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黑色画布上他们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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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杂志同仁留影。从下往上、从左至右：江河、黄锐、赵振先、赵南、徐晓、周郿英、甘铁生、芒克、舒婷、北岛、陈延生。
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八十年代朦胧诗群落的突破性意义不言而喻。在政治的冰层开始解冻的年代，北岛、顾城、舒婷等人诗歌所受到的追捧不亚于《圣经》。或者说，这就是一代人的《圣经》，是一代年轻人在经历了文革酷烈的现实后从心底发出的呼喊，虽然惨痛，依然心怀希望。
但是，我们的教科书习惯于一本正经地罗列出作品谱系，而将文学表层下的大小故事统统撇去。事实上，没有被历史写入的往往更鲜活，更深入人心。比如，文学史不会告诉我们芒克与多多如何在每年年底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诗集，北岛如何在北京的胡同口用大拇指捻着一张张粮票给编辑同仁买烧饼。有些故事最终必将湮没于时间，有些则不然。朦胧诗群从《今天》这本民间诗刊中汲取了最初的营养，而《今天》编辑部这群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则从亲历者的口述与文字记录中相互印证了彼此的青春，以及不可遏制的理想主义与献身激情。诗歌为证，岁月为凭，终不致归于虚无。
如果要细细追索《持灯的使者》一书中提到的全部作家作品，可能需要一部学术专著的体量。这是一本七十年代关于诗歌、友谊、政治的集体回忆录，一群时代的漂泊者以自发式的毁灭激情写成的急就章。我们可以从不同文章的忆述中进出这座历史迷宫，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同样的氛围。这种氛围并非虔诚、狂热可以简单形容，它简单而深刻，复杂却真诚。时代的悖谬、个人的困顿与创作的热情彼此交织，构成一种相当紧张的叙事关系。
在这张时代之网中，围绕在《今天》诗刊周围的这群人与其说在造梦，毋宁说是在修补，修补失去的十年中残破的青春，也修补个人理想失落后心里留下的巨大空洞。这种修补因文字的魅力而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时代意义。他们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写入文学史，却一定知道流逝的必将永远流逝，既深知拯救的无望，也试图为自己、为他人燃起希望。他们是持灯者，也是灯影的黑暗里被隐去的姓名。《今天》之后，星散四方。
和北岛、多多、芒克等最终进入当代诗歌序列的幸运儿相比，《今天》的大部分编辑不仅被时代早早遗忘，甚至从未进入后来读者的视野。徐晓、赵一凡、田晓青、彭刚、李南……这些曾以极大热情与心力参与《今天》创作与发行的文学天才，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多少踪迹。他们在编辑部里忙碌的日子也只有在回忆中才能寻回一丝真实。在徐晓的回忆中，这群居委会老大妈眼里“伤风败俗、鬼鬼祟祟混在一起”的年轻人是派出所应重点监视的可疑分子。一群以启迪心智为己任的清醒者，却被“最广大人民群众”视为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这堪称是时代的巨大讽刺。文革时的批斗抄家成为过去时，套在思想上的枷锁却坚不可摧。
游走在时代边缘，本就是一件不讨喜的事。在《今天》诞生的年代，不仅不讨喜还危险万分。北岛和芒克在夜里推着车带着浆糊去高校门口贴出杂志前，不得不做好一去不回的准备。黄皮书在文学青年间传阅的方式，一如谍战中交换秘密情报。这些今天看来颇为可笑的场景，却是当时北京地下诗坛的真实处境。说是“地下”，自然就摆脱不了被官方禁止的非法意味。对自由和真理之光的探求必须在见不得光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个时代的悖论也许只能用北岛的《回答》来回答——“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诗歌的年代毕竟远去了，曾经的禁书也早已不是禁书。在出版物极大丰富、探讨空间相对自由的今天，很难想象《今天》曾遭遇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物质匮乏。以学生会办活动需要为名义印刊物、从工厂里偷偷把印刷用纸偷出来，这样的历险在道德上绝非无可指摘，但在人的精神需要被无情扼杀的年代，也不过是种脆弱而无奈的反抗。诗是语言的流放，而这些人本身就是历史的流放者，他们被偷走的，何止是一张两张纸，而是整个青春。
