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官员选拔和选举的一点思考
读罢张维为先生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总体感觉写得一般，很多问题没有讲透，一些观点缺乏严密的论证和充足的论据支撑，甚至不少地方存在逻辑混论、常识性错误等问题。如第147页：“环顾整个发展中世界，我根本找不到一个非西方国家通过实行西方模式而成为现代化强国的例子。”这个论断就有失偏颇，因为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例，张先生对此选择性无视。但瑕不掩瑜，全书以一种历史的、全球性的视野，对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给出了一家之言的解释，并以印度、东欧、东亚等地区作为参照，从实证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模式较之西方模式之优势，体现出作者“本着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探索和建构“后西方时代”的中国话语和战略”（见125页）的努力。
全书属于宏大叙事，涉及面很广，话题很大，限于本文篇幅，我仅以张先生提到的“官员选举与选拔”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张先生在154页写到：“一个只知道选举而不知道选拔的制度安排，将竞争不过一个能够把选拔与选举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对此我深以为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异常繁重、挑战异常严峻，最高领导集体必须具有超强的个人能力和丰富的执政经历方可胜任。建国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一路高歌猛进，“1979年以来，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见第7页），“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今这场现代化大潮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翻7倍。”（见第7页）取得如此发展成就可以充分证明我们大部分官员是称职的，同时证明了我国当下的官员选拔机制是卓有成效的。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目前在省直机关工作，之前在乡镇、县上都工作工作过，至今已经6年了，期间接触过不少领导。就我有限的观察，绝大部分的领导干部都是能力突出的，由于竞争的异常激烈，“大材小用”（比如担任副市长多年，能力条件可以做市长，但最终以副职退休）的情况很多，“怀才不遇”的例子很少。当然也有靠拉关系、走后门等上位的庸人，但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升迁之路绝对不会走得太远。许多和我一样的年轻干部，都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都认为能够通过个人努力工作、不断增长才干获得提拔的机会。
但是，当下仍有不是人对此视而不见，或别有用心，或头脑糊涂，宣称只有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出来的官员才具有合法性，把是否实行选举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的标准，并对我国的选拔机制彻底否定，试图照搬西方选举那一套。
我不是完全反对选举，我反对的是“一人一票”式的选举。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真正关心政治的人有多少？真正以国家利益、长远利益为重的合格的选民有多少？真正具有远见卓识、勇气担当的候选人有多少？以上这些条件不能保证，如何保证可以选出优秀的官员？如何才能保证选举不沦为一场全民的游戏？就拿欧美这些成熟的民主国家来说吧，曾几何时，人民在选择领导人的时候，并不总是把个人得失放在首要位置，而是关心比自身利益更大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选举可以产生那些勇于担当的真正领袖，如罗斯福、丘吉尔和肯尼迪。然而，这种文化在最近开始出现了裂痕，最显著的标志是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盛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社会发生大分裂，工薪阶层和极少数富人对立，普通人和跨国公司对立，保守派和自由派对立。受民意裹挟，西方领导人已经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肯尼迪在就职演讲里敢于对美国人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今天，哪个西方国家领导人敢说这样的话?卢森堡前首相容克的话准确地描述了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心情：“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一旦我们做了，我们就不知道下次该如何当选。”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如此惧怕民众，一方面展现了民主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民主的不幸。
以此为镜，中国的选拔体制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中国的官员不是通过全体公民一人一票产生的，而是主要靠上级组织部门的选拔产生。一个人如果想在党政系统中升迁，就必须从基层官员做起，经过多次的选拔才可能最终脱颖而出。官员之间不得不进行一轮接一轮的竞标赛，只有那些每次都幸运地排在前几位的人才可能得到晋升。这套制度的推行，对于一个优秀领导者的成长历练是至关重要的，平均一个官员的升迁选拔长达30年之久。中国最高领导人须积累数十年各种治理经验，只有少数人能抵达“制高点”。假如奥巴马在中国，我想以他的履历是绝无可能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实践已经证明，奥巴马的总统生涯并不成功，当年因为“改变”的口号而当选的他，本来有机会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的总统，但现在看来他可能要成为二战以来美国最差的总统了。尽管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奥巴马有限的个人能力可能要负大部分责任。相比之下，中国的高级官员具有丰富的从基层到高层的管理阅历，这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个人能力和自信心，敢于做出整体性、长远性的决策。
当然，对于中国的选拔制度，也并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搬来就用的。相较其他国家，中国具有实行选拔制的深厚历史根基和现实条件。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目前的选拔体制是对中国科举制度的继承。在中国推行上千年的科举制，既是支撑中国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杠杆，也是选拔任用官员的重要途径，可以说早已深入整个民族的血脉。科举制克服了变相世袭的九品中正制的局限，有利于选贤任能，防止任人唯亲，在社会上形成“公平、公正、合理”的表象，具有深刻的历史进步性。
