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林俊颖：唯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文/林俊颖
《约伯记》（旧约《圣经》）是一位义人遭受全能上帝考验的故事，行善必然得奖赏，作恶当然有报应的天理，究竟是否是人单方面的期望？对此，耶和华与撒旦展开了好像赌桌上的一场较量，其后一连串的灾厄降临那位“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约伯及其家园，儿女横死，家产遭掠夺，接下来，约伯全身长毒疮。此章经文最有名的一句是，“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一场接一场的无端横祸，上帝与撒旦总留一活口去通知约伯，汇报灾情。如此的“幸存者、见证者”成为文学隐喻的经典，背后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复杂沉重的母题：人，从公认的善人到一般自认并非大奸大恶的凡人，如何理解祸无等差的天灾浩劫、瘟疫与屠杀暴力？恩威莫测的耶和华，如刍狗的人类岂能以赏善罚恶这么简单的逻辑来理解？即使不能理解，也不该对上帝失去信心，因为在结局，约伯的考验过关，该得的奖赏一样也没少。
为什么人大规模且系统化屠杀人？
犹太裔的意大利人普里莫·莱维，奥斯维辛集中营编号174517的劫余者，直到1987年跳楼自杀，他一本又一本的作品无不立基于“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的使命感，这样的书写让文学归位于传奇虚构之前，句句皆实，等同史书的重量与严肃，他的记忆、纪实、“我在现场”的历史，也就是他肉身所经历是唯一的材料，是尼采定义的以血书者，血即是精义。
莱维及其著作面对的，我们或可仿效春秋笔法如此陈述：纳粹大屠杀（TheHolocaust），集中营、毒气室、饥饿、疾病、劳役，犹太人死亡估计六百万。现实、有形的战争可以结束，纽伦堡大审足以定罪战犯，集中营遗址也可以变为展览馆，但属于莱维一人的是关于人性与义理、罪与罚、信念与价值、希望与绝望、记忆与遗忘、灭绝与救赎倾轧的无限战。他的集中营书写系列，确实是中文所谓的血肉长城，一如他自述奥斯维辛“惨酷地印证我作为犹太人的处境：一种谴责，一种复返，再度体验流亡和迁徙的圣经故事。这是一种悲剧的回归。”永劫回归的具现，是以莱维的书写，我们的阅读，构成了高度的宗教仪式意味，有如燔祭，为什么人大规模且系统化屠杀人？这是一种强大压迫感直如坐在世纪审判席的阅读经验，其道德制高点让我们不得不正襟危坐。
《再度觉醒》与《若非此时，何时？》二书，就故事脉络而言是出埃及记、离散（Diaspora）的现代版本，以文体区分，前者散文，后者小说，两者是参差对照，也是互补，更是交替地众声喧哗，有考据癖者甚至可以书中地图比较两书既是流徙逃亡也是返回家乡的奥德赛路线。但两书绝非纪录与虚构的对决，莱维坦陈故事皆有所本，在二战与集中营交集的时空，每一位犹太人都背负着数十或上百族人的事迹，战后的幸存者无从选择必得接下哈姆雷特的最后遗言吧，“把我的行事和缘由昭告世人”。在这层意义上，莱维是接下故事火种的执行者，写下来，保存下来。
要如何述说他所见所闻一个个死者的故事？
纪实散文的《再度觉醒》，时间纵贯1945年二战结束前后，集中营劫后余生的一大群人（原文一千四百）踏上迂回漫长的归乡路，现在我们摊开地图看，从波兰南部边境到意大利并不是多么远的距离，但战争才结束的苏联许多偏远或遭德军侵略的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一千四百位幸存者莫名其妙在东欧绕了一大圈，梦游般辗转在战后疮痍满目的道路与城镇、前途未卜的火车、一处又一处的难民营，另一种战后创伤。
小说的《若非此时，何时？》则将时间轴拉长始于1943年7月，一支东欧各地的犹太人乌合而成的武工队，在苏联边境与波兰的沼泽、森林与雪地打游击，掣肘败象已露的德军，战后，这群失根的散兵游勇一样在茫茫大地漫游，终于进入意大利北部，他们边走边生出梦想，要前往自由的国度去建立新生活。
