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十一
从“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到“启了又蒙，蒙了又启”，只言片语所感受到的胡适先生，每每让人感觉语言平实易懂，说理深入浅出，甚至还有一些幽默的成分，不愧是梁漱溟先生所赞叹的会讲“理”的人。这次看了下整本的演讲集，虽年代远隔，所陈述的很多事实和道理，不但不为过时，反觉予我多有启发，身为学人，演讲并不卖弄学问，而多切实际，发人深省，我想，这才是做学问的正道和大师应有的风范。
无论是做学问，还是搞文艺，无疑民国都是一个好时代，一来国门初开西学东渐，大量的新知和思想涌将进来，令人目不暇接，从克鲁泡特金到民主代议制，从达尔文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文明戏到新文学，从传统国学到西方哲学，都有拥趸而无绝对的价值标准；二来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代，新旧交替不破不立，一方面整理国故一方面要探索新知，新学堂、新青年、新文化、新知识，就连先生也往往是新的，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变革，降低了学问的门槛儿，所有的知识也都要重新梳理，教科书尚且没有一定，自然也不会存在什么学阀，也正是这一代人，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与文化的基础和主干；三来虽然军阀混战，政治也不清明，但多忙于争抢地盘，并不过于干涉高等教育，对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钳制相对较弱，更无暇顾及各种学术和思潮的发展，思想才能得以解放而充满活力，文化界和知识界才能迎来自秦汉诸子百家以来少有的繁荣；四来国家虽然面临分裂，经济凋零政局不稳，但国民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有感于近代国事的衰颓，能够意识到文化与教育的重要性，出于对学问和学人的尊敬，愿意在资源上多加倾斜，学者和文化名人无论在社会地位上还是经济收入上，都还普遍过得去。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那时一些有智识的人们，多少还保有一些东方优良的传统，晓得一些敬畏，做人有些底限，虽然社会也不是他们这些书生所能改变的，但常怀兼济天下之志，这些人就不由得要发声、要做事。
有人盛赞民国可以称之为中国启蒙的时代，如果姑且算的话，那么我认为文革后的八、九十年代，也曾有过短暂的启蒙，可惜的是，胡适先生的一句“启了又蒙，蒙了又启”，不幸一语成谶，究其原因，大概还是启蒙的不够彻底。今天的教育和学术届，我不想多加评议，道听途说而来的不一定确凿，即使确凿，人微言轻徒增笑柄，留给“公共知识分子“和“大人物”们去说较好，至少能入耳，而不至于被人批评为“瞎侃”和 “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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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做学问，还是搞文艺，无疑民国都是一个好时代，一来国门初开西学东渐，大量的新知和思想涌将进来，令人目不暇接，从克鲁泡特金到民主代议制，从达尔文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文明戏到新文学，从传统国学到西方哲学，都有拥趸而无绝对的价值标准；二来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代，新旧交替不破不立，一方面整理国故一方面要探索新知，新学堂、新青年、新文化、新知识，就连先生也往往是新的，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变革，降低了学问的门槛儿，所有的知识也都要重新梳理，教科书尚且没有一定，自然也不会存在什么学阀，也正是这一代人，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与文化的基础和主干；三来虽然军阀混战，政治也不清明，但多忙于争抢地盘，并不过于干涉高等教育，对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钳制相对较弱，更无暇顾及各种学术和思潮的发展，思想才能得以解放而充满活力，文化界和知识界才能迎来自秦汉诸子百家以来少有的繁荣；四来国家虽然面临分裂，经济凋零政局不稳，但国民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有感于近代国事的衰颓，能够意识到文化与教育的重要性，出于对学问和学人的尊敬，愿意在资源上多加倾斜，学者和文化名人无论在社会地位上还是经济收入上，都还普遍过得去。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那时一些有智识的人们，多少还保有一些东方优良的传统，晓得一些敬畏，做人有些底限，虽然社会也不是他们这些书生所能改变的，但常怀兼济天下之志，这些人就不由得要发声、要做事。
有人盛赞民国可以称之为中国启蒙的时代，如果姑且算的话，那么我认为文革后的八、九十年代，也曾有过短暂的启蒙，可惜的是，胡适先生的一句“启了又蒙，蒙了又启”，不幸一语成谶，究其原因，大概还是启蒙的不够彻底。今天的教育和学术届，我不想多加评议，道听途说而来的不一定确凿，即使确凿，人微言轻徒增笑柄，留给“公共知识分子“和“大人物”们去说较好，至少能入耳，而不至于被人批评为“瞎侃”和 “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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