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也听过“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故事

从1972年5月周总理确诊为膀胱癌至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 在跨越5年的时间里，“600天”只是一个概数。 昨天下午，我对我妈说：“等端午我看完这本书，就留家里，给你看。” 我妈翻了翻目录，“嫌弃”道：“这么难过的一本书，我才不要看。” 87岁的老外公，记忆力衰退，忘过我妈，忘过我爸，也忘过我。记不全自己8个亲生孩子的名字，也记不清8个孙子孙女的名字。但当他看到书的封面周恩来的照片时，竟颤颤巍巍地竖起大拇指，说，这个人很有能力。 于我而言，对周总理最深刻的印象，一是源于小学语文课本一篇名为《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文章；一是源于高中历史课本一张他在黄埔军校任教时拍的黑白照片。 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这是我、我妈和我外公，三代人对这位辞世30周年的周总理的印象。 而他究竟有多“好”？ 我只想说，在“尊敬”一词被滥用的今天，他向我诠释了“爱戴”的含义。在“公务员”遭遇信任危机被人民花式调侃时，他叫我明白“同志”一词的严肃使命与沉重分量。 少年时，语文考试。 阅读题总爱节选文中的部分句读，叫我们评析好在哪。 若是碰着“排比”句，定要答“增强气势，感情洋溢”。 写作文，为拿高分。老师千叮咛万嘱咐，要龙头凤尾，多用“排比”。 一直以为，好的文章一定不能输在“排场”。 但其实，“真情”是不需要语法修饰，刻意雕琢的。 “感动”是“真情”的必然产物，而不是“排比”。 《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是1988年邓颖超在丈夫周恩来去世12年写下的一篇文章。 朴实的话，平静地就像话家常，我却从头哭到尾。 从未有过一篇文章，像它这般打动我，让我久久沉浸在悲伤中无法自拔。 所以，如果你愿意，我想带你重温当年“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真诚与感动，悲痛与不舍。 不停休，当病魔缠身 1973年，新年的第五天，已经连续工作20余小时的周总理，终于走进卧室休息。 警卫张树迎却紧张地端着盛满鲜血的尿壶，惊恐地喊着尚在沉睡的张佐良医生。 自1972年5月，周恩来在例行检查中发现尿中4个血红球以来。 尿血，这个让所有人日夜提心吊胆的事情终于来了。 “林彪事件”后，“解放老干部”是周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有限的生命里，争取时间，尽可能多得工作，他身体力行。 他的忙，是医生取尿都提心吊胆地害怕被拒绝；他的忙，是工作人员叮嘱为了身体好一定多喝水，他却嫌工作时间上厕所太麻烦不去做。 充分的休息，在病症早期，也许能换来病情好转。 但是，日程表满满当当地安排，常在夜间会见外宾……对普通人来讲正常的休息，在过度操劳的周总理这里，却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1973年6月，周恩来因30多个小时没睡觉，两天连轴转地他，第一次在卫生间睡着了。 夜里一点多，离会见外宾还差一刻钟。“诺，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周总理对工作人员说，随即起身。只要刮胡子，就说明周总理有外事活动，这是他的习惯。 可待秘书准备就绪，却找不到周总理。最后，大家才想起上卫生间找找看。 一开门，所有人都怔住了。 周总理左手拿着毛巾，右手握着沾着肥皂沫的刮脸刀，歪着身，竟倚在镜子前睡着了。 谁也不想叫醒周总理，都不出声，想让他再休息会儿。 可不一会儿，总理双肩一动，“哎呀”一声醒过来了，满脸愧疚，一边起身一边看表：“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在书中，多年来照顾周总理生活起居的人们，为他夜以继日的劳累干着急，为他日益衰弱的身体提心吊胆，为他加重的病情痛哭流泪。 西花厅有个不成文的“家规”，任何人不许向总理提出合影的要求，更不能为他人提出这个要求。就连跟拍周恩来16年的专职摄影师杜修贤，也不过只有两张单独合照。一张是1960年刚成为周恩来摄影师见面握手时拍下的照片，一张是1973年5月在从广东回北京的专机上由周恩来主动提出拍摄的照片。 总理主动提出与工作人员合影，这是陪伴总理多多年的工作人们，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就这样，张佐良医生、身边的警卫、秘书，甚至连机组乘务人员，都站到了总理身边。 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总理怕是知道自己所剩时间不多了，坐专机的机会很少了，故而有意识地主动提出和大家合影。 1974年，手术后一个月，病情复发，总理开始大量尿血，且伴有并发症——尿潴留。膀胱一旦出血过多，就会凝固成血块，堵住排尿口。疼痛难捱时，周总理就会在会见厅的沙发上来回翻滚，希望可以把血块晃开。为此，大家从西花厅搬来一张大木窗，好让总理翻滚时有个稍微宽敞的地方。 女服务员每每看到总理为一次解手要翻滚好久才能解决问题，更是难过至极，常常站在门口擦干眼泪再进门递毛巾。 周恩来自患癌症以来，先后经受了89次输血与13次手术。1975年6月，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的他，仍坚持工作。 1975年1月至9月，周总理主持外事活动44次。就这样，周恩来将解放军305医院的病房，变成了他最后一年生命里的办公室。 不得已，当污蔑四起 “四人帮”无中生有，无数次将矛头直指周恩来。 1932年的“伍豪启事”，就像是他多年来的心病。 “伍豪”是周恩来用的最多的一个化名，发文章也多用此名。国名党对这把“伍豪之箭”可谓恨之入骨。1932年2月，由中通特务张冲、黄凯等人牵头，污蔑周恩来，妄图瓦解共产党，在《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先后刊登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 本已经多方证实为国名党阴谋的一件小事，文革期间，却被“四人帮”揪着使劲做文章。 1975年9月20日下午2时，第四次大手术。 周恩来却将自己关在了卫生间，一个小时。邓颖超几次敲门，无所回应。“唉，又在写东西。”知夫莫过妻。 大家纷纷猜测，难道总理在写遗言。 终于，周恩来用颤抖的手将信交给妻子。