不管是散文或小说，劫后犹太人所走的都是余生路线。两边数量多寡悬殊的生命共同体，皆说明一个现实，能从集中营或战场存活下来的，幸运的几率得有一些必要条件的支撑，诸如年轻力壮或机警聪明或拥有证明自己有用的技能。“可怜身是眼中人”的莱维，经过集中营彻底的非人的摧残，穿过炼狱，几度濒死，他要如何述说他所见所闻一个个死者的故事？给予意义使他们复活？平反他们的尊严与公义？书写时，他不只是一个幸存者记录者，他面对的也不是一个清楚的敌人，而是一个如同约伯记的耶和华那样的巨大恶灵，因此，《再度觉醒》书末的“普里莫·莱维答读者问”是非常重要的指引，莱维这么认为：
“我相信理性和讨论是最重要的进步手段，而因此我甚至约束自身的仇恨，我更拥护法律制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描述奥斯维辛的悲惨世界时，我有意运用见证者那冷静和清醒的语言，而不是受害者那悲恸的语气或寻求报复者那激怒的口吻。我认为，我的讲述越客观、越冷静、越清醒，就会越可信、越有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见证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职责，从而为公正的判决打下基础。而法官正是我的读者。”
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在《再度觉醒》莱维从众多难友同胞取样的人物，他们为生存、为免于饥寒而小奸小坏或掉入唐突窘境时，莱维始终一双鹰眼逼视之，缕述之，打桩般使之立体呈现，绝不扁平化，这些抽样就是一个种族的缩影，一如他的另一本书《元素周期表》遍写一个个家族亲人与友朋，在时代的血腥风暴里，他唯有冷静自持才更能将他们写活，不至于草芥般被吹刮而逝，归于虚空。
我们或会疑问，面对纳粹大屠杀与集中营如此沉重的历史，文学、小说有什么用？与时间、记忆赛跑的纪录犹恐不及或失职，还有闲情舞文弄墨、编造故事？
血债血还，我们不也沦为一样的禽兽？
但《若非此时，何时？》与《再度觉醒》的并陈（或者我们更应该要求自己，遍读莱维所有的书，以期建立纳粹集中营完整的认知），证实了幸好有小说虚构助益了莱维。两书相似的题材，作为一秀异的书写者，莱维得到的不只是东欧犹太人武工队的故事材料，更深层的意义是书写的启示与自由。莱维不能始终只是做约伯记那一个唯我逃脱来报信之人，如实谨慎叙述，不申冤，不控诉，不怨怒，不反省，不彷徨。纳粹系统化的灭种屠杀，怎会不是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宽恕与复仇，血性与兽性，又岂能一刀划分为圣与俗？小说中，当战争才结束，这一小群犹太人进入德国一个小村，双方即起冲突，队上一二十岁少女遭冷枪毙命，全队稍后武装起来，返回杀死十个德国村人。重新上路时，他们为轻易地仇杀而懊悔，辩驳起来，血债血还，我们不也沦为一样的禽兽？小队首领虽然承认，“可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实？”
是的，莱维怎么解释他身在浩劫现场的一切？解释可有纪律与限制？又怎么衍义幸存者被罪恶与耻辱纠缠的余生？借由小说体，他得以畅所欲言，不再是《再度觉醒》纪实散文被理性约束的“见证者那冷静和清醒的语言”，摆脱囿于报信的规范，穿越现实的界域，为所有被杀戮被侮辱被非人化的族人、或说是同胞手足，争回属于人的尊严与自由，赢得一份诗学正义，甚至觅得一块梦土，送他们前往。这也是《若非此时，何时？》读来更有温度、更奔放、更“好看”的原因吧。这样的小说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提出另一种图像，另一种复杂，放宽眼界，供我们读看、思考并理解。
小说以女队员产下一男婴终结，这当然是象征新生与救赎的光明结尾，对照《再度觉醒》开始两章那些死于集中营的小孩与妇女，死前的癫狂与谵妄言行，我们才知，虚构更映照了真实之沉痛，正如星光提醒我们黑暗之深广，关键在于莱维不再甘于只是那一个逃脱的报信人，他给我们读者法官的不只是一张据实以告的状子。
原载于《新京报》2016年3月19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6-03/19/content_627061.htm?div=-1
