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政制经济史
阅读《钱穆全集》,会发现他的著作,写作风格前后有很明显的差异,前期的著作,大多是大段的材料引用和评论,而后期著作则主要是讲述为主。前者为著作,而后者多是讲稿整理而成。在全集之外,钱穆还有大量的课堂笔记还未整理出版。
五十年代,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开设课程,其中就有中国社会经济史,这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此,在钱穆全集中,很难看到他以经济为题的专著。他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学术思想和中国历史展开,因此这部由叶龙整理的《社会经济史讲稿》,在钱穆的著作中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一位古典思想史和通史教师,是如何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问题的。
这部书的篇幅并不大,全书不过五六万字的样子,从目录看倒是从先秦到近代都大体讲到了。从先秦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四民社会,到汉魏门第社会、唐代的科举社会,在此之下都是元明清代的经济现象和赋税制度。
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钱穆对社会的定义,反而更接近于传统政治制度,显然他还是接受了马克思对于传统社会的描述,他确实提到马克思社会史研究,不过他表示并不同意马克思的看法,而是针对马克思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分期和社会形态。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其实是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讨论,认为经济发展对于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用经济生产方式来描述传统社会经济政治结构。钱穆只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来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因此他所提出的社会经济史,其实并没有以经济生产方式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是将社会上层政治结构作为讲述的重点,这显然只是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的内容,而关于社会经济基础问题,钱穆只是略微谈论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现象,而并没有将其与中国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和思考。
这部书还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论点,比如他在讲稿中反复强调中国古代从贵族世袭、汉代郎吏察举、魏晋九品中正、隋唐的科举考试,通过选拔制度,将底层士人与中国政治结合起来考察。至于这些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钱穆是从未进行过讨论。因此,这部书如果谈到经济问题,大体也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赋税政策的变化,而不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
尽管如此,钱穆这部政制经济史,还是一部尝试通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加以探讨的作品,如果能够通过阅读马克思,真正找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发展联系,那么这部书就会有更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但是,钱穆并没有将这部讲稿,在生前整理发表,恐怕也是知道自己的研究还是存在缺陷。不过,这也是传统文史学者的通病了。
五十年代,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开设课程,其中就有中国社会经济史,这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此,在钱穆全集中,很难看到他以经济为题的专著。他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学术思想和中国历史展开,因此这部由叶龙整理的《社会经济史讲稿》,在钱穆的著作中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一位古典思想史和通史教师,是如何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问题的。
这部书的篇幅并不大,全书不过五六万字的样子,从目录看倒是从先秦到近代都大体讲到了。从先秦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四民社会,到汉魏门第社会、唐代的科举社会,在此之下都是元明清代的经济现象和赋税制度。
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钱穆对社会的定义,反而更接近于传统政治制度,显然他还是接受了马克思对于传统社会的描述,他确实提到马克思社会史研究,不过他表示并不同意马克思的看法,而是针对马克思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分期和社会形态。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其实是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讨论,认为经济发展对于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用经济生产方式来描述传统社会经济政治结构。钱穆只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来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因此他所提出的社会经济史,其实并没有以经济生产方式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是将社会上层政治结构作为讲述的重点,这显然只是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的内容,而关于社会经济基础问题,钱穆只是略微谈论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现象,而并没有将其与中国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和思考。
这部书还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论点,比如他在讲稿中反复强调中国古代从贵族世袭、汉代郎吏察举、魏晋九品中正、隋唐的科举考试,通过选拔制度,将底层士人与中国政治结合起来考察。至于这些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钱穆是从未进行过讨论。因此,这部书如果谈到经济问题,大体也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赋税政策的变化,而不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
尽管如此,钱穆这部政制经济史,还是一部尝试通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加以探讨的作品,如果能够通过阅读马克思,真正找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发展联系,那么这部书就会有更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但是,钱穆并没有将这部讲稿,在生前整理发表,恐怕也是知道自己的研究还是存在缺陷。不过,这也是传统文史学者的通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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