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香港，我的香港

谢谢出版公司送书。本书的设计让人眼前一亮。装订、版式以及用无衬线的大大字体表示年份，明显在COS台历。内容也按年代排序，自1977到2015的每一年份下，各有一篇或几篇文章，可算是伪编年体。说“伪”，是因为虽然有部分文章是关于当年热点或个人经历的，但也有文章只拿当年的事件做个引子，甚或全无关系。至于主题，不外香港社会的某个侧面，政治、经济、教育、娱乐，各有涉猎；讲解呢，仅限个人观点；取舍呢，多随个人好恶；最后，作者在后记中自称“文笔不好”，也并非自谦之词。 像这样一本视角个人化、并无深度、缺少广度、文笔平平的书，如果讲北京，我应该根本懒得打开；如果讲我不太感兴趣的城市，大概翻两下就扔下了。偏偏它讲的是香港。虽然好几次觉得无聊，还大段跳过了许多常识介绍，但书还是看完了。说到底，不期望从书中得到什么高论，只是想从与作者的时空交集中，印证和对照自己的认知罢了。 以下的部分就不是书评了，算是本书引出的感想吧。 郊野公园：作者把“郊外”放到2003年才写，着实急死我了。如果换我来写的话，大概会放在第一批郊野公园成立的1977年吧。从很多方面看，香港都是中国市政管理最佳的城市。交通便利、保育到位、风景优美、设施齐全的郊野公园，又是佳中之佳。去年在嘉道理农场时，碰到一位从电灯公司退休的工程师。他说退休以后每天都会出来行山，每天换不同的线路。身处林地占70%、郊野公园占地40%的城市（参见此图），他确实有充足的选择。大多数香港人或许没那么随性，但喜欢并习惯行山的也绝不在少数。这点上，香港总让人联想到卡尔维诺描绘的、充满两面性的那些城市，郊野的森林与市区的森林同时生长呢。如果没有郊野舒缓与放松人的神经，恐怕在市区积累的紧张感与压迫感会真的无从释放。 上海人：作为移民城市，香港当然是五方杂处之地。在占大头的粤语系之外，上海人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支。这或许是因为，在大量的上海人涌入的四十年代，上海代表了更先进的文化，而且上海移民中有钱有能力保持自身特色的颇多。在我常去的红磡街市，有好几个上海食品摊位，看摊的上海老阿姨广东话、上海话切换得不要太自如。想做个雪菜汤年糕啥的，随便去个摊位，就把材料买齐了。反过来说，在北京的上海人应该也不少，但我在街道菜市场从来没见过上海食品摊，更不用说摆摊的上海人了。 非典：2003年的非典导致6名香港医护人员死亡。在香港公园尤德观鸟笼附近的山坡上，政府为他们专门辟出一个庭院，建立了六尊塑像，并铭刻了每位医护人员的身故经过。在这个闹中取静的地方，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路过并遇见这些塑像和铭文。再次反过来说，我不知道有多少北京医护人员为此殉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纪念碑，也不知道那些没死却留下后遗症的医护人员现状如何。我只确乎知道，曾专门收治非典患者的小汤山医院现已废弃，成为了废墟爱好者的新景点。 港片：大概是因为地窄人稠，没有横店影视城这种高端货，港片很喜欢就地取景。在香港呆过一段时间以后，就逐渐体会到这种取景多么生动。像《机动部队》这种片子本身乏善可陈，当作街景风光片来看则别有滋味。这种乐趣，在国内电影中是很少见的，不过也不能说没有。比如头两个月，有拨河北客人到我司参观，站在大落地窗前往西看时，都指指点点地找颐和园后面的野湖。不论别的方面如何，如果电影能够激发观众对认识城市的兴趣，都是好事一件。 书所未载：在1989、2003、2014等年份的香港，都有比作者所讲的事情更重要或至少一样重要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甚至是令许多大陆人关注香港的原因。我完全相信作者不是不想写而是不能写，因此也无法就此对他提出建议。但另外有一些安全的话题他也漏掉了，希望以后有机会补上。举几个例子：香港的慈善不仅是上等人的游戏，卖旗、义工、义卖等各种活动随处可见，而且市民的参与度很高；香港的博物馆多属公立，水准一流；香港也并非某些人口中的文化沙漠，在诸如PMQ这样的地方有许多精品小店做着有意思的东西。 P26 “1979”为“1980”之误。 P34 “编剧是后来拍了多部通俗但很受欢迎的港片导演”，句子不通顺，有多种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