远去的不仅是诗歌，还有摄魂入魄的阅读体验。齐简在《诗的往事》中提到自己初读食指的诗歌——“记得那晚停电，屋里又没有蜡烛，情急中把煤油炉的罩子取下来，点着油捻权当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这样的震撼，足以令任何四十五度的明媚忧伤黯然失色。她们又何尝能想象，30年后的年轻人会为赋新词强说愁，会将文学炮制成“过把瘾就死”的精神消费品。
从这个角度讲，诗歌之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因缘。它曾是用心和血熬出来的时间之盐，呼唤着被打开、被阅读；它从书本里跳将出来，逼视并检阅人的内心；它否定目光的游移，更拒绝任何轻佻的亵渎。对当时的读者而言，这实在不难做到，但对今天而言，这无异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在微信体风行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已经越来越无法静下心来看任何深刻的东西，遑论需要调动全部身心去解读的现代诗歌。
今天我们终不能准确描述《今天》，毕竟连亲历者本身的回忆都摆脱不了模糊不清的历史死角。然而，那段支离破碎的往事因此变得多面，它不是一座冰冷的、只供后人凭吊的历史废墟，不期待将泛黄的往事洗成秋毫毕现的高清照片。它等待知音而不焦灼，它只在边缘也甘于边缘。时间会让政客与作家互换位置，而远离时代的中心，也许就是《今天》一代人忠于内心的保证。
北岛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自己最怀念的还是七十年代，那个属于红色与黑色的年代。它“是黑暗的背景中激荡的青春血液，我至今依然感到疼痛与狂喜”。《今天》在七十年代之末的啼血之鸣，正是这样一幅黑色画布上用诗歌挥就的鲜红泼墨。这群持灯的使者曾在白洋淀密如枝杈的水系间漫游，在玉渊潭的诗会上大声朗诵，在东四十四条七十六号编辑部里谈诗与真、生与死、文学与政治、时代与人生……他们被时代偷走的东西，被历史亏欠的东西，最终会在诗歌这座“沉沦的圣殿”中灿烂平息。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代，诗歌变成人必需的呼吸。这是幸，还是不幸？
不与时代妥协，需要勇气，更需要才气。因此，我们终不能忘记《今天》。先行者永远是孤独的，他们不留下姓名，只留下脚印。他们选择飞蛾扑火，他们的选择是因为别无选择。诗歌为他们留下通行证，他们为自己刻下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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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杂志同仁留影。从下往上、从左至右：江河、黄锐、赵振先、赵南、徐晓、周郿英、甘铁生、芒克、舒婷、北岛、陈延生。
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八十年代朦胧诗群落的突破性意义不言而喻。在政治的冰层开始解冻的年代，北岛、顾城、舒婷等人诗歌所受到的追捧不亚于《圣经》。或者说，这就是一代人的《圣经》，是一代年轻人在经历了文革酷烈的现实后从心底发出的呼喊，虽然惨痛，依然心怀希望。
但是，我们的教科书习惯于一本正经地罗列出作品谱系，而将文学表层下的大小故事统统撇去。事实上，没有被历史写入的往往更鲜活，更深入人心。比如，文学史不会告诉我们芒克与多多如何在每年年底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诗集，北岛如何在北京的胡同口用大拇指捻着一张张粮票给编辑同仁买烧饼。有些故事最终必将湮没于时间，有些则不然。朦胧诗群从《今天》这本民间诗刊中汲取了最初的营养，而《今天》编辑部这群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则从亲历者的口述与文字记录中相互印证了彼此的青春，以及不可遏制的理想主义与献身激情。诗歌为证，岁月为凭，终不致归于虚无。
如果要细细追索《持灯的使者》一书中提到的全部作家作品，可能需要一部学术专著的体量。这是一本七十年代关于诗歌、友谊、政治的集体回忆录，一群时代的漂泊者以自发式的毁灭激情写成的急就章。我们可以从不同文章的忆述中进出这座历史迷宫，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同样的氛围。这种氛围并非虔诚、狂热可以简单形容，它简单而深刻，复杂却真诚。时代的悖谬、个人的困顿与创作的热情彼此交织，构成一种相当紧张的叙事关系。
在这张时代之网中，围绕在《今天》诗刊周围的这群人与其说在造梦，毋宁说是在修补，修补失去的十年中残破的青春，也修补个人理想失落后心里留下的巨大空洞。这种修补因文字的魅力而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时代意义。他们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写入文学史，却一定知道流逝的必将永远流逝，既深知拯救的无望，也试图为自己、为他人燃起希望。他们是持灯者，也是灯影的黑暗里被隐去的姓名。《今天》之后，星散四方。
