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观念的近代天皇制的起源装置
读过柄谷行人的书就已经很熟悉这种观点，即一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其人工的起源就被忘却了，而变得好像是“自然的”或“传统的”的存在，尤其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常常借助古老传统的面纱（霍布斯鲍姆：“被发明的传统”）。近代天皇制显然也属于这种类型，但这本书除了将此种观点作为研究前提之外，还提供了一种“民俗”或“生活”的视角作为近代天皇观正统思想以外的或者说相对的存在，作为一种在战后足以抵抗正统天皇观的潜流。
近代天皇制是日本在西方入侵危急关头的产物，号召尊王攘夷的志士们并无政治基础，所以他们必须要建构其虚幻的天皇绝对权威，才能对抗现有政治领导和束缚，即幕府和各藩既有政治体系。18世纪末以来发展的尊王论和国体论使“天皇”成了他们唯一能依靠和引用的政治资源，对少年天皇的夸大其词的赞美（绝世英才）和崇拜这些志士本人可能都未必相信，但他们清楚自己必须把表面上谁都无法反对的、作为超越性权威的天皇推到前台，所以作者说这是赤裸裸的权术斗争。
除了争夺权力以外，主要的难题还是要克服幕末西方入侵危机，这样就必须重新有效地组织起整个日本社会，于是宗教祭祀、民间信仰、村落基层都必须纳入一个统一的共同体，从而有效地统合资源和杜绝淫祀浪费赌博贫困、收编和打压闲散人群（如喜欢在各种祭礼上游耍的青年组、有潜在颠覆性的宗教支派等等），重建和维持地方秩序。所谓秩序，就是一种逻辑性的合理化。尽管受到一般民众反秩序和背离秩序的威胁，基层的官吏还是要努力在地方建立安定的秩序，但他们也无法直接将自身的权力正当化，必须要依赖一种普遍权威和理念，从而使自身的立场具有权威性。既然危机状态下，原本幕府统治的儒教仁政观已经不足以应付新的时代，那么倡导文明开化的近代天皇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就被地方所接受，配合生成了这一时代的新秩序，它的几个基本观念如下：
1. 万世一系的皇统——天皇为“现人神”，及其所集约的阶级统治性秩序的绝对性和永恒性；
2. 祭政一致的神政性理念；
3. 由天皇和日本国统治世界的使命；
4. 天皇是率先推进文明开化的具有神授能力的政治领袖。
可以看出这种近代天皇观的实用性和时代性。
作者提出的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虽然普遍承认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天皇崇拜和国体观念对国民意识内心深处的无限渗透，但在日本地方基层里，除了村里的领导者们，在乡村生活中积极关心天皇问题的，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一些社会边缘人和一些怪人。作者还拿自己举例，说他在学龄前记得“三大神器”的事情一直被村里人记着，这本身就说明了这在村里的日常生活中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村民不会反对天皇制，但同时对国家和天皇制也决没有过分的关心。战争和国家，都是强行闯入日常生活的多余的东西，虽然他们明白自己从属于战争、国家这样一个社会整体，但只是当做命运去尽量接受、忍耐并等待它过去。相反，被这种与乡村日常生活毫无关系的东西所缠住的作者，即从小就有点“怪异”的孩子，后来到了大城市，从事“缺乏生活感觉”的大学教师职业。这是两种不同的近代精神相位。
“在近代日本社会，负有某种公共责任的人，确实需要向天皇和国家权威寻求自身正当性的依据，并对这种权威承担无限责任；而作为生活者的民众，本来就只对自己的生活负责。”（p204-205）
但是，当正统意识形态与人们的生活经验（不仅村落生活，还包括近代社会的个人主义成功观念）的裂痕已经难以协调的时候（比如1930s、战后），说明意识形态已经过于强加于人，会因为僵化而破裂。
所以说，一个近代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既依赖于传统、正统、权威、权力，也必须与基层统治者们追求秩序正当化的欲望、与生活者们追求个人幸福的需要及其生活经验中的冗杂和异端相协调。或者说，一个近代国家的意识形态，从来不是一种单纯和单一的东西，而必然是从政治到文化、从顶端到底层的一种“合力”，是民族国家的构成原理。如果说，近代日本的全部经验可以用“天皇制”来概括和解释，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想想，近现代中国的构成原理是什么，以及这些层层累积的意识形态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仍然起作用的那些部分。
