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化上海
上海有别于任何一座中国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在农业文明的海洋中浮出水面的一个孤岛，带有某种既混血、又格格不入的气息，然而又最能折射出近代中国的那个光怪陆离的现代化图景。借用罗兹•墨菲的话说，它是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尽管后来他改变了这一看法），集中体现着西方现代性（或殖民化，取决于你怎么看）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回应。颇耐寻味的是，他撰写《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刚好是在上海迎来自己历史性转折点的1948-1950年间，但他的话或许也适用于此后的一个时期：上海在1950年代的经历，可能也是理解当时中国的一把钥匙。
近代上海华洋杂处、五光十色，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或许也正在于那种缺乏中心的多元结构所造就的“无序的活力”，只是痛恨者聚焦于其“无序”，而赞美者则看到其“活力”。在1949年后的政治格局最大的变化，正在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心迅速建立起一元化的秩序，这既结束了原有的分裂、冲突、重叠的状态，但也使原本的缝隙不复存在。此时原有的“两方（租界、华界）三家（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在行政上均已被扫荡已尽，这个城市在革命国家中，将以单位和里弄两大空间重组起基层社会政治生活。
不难看出，这一重构进程，基本上是另起炉灶。新的秩序更像是对传统农村社会保甲制度的模仿。里弄、单位虽然是中国城市生活中原本就存在的事物，但之前并不是基层政治组织。尤其像上海这样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很多人只是碰巧生活在一个里弄里，彼此的背景相去悬隔，谈不上有什么整齐划一的基层控制管理，更没有组织化的居民生活。此所以1952年的调查中说，全市三分之二的人群都是“阶层复杂，政治思想情况复杂，生产和生活规律不一，要求不一；基础薄弱，无党团组织，政治认识较模糊”。值得注意的是，从治安状况和组织管理上来说复杂棘手的“问题”，如果换个视角来说，正说明当时的上海市民社会丰富多元地容纳了各色人等。
这对革命国家而言显然是个挑战。因为原先的红色根据地和解放区大多都在社会组织较为简单的农村社会，人群之间很少会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但上海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拼图。在这种情况下，居委会作为适应新执政者政治运作的基层组织，开始在城市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1954-1955年间计划供应的推进，粮油、棉布的凭券购买都直接与户籍人口挂钩，居委会扮演起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角色，既有效承载着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又继续协调并密切联系着城市居民，毕竟它的正式名称就叫“居民委员会”，听着似乎还有几分自治的色彩。
在文化生活的其它方面也大抵如此，尤其是影响人们生活至深的媒体。外商外侨的报纸基本到1953年完全消失，剩下取向多元的民间报人所创办的媒体，也从上到下开始整改，因为“上海的报纸太多，群众不需要那么多种的报纸”，需要“调整集中办好一两张报纸”。在公私合营的体制下，民间报人转变为国家干部。在教育（1952年院系调整）、出版、电影制片等不同行业，都进行了各种调整：或北迁、或援边、或合并、或整改。一言以蔽之，上海可以继续成为经济中心，但不能再成为文化中心；而重整的过程既是建立新秩序，也是全面清理旧事物、旧人物的过程。这其中的要点在于：都有一双“国家之眼”注视着这一切，认为这种调整是科学合理的、减少浪费的，且应是“具有高度思想性”和健康价值观、因而有助于引导群众的——当时对许多传媒或文化产业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它们竭力招揽广告或渲染低俗，任由市场摆布而“迁就落后群众”。
这其中的尴尬在于，据说是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那些媒体、电影，应者寥寥，而对那些不合意识形态正确性的反面人物和香港电影，倒是趋之若鹜。这未必是因为上海市民“思想落后”或“见过世面”，而只是人之常情：人们很容易察觉主旋律电影中的说教口吻，也不难看出所有的正面人物都很相似，仿佛他们不是血肉之躯，而是那些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化身。如果说这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强力统合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并存”，是“政治文化的日益趋同和地方差异性的顽强表现”（本书页313-314），那或许关键在于：人毕竟有七情六欲，有其本能的偏好和需求，就像老和尚说再多遍“山下的女人是老虎”，小和尚却还总是会觉得“老虎已闯进我的心里来”。
对于这一时期的上海，历史学家有两种不同的认知：一种强调1949年之后已发生断裂和彻底转变，国家已吞噬社会；另一种则辩称仍存在相当的连续性，至少这个“半老徐娘”仍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当年风华绝代的姿容。张济顺在本书中的观点显然是赞同后者，举证的例子多表明当时的上海社会并未完全驯顺，例如，虽然来自西方的直接影响已全面告退，但上海人仍通过香港电影这一媒介，保留着对西方的记忆和想像，“洋派”、“洋气”在上海话里一直是褒义词；不过矛盾的是，她的书名《远去的都市》似又在暗示这一断裂，因为这里所说到那个远去的“都市”，显然是指解放前的老上海，而且主要是那个西化的老上海——她谈到电影、教会学校人物，但对诸如越剧、会道门则没怎么着墨。应该说，这两种认知其实并不矛盾，断裂和延续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存在的，正如光具有波粒二重性。
