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启蒙与救亡
1948年5月，三十二岁的周策纵毅然放弃了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负责为蒋介石撰写讲稿的工作，考取了自费留学生，赴美国攻读学位。对此，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策纵放弃光明的仕途，选择学术研究的道路？
从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毕业后，周策纵被陈果夫看重，后者推荐其至重庆市政府担任专员、秘书，又兼任编审室主任。因学识和勤奋，他受到重庆市长贺耀组的赏识，最后被陈果夫、陈布雷等国民党要员推荐给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
此时正是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周策纵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深感国难，希冀能为国尽力。事实上，早在1931年沈阳事变，日本侵略我国东三省之时，正在读初中的周策纵就曾与同学一起公开演讲，宣扬抵抗日本侵略。而他刚刚考入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的1937年，恰是日本全面侵华之时，甫一入学，就不得不跟随学校迁往重庆小温泉，或许更坚定了其报国之心。
在给蒋介石做秘书工作的两年间，他接触到党政军、文化学术界的名流，还有各党派的领导人物，在重庆谈判期间，周策纵结识了周恩来等共产党高级领导。这段时间的经历，让周策纵认识到政治的黑暗、派系的纷争，作为个体的官员，不仅无力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而且很可能就会同流合污，陷入泥潭。内心的志向和现实的冲突使他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派和政府之外推动，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和自我充实和完善，因此，他选择离开仕途，毅然决定出国深造。
在密西根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周策纵选择了“五四运动”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然而，指导论文的教授显然不认同这个方向，其对论文选题提出批评，认为博士论文不应该撰写“学生暴动”的“五四运动”，更不同意周策纵提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和思想革命的说法；甚至，对周策纵提出威胁——如果要撰写“五四运动”，那么就要取消他的奖学金。
不过，周策纵还是顶住了导师的压力，在不获支持的情况下，他阅读了1915—1923年八九年间的六七百种报刊杂志，从中寻找研究资料，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在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五四运动史》终于面试。此书出版后，立刻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后来，各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思想史、文学史，几乎都会照例参考《五四运动史》，大英百科全书甚至邀请周策纵为“五四运动”撰写条目，让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广为世界所知。
在周策纵看来，“五四运动”很复杂，“不仅每个人的说法不同，往往亲历者本人前后也不一致，简介传闻就更多了”。因此，为了厘清“五四运动”，周策纵将其分广义与狭义两部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中国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抗议北洋政府对日本的屈辱政策，史称“五四”事件。但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应该包括1917年—1921年间，中国广泛开展的文学革命、思想解放运动。因此，这部书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依据时间前后，叙述分析“五四运动”有关的活动和事件；第二部分，详细剖析和检讨当时的文学和思想上的革命潮流。这种将历史事件研究和思想思潮研究结合的研究手法，让本书显得既客观严谨又有思想的深度。
自1840年开始，晚清日益沦为半殖民地社会，虽然曾国藩、李鸿章在地方推动“洋务运动”，但是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一败涂地，淮军也在朝鲜战场上大败亏输，这促使晚清士大夫开始倡导政治改良运动。可以说，晚清改革与革命，都是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产生的。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成果，成立了北洋政府，并尝试根据晚清改良派的建议，进行政府改革。不过，袁世凯显然并不想走现代政治的道路，而是积极推行“尊孔复古”，为皇权政治复辟制造舆论。另一方面，袁世凯还继续与日本帝国主义合作，试图签署“二十一条”卖国协议，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1914年8月15日，日本对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9月15日前把胶州湾租界全境交给日本。在强行占据胶州湾后，日本还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山东全境。一战胜利后，国人以为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能够收回胶州湾及山东的权益。但是，当巴黎和会要把德国在山东的地位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再次感受到了民族危机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五四运动”爆发，青年学生打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认为北洋政府与西方帝国主义联合，出卖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要求北洋政府严惩亲日分子曹汝霖、张宗祥和陆宗舆。但是，北洋政府显然不打算接受学生们的爱国请求，反而动用军警驱散学生，致使学生群情激愤，最终闯入曹宅，并痛打张宗祥。在此之后，爱国运动席卷全国，不仅是学生组织起来罢课游行，全国工商界、劳动界也团结起来，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最终，北洋政府于6月9日免去了曹汝霖、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拒签对德合约，“五四运动”圆满宣告结束。
我们不难看出，“五四运动”是晚清救亡运动的延续，只是主人公从原来的洋务运动和改良派，变为了更为广大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不过，为何青年学生能够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周策纵将其归结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作用。
前文提到，晚清的改良和革命，都是迫于民族危亡的压力产生的。人们希望通过改良和革命，使中国走向文明富强的道路。但是，“辛亥革命一方面由于推翻了皇权而增加了对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出现的希望；在另一方面，革命以后的若干年里，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并未远离传统的方式，大部分民众仍然遭受着专制且极端守旧的官僚的压迫，他们还像从前一样地服从权威，服从武装势力，服从传统的伦理和政治教条”。
特别是袁世凯公然支持“尊孔读经”，并组织“筹安会”鼓吹复辟帝制，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厌恶与反感。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公开在思想文化领域向传统封建意识形态发起进攻。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邀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其他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也应邀加盟北大。
由北大和《新青年》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思想潮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显著事件：一个是文学革命；一个是介绍西方思想，重估传统价值。虽然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在后期产生了分歧，但是他们追求思想解放，寻求民族独立的目的仍旧是一致的。直到今天，民主和科学仍是社会发展的主流，这是“五四运动”的遗惠，也是社会和人民的选择。
在周策纵看来，“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轻的人志愿为它而努力。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未竟的事业。我们仍然需要沿着“五四运动”的道路继续前行。
