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是海教徒

在这个以揭示“存在”而声名卓著的哲学家这里，却以创造了难以计数的“存在者”而出名，并以此澄清，若非通过环顾这些“存在者”便无法一探存在之深渊，而所列举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头晕目眩的“存在者”也无非是想打消人们从“存在者”直接去理解存在的企图。

　　将“正”“反”仅归于“正”或“反”取消共时，将“正”推入“正确”或“正义”或“正当”，再各自向前推举辨析以回溯的方式展开其历史性，倒应了时间性的存在（因取消了作为空间展开的共时性）。

　　然“诗意地栖居”，即便自己能够理解有关诗歌揭示存在的特殊方式（其中的“真”也确是未曾为别的哲学家所捕捉），却不甚理解海氏诗学中诗人的情感及其诗歌被赋予的地位了。

　　也曾是那样，似乎语言作为存在毋庸置疑。生活中的一切，日头，阳光，空气，水流，树叶沙沙的声响，都在脑海中召唤出各样美妙的词语而熠熠生辉，即便我们未曾仔细观赏过任何一片树叶，却依然能够想象出它的样貌，形态，生长的土壤甚至颤抖的感受，那是无数的词语和文本围绕在我们周身的空气中，展开我们的眼目，释放着无可尽数的灵韵和光华，一如沉思于一本好书，或投身于某样思考。

　　它使岁月变得如此美妙而让人体会到尊严，高贵，崇高，欢乐和诗意。

　　它使我们相信，人的“存在”就是这样，且只能是这样，而我们不能理解的其它，是因为它们并不理解这存在。那么他们就不入于尊严，高贵，崇高，欢乐和诗意。他们不是在大地上诗意栖居的人。他们成了海德格尔借特拉克尔之口所说的“腐朽的人”，需要退回“寂静的童年”或者等待伟大的“孙子”。

　　因为这些腐朽人的存在，“异乡人”因缺少同伴而孤独，因不被理解而默然，又因孤独而痛苦，因痛苦而卑微乞讨幸福。因此使人们既戴着灿烂的冠冕，又手执拐杖衣衫褴褛，词语是他们仅有的庇护之所，而世界之所余地，茫茫虚无。词语所获得的“存在”之地位，是以“异乡人”全部血肉的代价，这是用身体所获得的全部理解。但在海氏那里，却成为了理智的胜利，因为孤独，痛苦这样的词被要求不做心理或者情绪上的考虑。集聚情感和理智力量的德国诗歌被简化为对存在的观照——这似乎更适用于解释东方的诗歌行为。很关键的一些问题在于，诗人在择选词语的时候，为什么用这个词而不是其它？为什么用“痛苦”而不仅仅是描述性的“撕裂”？

　　所以那些对诗歌的解读，更多时候，不过是海氏自己哲学的注解罢了。诗歌的阐释的多样维度被框定在了海氏认为的终极维度。

　　然而，使海氏更像一位祭司而非哲学家的，乃是，一旦我们了解了真正的“寂静（与海氏所说并非喧闹亦非无声）”，了解了真正的“观看”，并能籍以行动与所观之“存在”应和，那么，作为存在临时的避难所，并无其必要性，哪里还一定要为它们存留实在的时间和空间，存留至高无上的位置？

　　于是没有诗歌我们也可以在大地上劳作下去，没有语言我们同样获得欢乐，没有高贵甚或所谓的尊严我们依然可以彼此亲密并保有自己的领域。诗人们是否可以理解这种生活的奥秘呢？

　　又或者，在这样生活中写作的人们，已被逐出海氏的纯一之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