从现实层面观察，由于中国有一个具有高度人事权、财政权和军权的强势且中性的中央政府，为选拔制的顺利施行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试想，如果中央政府是少数人的政府，或者完全被民粹主义所裹挟，它还可能实施官员的选拔吗?要让选拔成为一种制度，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开放性;二是一致性。开放性意味着政府职位向所有阶层开放，没有它，选拔无从谈起。一致性要求选拔的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否则，官员之间就失去了可比性，选拔就不能持续。一个有偏的政府显然不可能保证这两个条件。一个中性政府不预先设定自己对于社会阶层的偏好，因此并不介意被提拔的官员出自哪个阶层;又因为不受政治势力的干扰，其政策、包括官员的选拔标准也就更可能具有内在的逻辑。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如何实现民主绝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中国的选拔制和西方的选举制各有优劣、各擅胜场，完全可以互学互鉴。现在中国的政治学者门应当尝试突破西方话语体系，摒弃那种“言必称希腊”的傲慢，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并对其效果进行客观的评估。用国际社会能够听懂的语言，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如张维为先生所讲的那样，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全书属于宏大叙事，涉及面很广，话题很大，限于本文篇幅，我仅以张先生提到的“官员选举与选拔”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张先生在154页写到：“一个只知道选举而不知道选拔的制度安排，将竞争不过一个能够把选拔与选举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对此我深以为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异常繁重、挑战异常严峻，最高领导集体必须具有超强的个人能力和丰富的执政经历方可胜任。建国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一路高歌猛进，“1979年以来，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见第7页），“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今这场现代化大潮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翻7倍。”（见第7页）取得如此发展成就可以充分证明我们大部分官员是称职的，同时证明了我国当下的官员选拔机制是卓有成效的。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目前在省直机关工作，之前在乡镇、县上都工作工作过，至今已经6年了，期间接触过不少领导。就我有限的观察，绝大部分的领导干部都是能力突出的，由于竞争的异常激烈，“大材小用”（比如担任副市长多年，能力条件可以做市长，但最终以副职退休）的情况很多，“怀才不遇”的例子很少。当然也有靠拉关系、走后门等上位的庸人，但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升迁之路绝对不会走得太远。许多和我一样的年轻干部，都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都认为能够通过个人努力工作、不断增长才干获得提拔的机会。
但是，当下仍有不是人对此视而不见，或别有用心，或头脑糊涂，宣称只有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出来的官员才具有合法性，把是否实行选举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的标准，并对我国的选拔机制彻底否定，试图照搬西方选举那一套。
我不是完全反对选举，我反对的是“一人一票”式的选举。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真正关心政治的人有多少？真正以国家利益、长远利益为重的合格的选民有多少？真正具有远见卓识、勇气担当的候选人有多少？以上这些条件不能保证，如何保证可以选出优秀的官员？如何才能保证选举不沦为一场全民的游戏？就拿欧美这些成熟的民主国家来说吧，曾几何时，人民在选择领导人的时候，并不总是把个人得失放在首要位置，而是关心比自身利益更大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选举可以产生那些勇于担当的真正领袖，如罗斯福、丘吉尔和肯尼迪。然而，这种文化在最近开始出现了裂痕，最显著的标志是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盛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社会发生大分裂，工薪阶层和极少数富人对立，普通人和跨国公司对立，保守派和自由派对立。受民意裹挟，西方领导人已经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肯尼迪在就职演讲里敢于对美国人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今天，哪个西方国家领导人敢说这样的话?卢森堡前首相容克的话准确地描述了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心情：“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一旦我们做了，我们就不知道下次该如何当选。”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如此惧怕民众，一方面展现了民主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民主的不幸。
以此为镜，中国的选拔体制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中国的官员不是通过全体公民一人一票产生的，而是主要靠上级组织部门的选拔产生。一个人如果想在党政系统中升迁，就必须从基层官员做起，经过多次的选拔才可能最终脱颖而出。官员之间不得不进行一轮接一轮的竞标赛，只有那些每次都幸运地排在前几位的人才可能得到晋升。这套制度的推行，对于一个优秀领导者的成长历练是至关重要的，平均一个官员的升迁选拔长达30年之久。中国最高领导人须积累数十年各种治理经验，只有少数人能抵达“制高点”。假如奥巴马在中国，我想以他的履历是绝无可能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实践已经证明，奥巴马的总统生涯并不成功，当年因为“改变”的口号而当选的他，本来有机会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的总统，但现在看来他可能要成为二战以来美国最差的总统了。尽管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奥巴马有限的个人能力可能要负大部分责任。相比之下，中国的高级官员具有丰富的从基层到高层的管理阅历，这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个人能力和自信心，敢于做出整体性、长远性的决策。
当然，对于中国的选拔制度，也并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搬来就用的。相较其他国家，中国具有实行选拔制的深厚历史根基和现实条件。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目前的选拔体制是对中国科举制度的继承。在中国推行上千年的科举制，既是支撑中国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杠杆，也是选拔任用官员的重要途径，可以说早已深入整个民族的血脉。科举制克服了变相世袭的九品中正制的局限，有利于选贤任能，防止任人唯亲，在社会上形成“公平、公正、合理”的表象，具有深刻的历史进步性。
从现实层面观察，由于中国有一个具有高度人事权、财政权和军权的强势且中性的中央政府，为选拔制的顺利施行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试想，如果中央政府是少数人的政府，或者完全被民粹主义所裹挟，它还可能实施官员的选拔吗?要让选拔成为一种制度，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开放性;二是一致性。开放性意味着政府职位向所有阶层开放，没有它，选拔无从谈起。一致性要求选拔的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否则，官员之间就失去了可比性，选拔就不能持续。一个有偏的政府显然不可能保证这两个条件。一个中性政府不预先设定自己对于社会阶层的偏好，因此并不介意被提拔的官员出自哪个阶层;又因为不受政治势力的干扰，其政策、包括官员的选拔标准也就更可能具有内在的逻辑。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如何实现民主绝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中国的选拔制和西方的选举制各有优劣、各擅胜场，完全可以互学互鉴。现在中国的政治学者门应当尝试突破西方话语体系，摒弃那种“言必称希腊”的傲慢，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并对其效果进行客观的评估。用国际社会能够听懂的语言，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如张维为先生所讲的那样，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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