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是唯一的吗？

梁鹤年是近年来颇为多产的外籍华裔学者之一，其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政策分析方法等。除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还因创办高级官员论坛和研修班、在国内顶级高校开坛讲学、担任国家部委专家顾问等，于2002年被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数年前我于清华大学的课堂上听过他授课，其主要内容就是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可惜梁老师普通话的口音太重，若不是有板书辅助，我根本无法记住称霸一时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漫长的19世纪。

我和梁先生的缘分就止于那匆匆一课，而我的同学海涛在数年之后，由于公管学院殷成志老师悉心的论文指导和学术推荐，以地方省厅公务员的身份申请到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访学一年，追随的导师就是梁鹤年先生。后来海涛赴闽开会，和我谈起人生中这段既艰苦又丰盈的宝贵经历，我和他都唏嘘感叹。人生路上，几人能有幸遇得一学养超群而又平易近人的导师，继而使自己的三观都深受影响，并拨开迷雾笃定自己今后要走的路呢？海涛在言辞中对本书推崇备至，让我惦记在心，好在校图书馆架上就有，还崭新得很，就先睹为快了。

在本书序言以及另一本《经济.土地.城市：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序言中，梁先生都提到了不可不顾中国的国情而照搬国外的制度和方法。这本不是什么新鲜理论，但却击中当前国内学术圈的软肋。在学习国外先进制度之前，首先要明白这些文明的起承转合、来龙去脉，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以水为法（像水一样，装在什么容器里就变成什么形状），抛开任何先入为主的观点，客观中立地看待历史事实。

之前有一则评论说梁先生驾驭中文的能力很高，阅读此书方知此言不虚。本书从崩溃中的罗马帝国兴起的基督信仰谈起，内容涵盖西方文明的发展史、西方哲学思想史、宗教史，提出西方两组文化基因：“真”与“唯一”，“人”与“个人”。“唯一真”的文化基因使西方人的排他性、扩张性与不接受模棱两可矛盾并存。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支撑了“个人意识”的发展，在这个主观性极强的“我思”理论支持下，谁都可以寻找真知，而且谁都可以坚持自己的真知才是唯一真知。

文明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势不可挡，资本主义倡导的自由和功利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压倒了平等意识，腐蚀了共产主义；在国家层面，战胜了民族意识，击败了国家主义；在精神层面，取代了生命意义，吸纳了存在主义。然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贪婪和掠夺的本性已经令地球资源难以为继，全球气候出现不可逆转的恶化趋势，这种以消费享受和暴敛无餍为特征的政治经济模式无法引领人类文明走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光明未来。随后，梁先生论证了“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自由和平等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人与人之间实难有公平。西方的“公众利益”出自私人利益之间的妥协，是个政治性的东西，而“公共利益”则是私人利益的超越，是理性与政治的结合。

读到这里，我一度产生了本书在撰写时就是以中国读者为受众的想法。首先，我并不同意梁老说的西方的“公众利益”与东方“公共利益”之间在概念上的不同。“公共”狭义而言即为“公众”，利益的冲突是一种必然，利益的妥协与衡平本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成果。将西方的“公众利益”贬化为政治性的东西反映出一种不够中肯的倾向。在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延续上百年的争斗、斟酌和妥协而达成的成功的地方资源分配和管理方案，每一例都真切地体现着对“公众利益”的现实考量。因而并不能说政治性的东西就是负面的吧。而中国式的“小我”和“大我”，本就带有洗脑式的舍生取义的教唆以及忠孝难两全的天人交战。在我看来，舍“小我”而成就“大我”，并不是利益的统一和升华，而是人格的分裂和“我自身的一部分”（灵魂或肉体或二者皆有）的牺牲。

西方文明的唯一真基因是西方文明最大的强项，也是最大的牵制。对真的追求使他们在哲学上和科学上都有极高成就，造福人类。但对唯一真的坚持也使他们容不了异己，限制了视野。熊培云先生在《西风东土》中谈到：“在意义和真理之间，相信真理是众人之事，相信某种绝对意义则是个人之事……相较‘真理令尔得自由’，我更相信‘（绝对）意义令尔得自由’……想要找到可以笃信的绝对意义，何其难哉！”——这就是我的困境。我有我的自由意志，你所说的真理我何以分辨就是绝对真理从而对其深信不疑？何以能论证真理的真实性？是否有并行不悖的几种真理？如果缺失了对自认的真理赋予意义的过程，该理论还能用于指导我们的实践吗？因此，“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这句话并不能成为治疗我精神困境的良药，因为在这个问题之上还有一个元问题，那就是what the hell truth is?智者深谋远虑，为国运之选择谋生路。而我一介小民，只为追求一方不再彷徨的心灵寄托之所。

流离乱世，满面尘灰，我依然在路上寻找我的真理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