这君长于是“堑岸堙谷”,开路迎钟。智伯的军队却跟在大钟后面,把𠘯繇灭掉。(二)秦惠王想灭蜀,但山路险阻,兵路不通。于是雕了一只大石牛,每天派人秘密在它后面放一堆黄金,扬言石牛便金。他把这异宝赠给蜀侯。蜀侯于是“堑山填谷”,开路以迎石牛。秦惠王的军队,却跟在石牛后面,把蜀灭掉。这两件故事虽然未必全真,至少反映战国人对军事影响交通的认识。
一般人读到这两个故事,恐怕只会望文生义地想到战争需要修筑道路,只会把它当作偶然出现的战争谋略,很难联想到这是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同时上演的交通大革命。其本质可以表述为:战国七雄已逐渐崛起,各地林立的小君侯将被陆续兼并,就算𠘯繇的君长与蜀侯识破了计谋,智伯和秦惠王依旧会修筑道路,攻打他们,最后只不过是战争的时长、烈度以及付出的代价有所不同罢了。用张荫麟在自序中的话来说:“凡本非偶然,而因我们的知识不足,觉其为偶然者,谓之认识上的偶然。历史家的任务是要把历史中认识上的偶然尽量减少。”
对此,王家范曾做过精准的评价:“除专门理论探讨文章外,荫麟的史学论述风格,是从不脱空搬弄理论概念,横插大段议论,义理即寓于史事铺叙之中,偶有一、二句点睛之笔,亦淡淡而出,极容易被放过。或许这就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所谓《春秋》笔法。读者宜多加咀嚼,细细消化才是。”
若依王家范所言,多加咀嚼,细细消化。很快又会发现,书中的每一词语、每一句话、每一段落都被处理得极为妥帖。
第一个故事,中山国有一部落叫作𠘯繇(在今山西阳泉市盂县东北)。初读“𠘯繇”,这俩字让我一愣,后来才知道“𠘯繇”出自《吕氏春秋》中的记载。
在不同的史书中,“𠘯繇”至少还有九种不同的写法:“仇由”、“仇犹”、“仇酋”、“仇繇”、“禸繇”、“夙繇”、“叴由”、“厹由”、“厹犹”等。但是,今天通用的写法是:“仇由”或“仇犹”。出自:
《韩非子•说林下》:“智伯将伐仇由,而道难不通。”
《淮南子•精神训》:“夫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
《史记•樗里子传》:“知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 何则?无备故也。”
《括地志》载:“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亦名仇犹,戎翟之国也。”
张荫麟当时为什么要选用“𠘯繇”,今天已不得而知。有人认为:𠘯为厹之误(厹是个多音字,音qiú,同叴;厹,音róu ,古同蹂,又同𠫗、禸、𠘯)。我曾猜想张荫麟选用《吕氏春秋》中的“𠘯繇”有两个原因:其一,春秋战国时,各国以周语为基础,演化为秦晋、齐鲁、楚越三大语系,秦音与故事发生地的晋音差别不大,而且秦国文字最接近正统的西周和春秋金文,是现代文字的重要发展阶段;其二,张荫麟一生倾心于道家的哲学思想,因为《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所以爱屋及乌。
读完第二遍,才发现自己想多了。其实段尾早已点明:“这两件故事虽然未必全真,至少反映战国人对军事影响交通的认识。”冥冥之中,仿佛见到张荫麟笑吟吟地对我说:“用《春秋》笔法写成的东西你较什么真啊?知道故事的隐意不就成了!”
第二个故事,石牛便金。其通常被写成“石牛屙金”,“屙”多用于粤语之中,而粤语来源于中原,古称“雅言”,发音近似于战国时的普通话。张荫麟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常识。想来是为了顺应当时白话文运动的文学风味,才再三斟酌才改为“石牛便金”。可见民国人与古人之雅大不同。
两个故事中都出现了堑山堙谷”,这个词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指挖山填谷修筑道路。张荫麟在“赂钟𠘯繇”中,写成“堑岸堙谷”(岸在这里是高大的意思)。而在“石牛屙金”中,又写成“堑山填谷”。细微之处,足见张荫麟的才情与用心。
这个信手翻到的段落仅四百余字,细读之,感慨不已。感慨之外,又觉得,两个故事到了张荫麟手中,竟变得如此寓意深刻。虽文字平实朴素,但情深意远、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
可惜张荫麟这样的史学奇才,终究没敌过生不逢时。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即将发生转折的关键阶段,中国抗战却进入了最被动、最消极的黑暗时期。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张荫麟被贫穷、被疾病所侵蚀,在缺医少药的恶劣条件下,病殁于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据记载,张荫麟弥留之际与病床前的诸位学生逐一握别,颂《庄子•秋水篇》,徐徐气绝。
两千多年前的庄子曾感叹:“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可是,又有多少凡人能够当得起“白驹”这个称谓呢?张荫麟却可以,而《中国史纲》便是其留于后世的皎皎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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