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精英》书评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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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精英》 米尔斯
米尔斯首先给权力精英下了一个定义，他认为，“权力精英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超越普通人所处的环境；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做出具有重要后果的决定。”（p2）或者我们可以给出更具体的定义，“所谓的权力精英，指的是某些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圈子，作为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集团，他们共同制订至少具有全国性效果的决策。至于既定的国家事务，权力精英正是决策他们的人。”（p17）某些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权力精英，首先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了权力，而不是权力决定了他们的位置。当然，你也可以说在一定位置上，这两者可以互相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最初的事实。“相对于他们所占据的关键位置而言，他们是否做出如此决定并不重要。行动未果，或决策失败，其行为本身就比决策更具影响力”。（p2）这应该是米尔斯比较核心的一个观点：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来自哪里，不管你有什么能耐，重要的是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这决定了你是否是权力精英中的一员，决定了你拥有什么样的决策权。“要想声名显赫，要想腰缠万贯，要想权倾天下，就必须进入主要机构，因为个体在机构中所占据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拥有和牢牢把握这些有价值的经历的机会”。（p9）
权力的三巨头——政府、军队、公司（企业）——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核心权力精英层。他们垄断或者说控制着美国社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秩序。他们之间彼此联系，互相勾结，甚至彼此交换和转化。当然，他们也互相制约，也有矛盾和竞争。“在结构意义上，这种权力三角是纵横交错的联合董事会的源泉，是当代历史框架的重中之重。”（p6）米尔斯断言，“鉴于这三大领域彼此间的渗透融合，鉴于决策在结果上趋向于追求整体，三种权力的掌门人，军界领袖（the warlords）、企业行政官（the corporation chieftains）、政治懂事（the political directorate），倾向于齐心协力，共同组成美国的权力精英。”（p7）权力、财富和声望被占居指导位置的精英所占有。（韦伯的“三位一体”理论）美国社会的发展由权力精英所主导。并且，美国精英的继承者都是被原有精英所选择、培训和塑造出来的人。他们的性格、心智、人格类型都和原有的精英相差无几，以便在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彼此共享的亲密无间的对非人为的决断能力的认知”。（p14）因此，当然就会存在着这么一些精英生产机构了，“在历史上，最惹眼的是上流阶层社会，而今天，最重要的是重点中学（proper secondary school）和大都会俱乐部。”（p14）
米尔斯倾向于认为精英阶层就是那些决定历史进程，甚至是创造历史的人。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是小圈子做出决定的时代。“我们时代的事态进程更多地取决于人的一系列决策，而不是任何不可避免的命运。”（p20）“当决策为数众多，每一个又有微小后果时，所有的决策以非人为的方式叠加起来，构成作为命运的历史。”（p20）随着决策圈的缩小，米尔斯自然而然地认为那些对重大事件有决策权的人便决定了历史的进程。他认为，“决策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不是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而是一个名叫杜鲁门（H.S.Truman）的人和另外几个人。”（p24）这种看法，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真的是有失偏颇。相信，今天的大多数学者也不敢苟同这种偏激的看法。
美国社会里也有一些批判权力精英的人，甚至宣扬“精英软弱无能的观点”。（p25）他们认为“软弱无能的精英、历史的玩偶，是无法承担重任的”。（p26）但是，显然，“美国精英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无能的”（p26），这样一种观点更为合理。