作为一份历史社会学研究，张济顺的兴趣更多聚焦在当时上海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上，不免有一点“就上海而论上海”的味道，然而在1950年代的上海，国家扮演了一个具有如此强大能动性的角色，“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无疑也很重要。在这个视角中，上海具有双重形象：既是革命的摇篮、工人阶级和生产技术最发达的地区，因而是中国力量的源泉，同时它又象征着旧中国的虚弱和病态。从这一点上来说，改造上海正如改造中国社会一样，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如何改造——不是要杀掉金鹅，而是要驯化野鹅。可以说，驯服上海关系到新中国的成败，其城市管理的所有经验和技术几乎都用上了。某种程度上，1950年代上海社会的“自主性”和“顽强表现”，与其说是社会的韧性，不如说是国家在管理技巧上认识到这样的容忍更为有利——它谋求的不是彻底压倒，而是改造一个新上海来“为我所用”。
在进上海前夕的丹阳集训中，陈毅曾说“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这不仅是因为旧上海在意识形态上“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也因为在具体实践上“我们对管理城市、建设城市不熟悉，没有经验”。他说的这是实话。更早在1949年2月，访问西柏坡的苏联代表米高扬就发现，中共领导人对许多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但越是临近全面接管政权，就越是感到管理经验上的欠缺。毛泽东不久会见科瓦廖夫时还谈到占领上海容易，但管理却很困难，甚至说因此“至今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占领上海”，并请求苏共在占领上海之前派来一批“专门管理上海的专家”（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这些都意味着，1950年代的上海如何管理，并不是只是上海本身的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这座城市，上升到“中国革命”和“接管国家权力”的层面。
就此而言，要还原这个历史画面，仅靠地方性的档案文献可能是不够的。任何一个仔细阅读本书的人，都会感受到作者张济顺从各种琐碎的档案中拼接出1950年代上海社会画面的努力，但对于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的再造上，毕竟较少从社会学理论的层面来讨论。虽然1950年代生活过的不少上海人仍在世，但书中很少看到口述史材料或实地调查访谈。这些都显示出作者主要是个历史学家，而非社会学家，似乎在她眼里，那是一个只能从档案文献中追索的逝去年代，而不是在当下现实中仍发生着连续性影响的某种社会处境。当然，如果只是探讨一个远去的年代，那无可厚非，不过考虑到它与当下密切相关，或许引入更多社会学层面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1950年代的上海，也能更好地理解当下中国的城市社会吧。
已刊2016-2-29《经济观察报》书评版
近代上海华洋杂处、五光十色，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或许也正在于那种缺乏中心的多元结构所造就的“无序的活力”，只是痛恨者聚焦于其“无序”，而赞美者则看到其“活力”。在1949年后的政治格局最大的变化，正在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心迅速建立起一元化的秩序，这既结束了原有的分裂、冲突、重叠的状态，但也使原本的缝隙不复存在。此时原有的“两方（租界、华界）三家（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在行政上均已被扫荡已尽，这个城市在革命国家中，将以单位和里弄两大空间重组起基层社会政治生活。
不难看出，这一重构进程，基本上是另起炉灶。新的秩序更像是对传统农村社会保甲制度的模仿。里弄、单位虽然是中国城市生活中原本就存在的事物，但之前并不是基层政治组织。尤其像上海这样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很多人只是碰巧生活在一个里弄里，彼此的背景相去悬隔，谈不上有什么整齐划一的基层控制管理，更没有组织化的居民生活。此所以1952年的调查中说，全市三分之二的人群都是“阶层复杂，政治思想情况复杂，生产和生活规律不一，要求不一；基础薄弱，无党团组织，政治认识较模糊”。值得注意的是，从治安状况和组织管理上来说复杂棘手的“问题”，如果换个视角来说，正说明当时的上海市民社会丰富多元地容纳了各色人等。
这对革命国家而言显然是个挑战。因为原先的红色根据地和解放区大多都在社会组织较为简单的农村社会，人群之间很少会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但上海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拼图。在这种情况下，居委会作为适应新执政者政治运作的基层组织，开始在城市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1954-1955年间计划供应的推进，粮油、棉布的凭券购买都直接与户籍人口挂钩，居委会扮演起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角色，既有效承载着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又继续协调并密切联系着城市居民，毕竟它的正式名称就叫“居民委员会”，听着似乎还有几分自治的色彩。
