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是精华
个人认为第四章是精华，它对于熟悉历史地理研究趋势的学者来说，或许不新鲜，但对于门外汉来说，阅读它能起到大开视野的作用。
先说说其他章节的问题。葛剑雄先生师承于谭其骧老师。谭其骧学门一系的根本观点就是“中国”指的就是全盛时期的大清帝国版图。因此，所有自古以来在这一版图之内的部落、民族、政权全部都属于中国，属于中华民族。所谓的中国史的研究对象，也应该包括它们所有。这一观点自有它一套完整的论证体系，并且，这一论证体系不能说没有说服力，甚至不可谓不精彩。论证过程在本书的第二章已经有简要说明，在此不再赘述。但是，何谓统一，何又谓分裂，统一分裂的标准在哪里，这是显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具有极大争议性的问题。谭其骧可以有标准并且加以论证，其它人也可以有标准并加以完美地论证。因此，这一问题我们如果去争论它，那将是个无底洞，对我们做学问的启发是有限的。因此可以说，不去阅读一、二、三章，损失不大。
但四、五章却不可不读。尤其是第四章，具有很多宏观视野下的理论性论述，应该是本书的精华所在。第五章则可以看做是第四章的具体例证和补充，在阅读第四章后加以浏览，可以加深理解。因此，任何希望对中国历史地理大脉络加深认识的读者，都可以细读第四章。
第四章的根本在于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内在动力在何处？再说明白一点，为何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政权更迭是历史上的这个样子？这一问题是单纯的政治史研究所无法解决的，因为政治史只能看到历史变动的表象与直接动因，却无法看到其内部的推动力。作者的研究价值就在于，他认识到“空间地理——经济社会——国家战略”之间的相互矛盾和依存的关系，并且进而叙述了为何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的史实。依我看来，作者的视角大概有这么几点精彩之处：
1. 空间与交通、政治之间的关系。古代的地理空间显然限制政权发展，这又是由于技术落后、交通不便所致，交通的落后显然又限制了政权克服地理空间限制的可能。从中国历史上看，庞大、统一的政权往往政治经济中心不一致，这边是由于它们可以调动大量的人力来参与交通的建设，从而沟通政治经济中心。元代以后，京杭大运河的成熟使得江南财富能够大量输送至北方，成为元明清三代能够以北京为政治中心的重要因素。相对的，北宋政府由于体量有限，只得以汴梁为都城。汴梁地处华北平原中心，对北方根本无险可守，从政治军事考虑上来说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然而，由于汴梁是当时的财富聚集地，使得北宋政府能够集中高效地集中并调配资源。从中国的历史上看，扩张性的政权往往将都城设在靠近边境的地区（以利集中资源扩展边疆），如西周、西汉、唐等等；而防御性的政权往往将都城设在经济中心附近，如东周、东汉、宋等等。作者认识到，从灵渠开始的历朝历代沟通水系的庞大工程是中原政权不断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2. 空间与人口、经济之间的关系。将人口从经济中心迁往边疆显然是历朝历代政权所希冀的重点之一。向边疆的人口迁移往往意味着开垦新的土地，增加财税收入，并且同化当地居民，增加政权的凝聚力。然而，空间地理因素显然长时间地限制了这种政治意图。从中国历史上看，西南山区、东南丘陵地区显然非常不适合农垦，因而从秦开始，西南地区便一直争端不断。这是因为，处于经济中心的农民不愿自发迁往南方，南方的接受汉文化的人口一直不足，中原王朝又一直持有征服南方的意图，这才造成冲突不断。南方因而也时常成为流放与谪戍之地，以使用强制手段征发内地居民。相对来说，中原王朝最成功的拓殖地区便在河西走廊。如果我们查看历代历史地图，自汉代起，河西走廊便一直成为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便在唐末衰颓，西域与内地联络被吐蕃切断之时，还出现了归义军这样的政权。河西走廊之所以能成功拓殖的重要原因便是它拥有大量肥沃的土地，因此从汉代开始就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前往定居。中国真正的人口爆炸开始于明中期，人口爆炸造成了版图的大变动。据作者统计，明中期内地人口已经增长至两亿，开始出现人口过剩，人口过剩终于造成了对空间地理限制的打破。自清中期以后，人口突破四亿，原有的汉地十八省再也无法容受如此庞大的人口数，因此发生了所谓“闯关东”等等运动。原来的东北、台湾和新疆等不适于耕种的地区终于被稳定地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中。这一观点很好地解释了为何中原王朝在明清以前很少越过长城一线的原因。