近代天皇制是日本在西方入侵危急关头的产物，号召尊王攘夷的志士们并无政治基础，所以他们必须要建构其虚幻的天皇绝对权威，才能对抗现有政治领导和束缚，即幕府和各藩既有政治体系。18世纪末以来发展的尊王论和国体论使“天皇”成了他们唯一能依靠和引用的政治资源，对少年天皇的夸大其词的赞美（绝世英才）和崇拜这些志士本人可能都未必相信，但他们清楚自己必须把表面上谁都无法反对的、作为超越性权威的天皇推到前台，所以作者说这是赤裸裸的权术斗争。
除了争夺权力以外，主要的难题还是要克服幕末西方入侵危机，这样就必须重新有效地组织起整个日本社会，于是宗教祭祀、民间信仰、村落基层都必须纳入一个统一的共同体，从而有效地统合资源和杜绝淫祀浪费赌博贫困、收编和打压闲散人群（如喜欢在各种祭礼上游耍的青年组、有潜在颠覆性的宗教支派等等），重建和维持地方秩序。所谓秩序，就是一种逻辑性的合理化。尽管受到一般民众反秩序和背离秩序的威胁，基层的官吏还是要努力在地方建立安定的秩序，但他们也无法直接将自身的权力正当化，必须要依赖一种普遍权威和理念，从而使自身的立场具有权威性。既然危机状态下，原本幕府统治的儒教仁政观已经不足以应付新的时代，那么倡导文明开化的近代天皇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就被地方所接受，配合生成了这一时代的新秩序，它的几个基本观念如下：
1. 万世一系的皇统——天皇为“现人神”，及其所集约的阶级统治性秩序的绝对性和永恒性；
2. 祭政一致的神政性理念；
3. 由天皇和日本国统治世界的使命；
4. 天皇是率先推进文明开化的具有神授能力的政治领袖。
可以看出这种近代天皇观的实用性和时代性。
作者提出的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虽然普遍承认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天皇崇拜和国体观念对国民意识内心深处的无限渗透，但在日本地方基层里，除了村里的领导者们，在乡村生活中积极关心天皇问题的，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一些社会边缘人和一些怪人。作者还拿自己举例，说他在学龄前记得“三大神器”的事情一直被村里人记着，这本身就说明了这在村里的日常生活中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村民不会反对天皇制，但同时对国家和天皇制也决没有过分的关心。战争和国家，都是强行闯入日常生活的多余的东西，虽然他们明白自己从属于战争、国家这样一个社会整体，但只是当做命运去尽量接受、忍耐并等待它过去。相反，被这种与乡村日常生活毫无关系的东西所缠住的作者，即从小就有点“怪异”的孩子，后来到了大城市，从事“缺乏生活感觉”的大学教师职业。这是两种不同的近代精神相位。
“在近代日本社会，负有某种公共责任的人，确实需要向天皇和国家权威寻求自身正当性的依据，并对这种权威承担无限责任；而作为生活者的民众，本来就只对自己的生活负责。”（p204-205）
但是，当正统意识形态与人们的生活经验（不仅村落生活，还包括近代社会的个人主义成功观念）的裂痕已经难以协调的时候（比如1930s、战后），说明意识形态已经过于强加于人，会因为僵化而破裂。
所以说，一个近代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既依赖于传统、正统、权威、权力，也必须与基层统治者们追求秩序正当化的欲望、与生活者们追求个人幸福的需要及其生活经验中的冗杂和异端相协调。或者说，一个近代国家的意识形态，从来不是一种单纯和单一的东西，而必然是从政治到文化、从顶端到底层的一种“合力”，是民族国家的构成原理。如果说，近代日本的全部经验可以用“天皇制”来概括和解释，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想想，近现代中国的构成原理是什么，以及这些层层累积的意识形态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仍然起作用的那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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