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层级做了一个大致的划分：权力精英、权力中层和大众社会。权力精英就是决策圈子里面的人，权力中层是那些与“诸如压力、竞选活动和国会策略等”等相关的人群，而大众社会则是由一些松散的、软弱无能的人所组成。米尔斯认为，“美国权力体系的顶层更团结更加有力度，底层则更松散，其实是更软弱无能，作出这种普遍假设的人，其注意力已经被权力中层吸引住了，权力中层既没有表达底层的意愿，也没有参与顶层的决策。”（p29）
“在美国的每一个市镇和小城，都存在着一个上流家族圈，他们凌驾于中产阶级之上，屹立在由广大平民百姓和工薪阶层堆积起来的金字塔的塔尖。”在地方社会的上流阶层里，也存在着新兴和老派之间的竞争和紧张关系，老派上流阶层是当地有名望的人，他们一般是食利者和传统家族。（p35）而新兴家族则是类似于企业主这样一类的人。“作为声望的基础的古老家族谱系的延续，受到新兴上流阶层挥金如土的张扬的生活方式的挑战”。（p37）老派上流阶层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新兴上流阶层更加精明能干。老派阶级享受田园式的生活方式，他们鄙视和不屑新兴阶级暴发户式的生活和心态。在新旧上流阶层之间的竞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构成了地方社会的权力体系。但是，不管这么说，权力总是倾向于往高处攀升，地方社会在全国性的权力圈子里是属于外围和附属地位的，地方上流阶层要想获得正真的成功，必须要跳出地方社会的视野和圈子，要想办法融入全国性的集团中去。米尔斯发现，“正在地方社会内部发生的是它与四周的乡间区域融为一体，以及逐渐被纳入全国性权力和地位体系”。（p46）地方社会上流阶级渴望大都会的生活，他们想把地方社会远远抛在身后。（p44）在这一点上，也许新兴上流阶级比老派阶级做的更好，“新兴上流阶级倾向于模仿和加盟公司集团”（p48），他们更倾向于离开小城镇，当然，他们也更年轻和富有活力，更具创造性。全国的永远大于地方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美国所有小城镇的上层社会阶级仅仅靠累计在一块是成不了全国性的上流阶层的；他们的势力圈仅仅靠叠加在一块也成不了全国性的权力精英”。（p50）
米尔斯认为美国“没有一个城市可以称得上是社会中心、政治首都和金融枢纽”。（p55）事实上，也是如此，纽约（而不是华盛顿）成为了美国的金融中心。米尔斯所说的“大都会四百强”指的是纽约古老（传统）富裕家族的核心的数目。米尔斯认为，“在这大都会四百强（metropolitan 400）以及它们圈内的小城镇中，客观机会、心理准备等优势的积聚使其相互作用，为一代又一代人创造和维持了上流阶层的世界。”（p56）当然，也像地方社会一样，大都市里也有新老上流阶层之间的竞争，新上流阶层的奋发进取、财富等对老上流阶层造成了冲击。“绝对的、赤裸裸的和粗俗的金钱，毫无例外地为其拥有者赢得进入美国社会任何地方的入场券。”（p58）这些被老上流阶层看作是“暴发户”的新上流阶层，凭着自力更生的本事和干劲，对身份地位产生了迫切的需求。尽管一开始得不到老派上流阶层的承认，但是“在第二乃至第三代人的眼里，他就变成上流阶层公认的一员”（p61）了。私立学校所教育培养出来的下一代上流阶层，“使得新旧上层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甚至消除”。（p72）上流阶层遵循着他们共有的一套培养下一代的制度，他们之所以能够维持着整个上流阶级的稳定和团结，是因为他们自己以及它们所培养出来的接班人有着相似的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相似的心智品质。“他们有着共同的亲朋好友，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类似的经历，被精心挑选和家族控制着的类似经历。”（p66）米尔斯认为，“大都会的上流阶层或多或少具有相同的门第、宗教信仰和出身。”（p67）他们属于共同的俱乐部，有着共同的圈子，并排斥圈外的人，他们在那些指定的学校上学（私立中学、名牌大学或高级预备学校），拥有相似的教育经历，并因为教育的联系，形成稳定的上流阶层的婚姻市场。“上流社会阶层囊括了涉及权力关系网的各色人等，他们分享了俱乐部、家族血缘、公司企业和法律事务所的人员指标。”（p76）他们形成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稳定的圈子，被认为是属于圈子内的人，“在美国的社会顶层，他是‘入流’的，他的形象，就是社会地位的证书；他的语调和气质风度，贴着精心培养的标签；他的盟友，则作为表示其被接纳和具有典型洞察力的证据。”（p77）