3. 大一统王朝的劣势与小政权的优势。作者在这里非常令人耳目一新地提出分裂时期的重大历史意义。作者认为，大一统王朝并非就值得称赞，它们或许在政治上非常正确，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未必比分裂时期的小政权们作用大。大一统王朝往往会为了维持中央集权而忽视地方的利益。举例而言，历朝历代为了维持京杭大运河的运转，即使在干旱时期也绝不引运河之水到各地进行灌溉；此外，中央政权努力将全国米粮集中至京畿周围贮藏，致使地方灾荒之时不能及时进行救助，而多余的米粮只能在粮仓里烂掉。对与小政权而言，首先能够将资源集中于地方，改造当地的地理环境，发展经济。第五章所举“海龙王”钱缪便是其中一例。钱缪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始人，他的重要功绩之一便是建造了捍海石塘，有效调节了钱塘江的潮水，防止了旱涝的发生，造成钱塘地区经济的兴盛，钱缪因此也有了“海龙王”的美称。相对于统一王朝的宏观布局，小政权往往别无选择，只能着眼于地方的发展。从上文所述的人口迁移来说也是如此。西晋崩溃之后，许多中原贵族掣眷迁徙至原本汉族人口较少的江南和陇右地区。这些士族虽然眷念北方，但分裂的局势使得他们无法返回，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只能在本地繁衍生息，逐渐开垦当地的土地，发展本地经济。江南和陇右地区而后均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
总而言之，因循这一线索，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模式是必要的：分裂政权的成熟造成了统一政权出现的可能，统一政权对全国宏观性质的地理改造到达极限，分裂政权便再次出现针对地方利益进行空间改造。全中国的地理空间在几千年内因此不断充盈，布局逐渐广大，资源配置趋于高效。因此自元以后，分裂的格局逐渐减少，分裂的时间（根据作者，元末、明末均亦应算作分裂时期）越来越短，这才造成了元明清三代大一统更迭的可能。
先说说其他章节的问题。葛剑雄先生师承于谭其骧老师。谭其骧学门一系的根本观点就是“中国”指的就是全盛时期的大清帝国版图。因此，所有自古以来在这一版图之内的部落、民族、政权全部都属于中国，属于中华民族。所谓的中国史的研究对象，也应该包括它们所有。这一观点自有它一套完整的论证体系，并且，这一论证体系不能说没有说服力，甚至不可谓不精彩。论证过程在本书的第二章已经有简要说明，在此不再赘述。但是，何谓统一，何又谓分裂，统一分裂的标准在哪里，这是显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具有极大争议性的问题。谭其骧可以有标准并且加以论证，其它人也可以有标准并加以完美地论证。因此，这一问题我们如果去争论它，那将是个无底洞，对我们做学问的启发是有限的。因此可以说，不去阅读一、二、三章，损失不大。
但四、五章却不可不读。尤其是第四章，具有很多宏观视野下的理论性论述，应该是本书的精华所在。第五章则可以看做是第四章的具体例证和补充，在阅读第四章后加以浏览，可以加深理解。因此，任何希望对中国历史地理大脉络加深认识的读者，都可以细读第四章。
第四章的根本在于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内在动力在何处？再说明白一点，为何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政权更迭是历史上的这个样子？这一问题是单纯的政治史研究所无法解决的，因为政治史只能看到历史变动的表象与直接动因，却无法看到其内部的推动力。作者的研究价值就在于，他认识到“空间地理——经济社会——国家战略”之间的相互矛盾和依存的关系，并且进而叙述了为何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的史实。依我看来，作者的视角大概有这么几点精彩之处：