《约伯记》（旧约《圣经》）是一位义人遭受全能上帝考验的故事，行善必然得奖赏，作恶当然有报应的天理，究竟是否是人单方面的期望？对此，耶和华与撒旦展开了好像赌桌上的一场较量，其后一连串的灾厄降临那位“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约伯及其家园，儿女横死，家产遭掠夺，接下来，约伯全身长毒疮。此章经文最有名的一句是，“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一场接一场的无端横祸，上帝与撒旦总留一活口去通知约伯，汇报灾情。如此的“幸存者、见证者”成为文学隐喻的经典，背后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复杂沉重的母题：人，从公认的善人到一般自认并非大奸大恶的凡人，如何理解祸无等差的天灾浩劫、瘟疫与屠杀暴力？恩威莫测的耶和华，如刍狗的人类岂能以赏善罚恶这么简单的逻辑来理解？即使不能理解，也不该对上帝失去信心，因为在结局，约伯的考验过关，该得的奖赏一样也没少。
为什么人大规模且系统化屠杀人？
犹太裔的意大利人普里莫·莱维，奥斯维辛集中营编号174517的劫余者，直到1987年跳楼自杀，他一本又一本的作品无不立基于“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的使命感，这样的书写让文学归位于传奇虚构之前，句句皆实，等同史书的重量与严肃，他的记忆、纪实、“我在现场”的历史，也就是他肉身所经历是唯一的材料，是尼采定义的以血书者，血即是精义。
莱维及其著作面对的，我们或可仿效春秋笔法如此陈述：纳粹大屠杀（TheHolocaust），集中营、毒气室、饥饿、疾病、劳役，犹太人死亡估计六百万。现实、有形的战争可以结束，纽伦堡大审足以定罪战犯，集中营遗址也可以变为展览馆，但属于莱维一人的是关于人性与义理、罪与罚、信念与价值、希望与绝望、记忆与遗忘、灭绝与救赎倾轧的无限战。他的集中营书写系列，确实是中文所谓的血肉长城，一如他自述奥斯维辛“惨酷地印证我作为犹太人的处境：一种谴责，一种复返，再度体验流亡和迁徙的圣经故事。这是一种悲剧的回归。”永劫回归的具现，是以莱维的书写，我们的阅读，构成了高度的宗教仪式意味，有如燔祭，为什么人大规模且系统化屠杀人？这是一种强大压迫感直如坐在世纪审判席的阅读经验，其道德制高点让我们不得不正襟危坐。
《再度觉醒》与《若非此时，何时？》二书，就故事脉络而言是出埃及记、离散（Diaspora）的现代版本，以文体区分，前者散文，后者小说，两者是参差对照，也是互补，更是交替地众声喧哗，有考据癖者甚至可以书中地图比较两书既是流徙逃亡也是返回家乡的奥德赛路线。但两书绝非纪录与虚构的对决，莱维坦陈故事皆有所本，在二战与集中营交集的时空，每一位犹太人都背负着数十或上百族人的事迹，战后的幸存者无从选择必得接下哈姆雷特的最后遗言吧，“把我的行事和缘由昭告世人”。在这层意义上，莱维是接下故事火种的执行者，写下来，保存下来。
要如何述说他所见所闻一个个死者的故事？
纪实散文的《再度觉醒》，时间纵贯1945年二战结束前后，集中营劫后余生的一大群人（原文一千四百）踏上迂回漫长的归乡路，现在我们摊开地图看，从波兰南部边境到意大利并不是多么远的距离，但战争才结束的苏联许多偏远或遭德军侵略的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一千四百位幸存者莫名其妙在东欧绕了一大圈，梦游般辗转在战后疮痍满目的道路与城镇、前途未卜的火车、一处又一处的难民营，另一种战后创伤。
小说的《若非此时，何时？》则将时间轴拉长始于1943年7月，一支东欧各地的犹太人乌合而成的武工队，在苏联边境与波兰的沼泽、森林与雪地打游击，掣肘败象已露的德军，战后，这群失根的散兵游勇一样在茫茫大地漫游，终于进入意大利北部，他们边走边生出梦想，要前往自由的国度去建立新生活。