米尔斯认为，名流显贵，“目前，属于美国社会公共荣誉论坛的这个世界，不是自下而上营造出来的，而是充当着地方社会和大都会四百强之间缓慢稳固的链接环节。”（p83）名流显贵是拥有名气和知名度的一群人，或者可以说拥有声望的一群人。“对于大众传媒和娱乐圈而言，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始终是被追逐的对象。”（p84）“现在无论是大都会四百强还是制度精英，都必须与名流显贵世界里的职业人士竞争，并从他们那儿借得到声望。”（p84）大众传媒的兴起，即使是上流社会的名媛也得和镜头前的名流显贵竞争了。“咖啡社会”（p87），因娱乐行业发展而新兴起来的社交场所成了“新的百万富翁们乐此不疲追逐的社会目标”。（p86）“咖啡社会取代了大都会四百强的家族裙带关系，印刷油墨（printer’s ink）取代了蓝色血液（blueblood），渴望成功所爆发出来的能量成了跳入龙门的关键，家族背景和世代传承的文化资本则退居次席”。（p87）社会明星体系造就了无数的职业名流，媒介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都会四百强作为声望体系最重要的公开的传输人开始衰败。（p90）建立在家族谱系和血缘基础上的大都会四百强开始日益萎缩。（p93）工业和咖啡社会里富有魅力的人物迅速崛起。咖啡社会里的小姐和女郎成为新一代的社交宠儿。作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咖啡社会总是会得到“腰缠百万的行政主管们的支持”。（p95）尽管“在咖啡社会光芒四射的魅力背后是服务业的沉沦”。（p96）
“声望对权力和金钱如影随形。金钱和权力走到哪儿，声望就跟到哪儿。”（p97）“权力精英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所掌握的决策权而成为名流显贵。他们之所以成为名流，是因为他们有名气；他们之所以有名气，是因为被认为握有权力或财富”。（p98）精英们似乎很容易就成为了名流显贵，而且自然而然，这是权力、财富和声望之间互相转换，或者是彼此吸引的结果。然而，声望的产生来源于美誉度与权力的结合，“精英们若没有权力就无法获得声望；他如果没有好名声就无法维持声望。”（p102）声望还有强化权力，使之转化为权威，保护她避免社会挑战的作用。（p103）
然而，那些“庸俗不堪的职业名流，那些社交小丑和交际花们”，（p105）却绝不能充当美国社会的代表。真正的权力精英也许是置身幕后的人物，“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是实际权力的掩体，职业名流是身份地位的消遣方式，所有这些允许权力精英不事张扬，置身幕后。然而，在历史的节骨眼上，他们绝不会甘心于默默无闻。”（p92）
米尔斯描述了美国富豪的产生过程。富豪之所以成为富豪是因为存在着使富豪成为富豪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资源、法律框架、科技进步、大众市场兴起，甚至是战争，这些都促成了美国大富翁的产生。大富翁会利用现行的法律漏洞，甚至是制定和强化法律制度来为他们的直接利益服务。（p122）由于其财富以及在经济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他们大部分都成了大都会四百强的领袖。米尔斯指出，大富翁的出身往往比一般大众好，受教育程度也比普通大众要高。他们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靠金融运作、推销和投机，而不是靠传统的工业和管理，他们不是职员，不靠晋升和提拔去获得财富。他们靠的是资本的运作，靠的是机遇和头脑，靠的是创造力和勇气，是那些开拓创新的精神。米尔斯指出，“美国富豪史大体上是一部家长制（patriarchal）的历史：男人始终占着大富翁的80%—90%”。（p132）
“公司是私有制财产体系的组织中心：行政长官则是这一体系的组织者。”（p155）事实上，“行政长官和大富翁不是两个各具特色或彼此独立的群体。他们在企业圈的产权和特权之中已经合二为一额”。（p154）他们是企业（公司）的管理者，组成了一个行政精英阶层。事实上，“行政长官指的是在上百个大企业内占据最高两三个领导位置的那些人，这些大企业无论在销售业绩还是在资本上，都是佼佼者”。（p161）他们远离工薪阶层和白领职员，属于上流阶层并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过着高品质的舒适生活。行政长官所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判断力，它远比观点和决策重要。对于管理者来说，素质也远比技术能力要重要得多。对于企业上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遴选出这些具有健全判断力的人，是他们成为新的行政长官，只有这样，企业上层世界才能获得持续的成功。要挑出那些知识渊博，讨人喜欢，并且有着敏锐的直觉判断的人。米尔斯认为，对于这种人，“他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尽管你可能从规律和数据上证明他是错的，但你知道实际上他是对的。”（p181）
米尔斯指出，那些公司富豪们会想尽办法逃避遗产税，使得自己在死后也能保留自己的财产，事实上，通过形形色色的手段，他们也成功了。显然，公司富豪属于上流阶层，他们也会拥有一些特权，特别是享有公司的许多特权，比如，高消费的公款报销、还有一些赠与行为。这是一般员工所不能比的。“金钱提供权力，权力提供自由”。（p163）从这么一个观点来看，美国的那些公司富豪们是自由的，从而也是幸福的。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他们绝不会动摇他们追求财富的信心。