（本文载《 晶报 》2016年4月16日A13 版 题名：活着的历史： “五四运动”http://jb.sznews.com/html/2016-04/16/content_3504523.htm)
从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毕业后，周策纵被陈果夫看重，后者推荐其至重庆市政府担任专员、秘书，又兼任编审室主任。因学识和勤奋，他受到重庆市长贺耀组的赏识，最后被陈果夫、陈布雷等国民党要员推荐给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
此时正是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周策纵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深感国难，希冀能为国尽力。事实上，早在1931年沈阳事变，日本侵略我国东三省之时，正在读初中的周策纵就曾与同学一起公开演讲，宣扬抵抗日本侵略。而他刚刚考入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的1937年，恰是日本全面侵华之时，甫一入学，就不得不跟随学校迁往重庆小温泉，或许更坚定了其报国之心。
在给蒋介石做秘书工作的两年间，他接触到党政军、文化学术界的名流，还有各党派的领导人物，在重庆谈判期间，周策纵结识了周恩来等共产党高级领导。这段时间的经历，让周策纵认识到政治的黑暗、派系的纷争，作为个体的官员，不仅无力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而且很可能就会同流合污，陷入泥潭。内心的志向和现实的冲突使他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派和政府之外推动，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和自我充实和完善，因此，他选择离开仕途，毅然决定出国深造。
在密西根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周策纵选择了“五四运动”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然而，指导论文的教授显然不认同这个方向，其对论文选题提出批评，认为博士论文不应该撰写“学生暴动”的“五四运动”，更不同意周策纵提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和思想革命的说法；甚至，对周策纵提出威胁——如果要撰写“五四运动”，那么就要取消他的奖学金。
不过，周策纵还是顶住了导师的压力，在不获支持的情况下，他阅读了1915—1923年八九年间的六七百种报刊杂志，从中寻找研究资料，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在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五四运动史》终于面试。此书出版后，立刻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后来，各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思想史、文学史，几乎都会照例参考《五四运动史》，大英百科全书甚至邀请周策纵为“五四运动”撰写条目，让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广为世界所知。
在周策纵看来，“五四运动”很复杂，“不仅每个人的说法不同，往往亲历者本人前后也不一致，简介传闻就更多了”。因此，为了厘清“五四运动”，周策纵将其分广义与狭义两部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中国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抗议北洋政府对日本的屈辱政策，史称“五四”事件。但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应该包括1917年—1921年间，中国广泛开展的文学革命、思想解放运动。因此，这部书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依据时间前后，叙述分析“五四运动”有关的活动和事件；第二部分，详细剖析和检讨当时的文学和思想上的革命潮流。这种将历史事件研究和思想思潮研究结合的研究手法，让本书显得既客观严谨又有思想的深度。
自1840年开始，晚清日益沦为半殖民地社会，虽然曾国藩、李鸿章在地方推动“洋务运动”，但是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一败涂地，淮军也在朝鲜战场上大败亏输，这促使晚清士大夫开始倡导政治改良运动。可以说，晚清改革与革命，都是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产生的。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成果，成立了北洋政府，并尝试根据晚清改良派的建议，进行政府改革。不过，袁世凯显然并不想走现代政治的道路，而是积极推行“尊孔复古”，为皇权政治复辟制造舆论。另一方面，袁世凯还继续与日本帝国主义合作，试图签署“二十一条”卖国协议，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1914年8月15日，日本对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9月15日前把胶州湾租界全境交给日本。在强行占据胶州湾后，日本还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山东全境。一战胜利后，国人以为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能够收回胶州湾及山东的权益。但是，当巴黎和会要把德国在山东的地位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再次感受到了民族危机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五四运动”爆发，青年学生打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认为北洋政府与西方帝国主义联合，出卖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要求北洋政府严惩亲日分子曹汝霖、张宗祥和陆宗舆。但是，北洋政府显然不打算接受学生们的爱国请求，反而动用军警驱散学生，致使学生群情激愤，最终闯入曹宅，并痛打张宗祥。在此之后，爱国运动席卷全国，不仅是学生组织起来罢课游行，全国工商界、劳动界也团结起来，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最终，北洋政府于6月9日免去了曹汝霖、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拒签对德合约，“五四运动”圆满宣告结束。
我们不难看出，“五四运动”是晚清救亡运动的延续，只是主人公从原来的洋务运动和改良派，变为了更为广大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不过，为何青年学生能够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周策纵将其归结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作用。
前文提到，晚清的改良和革命，都是迫于民族危亡的压力产生的。人们希望通过改良和革命，使中国走向文明富强的道路。但是，“辛亥革命一方面由于推翻了皇权而增加了对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出现的希望；在另一方面，革命以后的若干年里，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并未远离传统的方式，大部分民众仍然遭受着专制且极端守旧的官僚的压迫，他们还像从前一样地服从权威，服从武装势力，服从传统的伦理和政治教条”。
特别是袁世凯公然支持“尊孔读经”，并组织“筹安会”鼓吹复辟帝制，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厌恶与反感。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公开在思想文化领域向传统封建意识形态发起进攻。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邀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其他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也应邀加盟北大。
由北大和《新青年》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思想潮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显著事件：一个是文学革命；一个是介绍西方思想，重估传统价值。虽然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在后期产生了分歧，但是他们追求思想解放，寻求民族独立的目的仍旧是一致的。直到今天，民主和科学仍是社会发展的主流，这是“五四运动”的遗惠，也是社会和人民的选择。
在周策纵看来，“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轻的人志愿为它而努力。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未竟的事业。我们仍然需要沿着“五四运动”的道路继续前行。
（本文载《 晶报 》2016年4月16日A13 版 题名：活着的历史： “五四运动”http://jb.sznews.com/html/2016-04/16/content_35045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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