1. 空间与交通、政治之间的关系。古代的地理空间显然限制政权发展，这又是由于技术落后、交通不便所致，交通的落后显然又限制了政权克服地理空间限制的可能。从中国历史上看，庞大、统一的政权往往政治经济中心不一致，这边是由于它们可以调动大量的人力来参与交通的建设，从而沟通政治经济中心。元代以后，京杭大运河的成熟使得江南财富能够大量输送至北方，成为元明清三代能够以北京为政治中心的重要因素。相对的，北宋政府由于体量有限，只得以汴梁为都城。汴梁地处华北平原中心，对北方根本无险可守，从政治军事考虑上来说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然而，由于汴梁是当时的财富聚集地，使得北宋政府能够集中高效地集中并调配资源。从中国的历史上看，扩张性的政权往往将都城设在靠近边境的地区（以利集中资源扩展边疆），如西周、西汉、唐等等；而防御性的政权往往将都城设在经济中心附近，如东周、东汉、宋等等。作者认识到，从灵渠开始的历朝历代沟通水系的庞大工程是中原政权不断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2. 空间与人口、经济之间的关系。将人口从经济中心迁往边疆显然是历朝历代政权所希冀的重点之一。向边疆的人口迁移往往意味着开垦新的土地，增加财税收入，并且同化当地居民，增加政权的凝聚力。然而，空间地理因素显然长时间地限制了这种政治意图。从中国历史上看，西南山区、东南丘陵地区显然非常不适合农垦，因而从秦开始，西南地区便一直争端不断。这是因为，处于经济中心的农民不愿自发迁往南方，南方的接受汉文化的人口一直不足，中原王朝又一直持有征服南方的意图，这才造成冲突不断。南方因而也时常成为流放与谪戍之地，以使用强制手段征发内地居民。相对来说，中原王朝最成功的拓殖地区便在河西走廊。如果我们查看历代历史地图，自汉代起，河西走廊便一直成为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便在唐末衰颓，西域与内地联络被吐蕃切断之时，还出现了归义军这样的政权。河西走廊之所以能成功拓殖的重要原因便是它拥有大量肥沃的土地，因此从汉代开始就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前往定居。中国真正的人口爆炸开始于明中期，人口爆炸造成了版图的大变动。据作者统计，明中期内地人口已经增长至两亿，开始出现人口过剩，人口过剩终于造成了对空间地理限制的打破。自清中期以后，人口突破四亿，原有的汉地十八省再也无法容受如此庞大的人口数，因此发生了所谓“闯关东”等等运动。原来的东北、台湾和新疆等不适于耕种的地区终于被稳定地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中。这一观点很好地解释了为何中原王朝在明清以前很少越过长城一线的原因。
3. 大一统王朝的劣势与小政权的优势。作者在这里非常令人耳目一新地提出分裂时期的重大历史意义。作者认为，大一统王朝并非就值得称赞，它们或许在政治上非常正确，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未必比分裂时期的小政权们作用大。大一统王朝往往会为了维持中央集权而忽视地方的利益。举例而言，历朝历代为了维持京杭大运河的运转，即使在干旱时期也绝不引运河之水到各地进行灌溉；此外，中央政权努力将全国米粮集中至京畿周围贮藏，致使地方灾荒之时不能及时进行救助，而多余的米粮只能在粮仓里烂掉。对与小政权而言，首先能够将资源集中于地方，改造当地的地理环境，发展经济。第五章所举“海龙王”钱缪便是其中一例。钱缪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始人，他的重要功绩之一便是建造了捍海石塘，有效调节了钱塘江的潮水，防止了旱涝的发生，造成钱塘地区经济的兴盛，钱缪因此也有了“海龙王”的美称。相对于统一王朝的宏观布局，小政权往往别无选择，只能着眼于地方的发展。从上文所述的人口迁移来说也是如此。西晋崩溃之后，许多中原贵族掣眷迁徙至原本汉族人口较少的江南和陇右地区。这些士族虽然眷念北方，但分裂的局势使得他们无法返回，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只能在本地繁衍生息，逐渐开垦当地的土地，发展本地经济。江南和陇右地区而后均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
总而言之，因循这一线索，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模式是必要的：分裂政权的成熟造成了统一政权出现的可能，统一政权对全国宏观性质的地理改造到达极限，分裂政权便再次出现针对地方利益进行空间改造。全中国的地理空间在几千年内因此不断充盈，布局逐渐广大，资源配置趋于高效。因此自元以后，分裂的格局逐渐减少，分裂的时间（根据作者，元末、明末均亦应算作分裂时期）越来越短，这才造成了元明清三代大一统更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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