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之香兰，彼之毒草

在都市里生活了太长时间的人们往往会对自然的感觉变得迟钝。物候的指征不再明显（至少不那么受人关注），四季的变换更多的只是气温和流行服饰上的差异，而大型公共绿地和公园的花花草草承担了形塑都市人对自然认知的任务，却多数为人工筛选和栽培的产物：当我们把一部分植物归类为农作物和花卉的时候，就注定会制造出一个与其对立的分类，那就是杂草。杂草绝非晚近伴随着城市化才产生的一种概念，其历史悠久绵长。正因为杂草是一个人为赋予的主观性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也就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着变化。吾之蜜糖，彼之砒霜。在这个地方的观赏植物，到了另一个地方就可能成为疯长的杂草，被定义为生物入侵物种，称为当地人的眼中钉，也给生态系统造成灾难。

在杂草的定义中，有“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也有“优点还未被发现的植物”，还有“有毒性的”、“野生的”等等。如果上述界定还可以说服人的话，“外形丑陋或姿态不美”这种定义就未免有点太过于“以貌取草”了。但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定义，出发点都是人类利益或偏好本身。对植物来说，我们就在这里，如果我们跨越了大洋到达了另一个大洲，是因为你们把我们带了过去，难道，怪我咯？

当我们审视作为一种文化概念的杂草，就无法否认其与人类千丝万缕息息相关的联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描述的是杂草顽强的生命力，又或者是一种桀骜不驯。然而杂草却又具有药用价值，且当人类依靠农作物已经无法维持生命的时候，杂草就成了救命的食物：“凯尔特民族曾以荨麻肉汤和野生大蒜为主食；英国中部地区的农民则喜欢嚼酸模柠檬味的叶子润喉解渴；约克郡的人会用椭圆叶蓼简单的叶子制作祭奠菜肴；而打仗和收成不好的时候人们几乎什么都吃，哪怕是长满刺毛的猪殃殃也能当食物。”（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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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艺术家和科学家。他的这幅《大片草地》在今天看似寻常，但创作手法和视角与中世纪时期的野生植物画相比却是一个质的飞跃。梅比在书中写到：“贝里圣埃德蒙兹教堂草药书上的车前草和蒲公英，被粗糙却专注地画在了纸上，被与咒语相去无几的语言写在了书里；而同样的植物到了丢勒笔下，便成了生动且富含生态学信息的杰作。这两者之间的跨越，便是中世纪人类对杂草态度的形成过程。”（P63）

见微知著，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从“黑暗时代”到“理性时代”的一种时代变迁。

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诗人约翰·克莱尔在其诗句中毫不掩饰其对于死于圈地运动的杂草的心痛之情。对大农场和大牧场来说，妨碍农作物和牧草生长的一切生物都会成为经营者的眼中钉，杂草当然也不可能是受欢迎的植物。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否有所变化？似乎并不，杂草有着无与伦比的顽强生命力，但受到的打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厉。各种各样的杂草们依旧每时每刻在为自己能够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努力“奋斗”着，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和缝隙，生根、发芽、开花，过完自己的一生。而正是它们这种快速、机会主义的生存方式，给了地球表面快速进行自我修复的能力：君不见被人类弃置的土地很快就会被各种杂草覆盖，获得新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杂草真可以称得上是地表植被的免疫系统了。

也许，我们只是匆匆过客，它们才是最终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