不管是散文或小说，劫后犹太人所走的都是余生路线。两边数量多寡悬殊的生命共同体，皆说明一个现实，能从集中营或战场存活下来的，幸运的几率得有一些必要条件的支撑，诸如年轻力壮或机警聪明或拥有证明自己有用的技能。“可怜身是眼中人”的莱维，经过集中营彻底的非人的摧残，穿过炼狱，几度濒死，他要如何述说他所见所闻一个个死者的故事？给予意义使他们复活？平反他们的尊严与公义？书写时，他不只是一个幸存者记录者，他面对的也不是一个清楚的敌人，而是一个如同约伯记的耶和华那样的巨大恶灵，因此，《再度觉醒》书末的“普里莫·莱维答读者问”是非常重要的指引，莱维这么认为：
“我相信理性和讨论是最重要的进步手段，而因此我甚至约束自身的仇恨，我更拥护法律制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描述奥斯维辛的悲惨世界时，我有意运用见证者那冷静和清醒的语言，而不是受害者那悲恸的语气或寻求报复者那激怒的口吻。我认为，我的讲述越客观、越冷静、越清醒，就会越可信、越有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见证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职责，从而为公正的判决打下基础。而法官正是我的读者。”
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在《再度觉醒》莱维从众多难友同胞取样的人物，他们为生存、为免于饥寒而小奸小坏或掉入唐突窘境时，莱维始终一双鹰眼逼视之，缕述之，打桩般使之立体呈现，绝不扁平化，这些抽样就是一个种族的缩影，一如他的另一本书《元素周期表》遍写一个个家族亲人与友朋，在时代的血腥风暴里，他唯有冷静自持才更能将他们写活，不至于草芥般被吹刮而逝，归于虚空。
我们或会疑问，面对纳粹大屠杀与集中营如此沉重的历史，文学、小说有什么用？与时间、记忆赛跑的纪录犹恐不及或失职，还有闲情舞文弄墨、编造故事？
血债血还，我们不也沦为一样的禽兽？
但《若非此时，何时？》与《再度觉醒》的并陈（或者我们更应该要求自己，遍读莱维所有的书，以期建立纳粹集中营完整的认知），证实了幸好有小说虚构助益了莱维。两书相似的题材，作为一秀异的书写者，莱维得到的不只是东欧犹太人武工队的故事材料，更深层的意义是书写的启示与自由。莱维不能始终只是做约伯记那一个唯我逃脱来报信之人，如实谨慎叙述，不申冤，不控诉，不怨怒，不反省，不彷徨。纳粹系统化的灭种屠杀，怎会不是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宽恕与复仇，血性与兽性，又岂能一刀划分为圣与俗？小说中，当战争才结束，这一小群犹太人进入德国一个小村，双方即起冲突，队上一二十岁少女遭冷枪毙命，全队稍后武装起来，返回杀死十个德国村人。重新上路时，他们为轻易地仇杀而懊悔，辩驳起来，血债血还，我们不也沦为一样的禽兽？小队首领虽然承认，“可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实？”
是的，莱维怎么解释他身在浩劫现场的一切？解释可有纪律与限制？又怎么衍义幸存者被罪恶与耻辱纠缠的余生？借由小说体，他得以畅所欲言，不再是《再度觉醒》纪实散文被理性约束的“见证者那冷静和清醒的语言”，摆脱囿于报信的规范，穿越现实的界域，为所有被杀戮被侮辱被非人化的族人、或说是同胞手足，争回属于人的尊严与自由，赢得一份诗学正义，甚至觅得一块梦土，送他们前往。这也是《若非此时，何时？》读来更有温度、更奔放、更“好看”的原因吧。这样的小说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提出另一种图像，另一种复杂，放宽眼界，供我们读看、思考并理解。
小说以女队员产下一男婴终结，这当然是象征新生与救赎的光明结尾，对照《再度觉醒》开始两章那些死于集中营的小孩与妇女，死前的癫狂与谵妄言行，我们才知，虚构更映照了真实之沉痛，正如星光提醒我们黑暗之深广，关键在于莱维不再甘于只是那一个逃脱的报信人，他给我们读者法官的不只是一张据实以告的状子。
原载于《新京报》2016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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