“一切的政治都是权力之争；权力的根源乃是暴力”。（p223）米尔斯认为，美国的军界领袖已经获得和被赋予了日益增加的权力，他们或许将对美国未来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军人强调的是服从和命令，强调的军功的荣耀。它对争辩和投票这些事，似乎不是很感兴趣。“军功的荣耀以及它所带来的一切好处，弥补了军人对政治权力的放弃”。（p225）现代军事技术的进步，使得他们的武装力量大大增强，美国五角大楼这个神秘的军事机构，有着其权力扩张的资本。对于军界领袖的培养，美国的西点军校和海军学院可以说是培养军界领袖的摇篮。
米尔斯认为，随着军方的入阁，美国文官、外交官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军方的权力开始上升。“一些职业军人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军人身份，进入美国生活的其他高层领域”。（p255）军方个政治日益密切的联系，使得人们相信“他们正在制造一个精英与底层大众均已接受的、只能被称作军事现实观的军人国家。”（p256）美国的高级将领们已经直接进入了外交与政治圈子，已经卷入到了政策纷争中。军方高层的决策越来越具有决定性，这或许与文职人员政治上的无能有关。米尔斯断言，“军方对政治的干预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p263）
政治董事会中已经参杂进了很多的“政治外行”，“政治门外汉们是法律、管理和金融方面的公司富豪的成员”。（p301）米尔斯认为，“政治外行的伪科层制和唯命是从的政党工作人员的体制部分地替代了真正的科层制，并已流行开来。”（p301）美国的文官政府从为有过、现在也没有拥有一个真正的官僚政治。（p303）政府养了很大一部分平庸的没有能力的官员，米尔斯认为，“对美国行政官僚政治发展的历史制约是党派的庇护系统，因为作为分赃的机器，不可能形成工作纪律和在专长基础上的补充性招募”。（p306）“无论是职业党派政客，还是职业官僚，他们现在都不在决策的执行中心。那些中心被权力精英中的政治懂事所占据。”（p307）
米尔斯认为，要做到权力的平衡实际上很困难。因为“只要权力不是独自起作用，它就必然不是权力。”（p318）“权力平衡意味着权力的平等，权力的平等看起来完全公平甚至是更为可敬，但事实上，一个人所尊敬的平衡常常是另一个人的不公平的不平衡”。（p320）平衡理论的主要关注焦点是美国的国会，它的主要人物都是国会议员。（p321）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国会能够对最高权力的掌握者——总统——施加一些压力，或者是限制总统的一些行为，甚至否决总统的一些决策。但事实上，总统和它的幕僚们总能够找出应付的方法。当然，总统背后的力量正是那些公司机构和政治外行们，权力永远掌握在那些政治、经济和军事精英的手中。
米尔斯认为，“在组成今日权力精英的三种圈子里，只有军人从强化了的权力中得到了实惠，虽然公司圈子也在更多的公共决策圈里更明确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地位。只有职业政治家损失惨重。”（p356）今天的权力精英包括常常并不稳定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的重合。（p357）
米尔斯认为，“权力精英的崛起，有赖于、并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公众向大众社会转变。”（p376）这种转变，大众媒体需要担负一定的责任。他们所宣传的内容对于个人的理性和自由并没有任何的启发作用，反而是让自由和理性泯灭了。米尔斯详细描述了大众社会与公众社会的区别，并作了多方面的对比。总而言之，公众群体有着更多的自由和独立性，有着更强的理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大众则是一盘散散，没有凝聚力的流氓，他们丧失了所有的权力，所以上层精英掌握了所有的权力，成了大众的主人。公众群体则不需要主人，他们能够独立自主的进行自我领导。
米尔斯认为，美国社会现在弥漫着一股保守情绪，“这种情绪使得人们接受公众的衰落而个人又没有被伤害的感觉，使得人们放弃十九世纪的美国人曾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的西方人文主义的中心目标：通过对人类命运的理性思考而进行专横的控制。”（p410）这种保守情绪使得人们“愉快地接受某种自认为是君权神授的精英的人领导的原则。”（p412）
米尔斯对高层的不道德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正是危机感的缺乏才是不道德的根本特征”（p432）他对于美国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也不以为然，认为“一个把‘成功’狭隘地定义为赚大钱并据此将失败作为主要的罪恶来诅咒的社会，一个把金钱置于绝对价值地位的社会，只会产生狡猾的投机商和不正当的交易。”（p434）总之，米尔斯认为，美国的高层就是一个不道德、不负责任的组织。甚至充满了腐败和罪恶的金钱交易，行政官员的低素质和无能也一览无遗。
y/201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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