在文化生活的其它方面也大抵如此，尤其是影响人们生活至深的媒体。外商外侨的报纸基本到1953年完全消失，剩下取向多元的民间报人所创办的媒体，也从上到下开始整改，因为“上海的报纸太多，群众不需要那么多种的报纸”，需要“调整集中办好一两张报纸”。在公私合营的体制下，民间报人转变为国家干部。在教育（1952年院系调整）、出版、电影制片等不同行业，都进行了各种调整：或北迁、或援边、或合并、或整改。一言以蔽之，上海可以继续成为经济中心，但不能再成为文化中心；而重整的过程既是建立新秩序，也是全面清理旧事物、旧人物的过程。这其中的要点在于：都有一双“国家之眼”注视着这一切，认为这种调整是科学合理的、减少浪费的，且应是“具有高度思想性”和健康价值观、因而有助于引导群众的——当时对许多传媒或文化产业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它们竭力招揽广告或渲染低俗，任由市场摆布而“迁就落后群众”。
这其中的尴尬在于，据说是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那些媒体、电影，应者寥寥，而对那些不合意识形态正确性的反面人物和香港电影，倒是趋之若鹜。这未必是因为上海市民“思想落后”或“见过世面”，而只是人之常情：人们很容易察觉主旋律电影中的说教口吻，也不难看出所有的正面人物都很相似，仿佛他们不是血肉之躯，而是那些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化身。如果说这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强力统合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并存”，是“政治文化的日益趋同和地方差异性的顽强表现”（本书页313-314），那或许关键在于：人毕竟有七情六欲，有其本能的偏好和需求，就像老和尚说再多遍“山下的女人是老虎”，小和尚却还总是会觉得“老虎已闯进我的心里来”。
对于这一时期的上海，历史学家有两种不同的认知：一种强调1949年之后已发生断裂和彻底转变，国家已吞噬社会；另一种则辩称仍存在相当的连续性，至少这个“半老徐娘”仍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当年风华绝代的姿容。张济顺在本书中的观点显然是赞同后者，举证的例子多表明当时的上海社会并未完全驯顺，例如，虽然来自西方的直接影响已全面告退，但上海人仍通过香港电影这一媒介，保留着对西方的记忆和想像，“洋派”、“洋气”在上海话里一直是褒义词；不过矛盾的是，她的书名《远去的都市》似又在暗示这一断裂，因为这里所说到那个远去的“都市”，显然是指解放前的老上海，而且主要是那个西化的老上海——她谈到电影、教会学校人物，但对诸如越剧、会道门则没怎么着墨。应该说，这两种认知其实并不矛盾，断裂和延续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存在的，正如光具有波粒二重性。
作为一份历史社会学研究，张济顺的兴趣更多聚焦在当时上海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上，不免有一点“就上海而论上海”的味道，然而在1950年代的上海，国家扮演了一个具有如此强大能动性的角色，“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无疑也很重要。在这个视角中，上海具有双重形象：既是革命的摇篮、工人阶级和生产技术最发达的地区，因而是中国力量的源泉，同时它又象征着旧中国的虚弱和病态。从这一点上来说，改造上海正如改造中国社会一样，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如何改造——不是要杀掉金鹅，而是要驯化野鹅。可以说，驯服上海关系到新中国的成败，其城市管理的所有经验和技术几乎都用上了。某种程度上，1950年代上海社会的“自主性”和“顽强表现”，与其说是社会的韧性，不如说是国家在管理技巧上认识到这样的容忍更为有利——它谋求的不是彻底压倒，而是改造一个新上海来“为我所用”。
在进上海前夕的丹阳集训中，陈毅曾说“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这不仅是因为旧上海在意识形态上“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也因为在具体实践上“我们对管理城市、建设城市不熟悉，没有经验”。他说的这是实话。更早在1949年2月，访问西柏坡的苏联代表米高扬就发现，中共领导人对许多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但越是临近全面接管政权，就越是感到管理经验上的欠缺。毛泽东不久会见科瓦廖夫时还谈到占领上海容易，但管理却很困难，甚至说因此“至今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占领上海”，并请求苏共在占领上海之前派来一批“专门管理上海的专家”（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这些都意味着，1950年代的上海如何管理，并不是只是上海本身的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这座城市，上升到“中国革命”和“接管国家权力”的层面。
就此而言，要还原这个历史画面，仅靠地方性的档案文献可能是不够的。任何一个仔细阅读本书的人，都会感受到作者张济顺从各种琐碎的档案中拼接出1950年代上海社会画面的努力，但对于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的再造上，毕竟较少从社会学理论的层面来讨论。虽然1950年代生活过的不少上海人仍在世，但书中很少看到口述史材料或实地调查访谈。这些都显示出作者主要是个历史学家，而非社会学家，似乎在她眼里，那是一个只能从档案文献中追索的逝去年代，而不是在当下现实中仍发生着连续性影响的某种社会处境。当然，如果只是探讨一个远去的年代，那无可厚非，不过考虑到它与当下密切相关，或许引入更多社会学层面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1950年代的上海，也能更好地理解当下中国的城市社会吧。
已刊2016-2-29《经济观察报》书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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