和北岛、多多、芒克等最终进入当代诗歌序列的幸运儿相比，《今天》的大部分编辑不仅被时代早早遗忘，甚至从未进入后来读者的视野。徐晓、赵一凡、田晓青、彭刚、李南……这些曾以极大热情与心力参与《今天》创作与发行的文学天才，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多少踪迹。他们在编辑部里忙碌的日子也只有在回忆中才能寻回一丝真实。在徐晓的回忆中，这群居委会老大妈眼里“伤风败俗、鬼鬼祟祟混在一起”的年轻人是派出所应重点监视的可疑分子。一群以启迪心智为己任的清醒者，却被“最广大人民群众”视为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这堪称是时代的巨大讽刺。文革时的批斗抄家成为过去时，套在思想上的枷锁却坚不可摧。
游走在时代边缘，本就是一件不讨喜的事。在《今天》诞生的年代，不仅不讨喜还危险万分。北岛和芒克在夜里推着车带着浆糊去高校门口贴出杂志前，不得不做好一去不回的准备。黄皮书在文学青年间传阅的方式，一如谍战中交换秘密情报。这些今天看来颇为可笑的场景，却是当时北京地下诗坛的真实处境。说是“地下”，自然就摆脱不了被官方禁止的非法意味。对自由和真理之光的探求必须在见不得光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个时代的悖论也许只能用北岛的《回答》来回答——“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诗歌的年代毕竟远去了，曾经的禁书也早已不是禁书。在出版物极大丰富、探讨空间相对自由的今天，很难想象《今天》曾遭遇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物质匮乏。以学生会办活动需要为名义印刊物、从工厂里偷偷把印刷用纸偷出来，这样的历险在道德上绝非无可指摘，但在人的精神需要被无情扼杀的年代，也不过是种脆弱而无奈的反抗。诗是语言的流放，而这些人本身就是历史的流放者，他们被偷走的，何止是一张两张纸，而是整个青春。
远去的不仅是诗歌，还有摄魂入魄的阅读体验。齐简在《诗的往事》中提到自己初读食指的诗歌——“记得那晚停电，屋里又没有蜡烛，情急中把煤油炉的罩子取下来，点着油捻权当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这样的震撼，足以令任何四十五度的明媚忧伤黯然失色。她们又何尝能想象，30年后的年轻人会为赋新词强说愁，会将文学炮制成“过把瘾就死”的精神消费品。
从这个角度讲，诗歌之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因缘。它曾是用心和血熬出来的时间之盐，呼唤着被打开、被阅读；它从书本里跳将出来，逼视并检阅人的内心；它否定目光的游移，更拒绝任何轻佻的亵渎。对当时的读者而言，这实在不难做到，但对今天而言，这无异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在微信体风行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已经越来越无法静下心来看任何深刻的东西，遑论需要调动全部身心去解读的现代诗歌。
今天我们终不能准确描述《今天》，毕竟连亲历者本身的回忆都摆脱不了模糊不清的历史死角。然而，那段支离破碎的往事因此变得多面，它不是一座冰冷的、只供后人凭吊的历史废墟，不期待将泛黄的往事洗成秋毫毕现的高清照片。它等待知音而不焦灼，它只在边缘也甘于边缘。时间会让政客与作家互换位置，而远离时代的中心，也许就是《今天》一代人忠于内心的保证。
北岛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自己最怀念的还是七十年代，那个属于红色与黑色的年代。它“是黑暗的背景中激荡的青春血液，我至今依然感到疼痛与狂喜”。《今天》在七十年代之末的啼血之鸣，正是这样一幅黑色画布上用诗歌挥就的鲜红泼墨。这群持灯的使者曾在白洋淀密如枝杈的水系间漫游，在玉渊潭的诗会上大声朗诵，在东四十四条七十六号编辑部里谈诗与真、生与死、文学与政治、时代与人生……他们被时代偷走的东西，被历史亏欠的东西，最终会在诗歌这座“沉沦的圣殿”中灿烂平息。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代，诗歌变成人必需的呼吸。这是幸，还是不幸？
不与时代妥协，需要勇气，更需要才气。因此，我们终不能忘记《今天》。先行者永远是孤独的，他们不留下姓名，只留下脚印。他们选择飞蛾扑火，他们的选择是因为别无选择。诗歌为他们留下通行证，他们为自己刻下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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