原来，从1972年6月至1975年9月，三年多的时间，周总理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报告，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按照会议规定，将报告录音和有关资料作为档案交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保存。一直以来，周总理都希望党内能明白当年的历史真相，以免身后在有人利用“伍豪启事”制造事端。 此时，党内斗争激烈。江青等人开始在公开场合大谈《水浒》的“现实意义”，批判“现代宋江”散布“现代投降派”的言论，目的就是针对批判反对文化大革命以邓小平为首的“投降派”。 在担架车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忽然睁开眼，拼尽全身力气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这一声苍老、坚定的声音，把在场的人都怔住了。 这是一个病危的老人，面对即将而来生死未卜的手术，念念不忘的事。 在周总理住院的一年零七个月，邓小平来医院63次，除去每次手术后10天内不的探视的日子，平均每六七天就来医院一次。 李先念先后到医院52次，周总理临终时，他是第一个赶到医院的领导人。 叶剑英在周总理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几乎是天天来。 毛泽东在周恩来住院期间因身体原因未曾探访，也未曾出席追悼会。 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曾问起过。 邓颖超也正面回答，你们知道，主席对你们伯伯是那么器重，两个人几十年的这种革命战友出生入死，你伯伯后来的形象，如果主席去看他，两个人都会伤心，这样对两个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刺激，所以中央不同意主席去看他。 书里说，文革前，周恩来几乎每次外事访问回国，毛泽东都会去机场接机。 书里说，那时毛泽东视力模糊，当秘书将这个消息告诉他时，主席眉头紧锁，闭着的眼窝里流下了泪。 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病重，没有安排他参加有关周恩来逝世的一切活动。 据张玉凤回忆，1月15日，她终于将憋在心里的话说出口，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 一直处在悲伤中的主席，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吃力地说：“我走不动了。” 看到这里，我哭了。 我希望书里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不能说，当情非得已 周恩来一生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他没有子女，没有家产。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停止呼吸。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逝世。 他俩先后“住”在同一个骨灰盒里，骨灰也先后由天空洒向大海。 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他们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濡以沫。被称为“中南海模范夫妻”。 哪怕在生死别离的随后时刻，在革命与纪律面前，他们始终认为不该谈论其他的“心里话”。 邓颖超后来回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很多话，没有说。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两人于天津相识。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1927年曾有过一个孩子，邓颖超因难产，男婴生下便夭折。国内当时一片白色恐怖，邓颖超当夜逃难去上海寻找周恩来，一路颠簸，虚弱的身体再受伤害，从此再没有过孩子。 1920年，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其间与邓颖超等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一直保持书信联系。 觉悟社有个规定，在整个运动期间，不谈恋爱，更不谈结婚。 周恩来那时，秉承的是独身主义，当时邓颖超对婚姻也抱有厌世的想法，觉得女人一结婚这辈子都毁了，还天真的认为觉悟社的同志们，一定能帮助恩来实现他“独身”的愿望。 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不是恋爱之上。 就这样两个走在革命路上的同志，曾经坚信不谈儿女情长的志士，最后竟走到一起。 他俩看重的，就是在彼此眼里，都是能坚持革命的人。 邓颖超把她对周恩来的思念与感情，装进了1988年写的一封信里。 名字叫《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也是邓颖超的遗作。 西花厅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生活与工作的地方，海棠花是总理最爱的花。 1988年，邓颖超已经84岁了，周恩来逝世12周年。 当时邓颖超对在仍在身边工作的赵炜、高振普两位同志说：现在不发表。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喜欢海棠花的主人走了，你们认为可以发表就发表，作为我的遗作，是对恩来的回忆与缅怀。否则，就烧掉。 终于，在1998年3月5日，周恩来同志离世的第21年，邓颖超同志离开的第五年，这篇文章于《人民日报》发表。 P.S 是为人，孰能无过。有人问我，当有一个人，人人都说好的时候，你难道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吗？《周恩来最后600天》是一本感情十分丰富的书，不可否认，作者下笔是十分用心的，遣词造句都是对周总理能力与人格的双重肯定，少有责怪，我知道，主观色彩是强烈的。翻看它的第一眼，光是目录，我都险些流泪。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历史塑造了一个这么伟大的人物让我敬佩，让我爱戴，尽管人们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这一刻，我不想思考太多。 在缺乏信仰的时代，我需要看到这样一个坚挺的人，充当我生命中的偶像。 若要摧毁，但请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