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先秦诸子系年》
辛亥革命，钱穆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开始从事小学教育，后来进入到中学，从一般的语文教育到后来中学教授《四书》和《国学概论》，钱穆走出了一条独自读书治学的道路。这条道路，现代学者看起来，不免嗤之以鼻，认为是民科。但是，如果我们阅读他早期的作品，如《国学概论》和《四书释义》后，就会发现他还是严格参照了传统学术的方式进行撰写。
在撰写《论语要略》和《孟子要略》的时候，他参照了《明儒学案》中传记加学术评析的方式，对于孔子和孟子的生平加以考证，并根据现代学术分科，对于《论语》和《孟子》分别加以阐释和疏解。应该说，钱穆虽然没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但是我应该了解到当时的大学教育其实也非常不专业，从清代学术传统走出来，但是现代学术范式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社会上接受的还是晚清以来，康有为、章太炎和梁启超提倡的学术写作方式。特别是，民国后梁启超的写作风格，对于社会有志于读书的青年都是很好的指引。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后，逐渐成为新一代的学术领袖，钱穆的作品中自然也不会少了引用胡适的论断。在《国学概论》和《墨子》中，对梁启超和胡适著作的引用，都显示出钱穆非常熟悉晚清民国以来的学术走向。
受到晚清以来，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对于先秦诸子研究的影响，钱穆也开始将视野投入到这一领域。他根据《竹书纪年》和先秦诸子作品，来订正《史记》中春秋后期战国时期纪年的不准确，对于孔子及其弟子、墨子及其学派、战国初期列国政治和战国晚期政治与学术，撰写了一百五十余篇考证札记，并将其整理为四卷，汇集成册，命名为《先秦诸子系年》。
这部书在撰写初期，就曾选篇刊登在期刊上，蒙文通正好在南京内学院学习，在看到之后，便专门登门探访钱穆，认为其中许多论断与廖平关于先秦诸子的看法相合。顾颉刚在南下中山大学期间，也路过苏州与钱穆结识，并曾翻阅过这部作品的初稿，在看完后，认为钱穆不宜在中学任教，而是应该到大学教书，并推荐他到中山大学，而后推荐他去燕京大学任教。并在主持《燕京学报》期间，帮助钱穆发表了《刘向刘歆王莽年谱》。
在五十年代后期，顾颉刚重新翻阅这部先秦学术史著作，依然叹羡不已，认为自己一生没有此等著作。不过，这部作品今天看起来虽然是鸿篇巨制，但是如果考察清代学术史，就会发现撰写《五经》和诸子著作的读书札记，几乎是所有学者都会进行的基础训练。其中以顾炎武的《日知录》和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最为出名，而晚清章太炎的《膏兰室札记》也是此类作品。不过，他们并没有将这种读书札记作为专门考订春秋战国史的著作而已。钱穆这本书虽然被视作学术著作，但是从写作体例上，依旧没有超越考证札记的范畴，只是因为其撰写主题集中，才不显得散乱而已。
胡适在二十年撰文，称清代学术方法就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对于当时的学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虽然，胡适的目的是想通过清代文献考证的方式，整理传统学术，但是其号召作用，对于江南深受清代学术影响的学者来说，不啻是一种正名。他们正好可以借助“科学方法”的名义，将清代文献考证的方法翻新，继续传统学术研究。
六十年代，余英时曾写信向钱穆求教学术研究方法，钱穆仍将《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清人治学的方法视作学术研究的唯一方法。从中不难想见他是如何将清代学术方法当作研究工具加以使用和批评的。因此，在阅读民国时期清代学术史作品时，就不仅仅要当历史研究，而且还可以视作学术方法论。
不过，恰恰就是受清代考证学的影响，通过先秦诸子作品和清代考证作品的对比研究，钱穆的研究始终没有超越传统文献的范畴，因此考证的结论也不可能超越文献考证的结果。因此，他除了考证孔子与弟子生平，借助崔述的《考信录》外，在考证老子生平时，就缺乏更合理的旁证，将《史记》中老子的三种传说一一加以考证，并得出了老子就是老莱子的看法。并认为《道德经》晚于《庄子》的看法。这些结论，在出土文献的挖掘后，都成了一种笑谈。虽然，钱穆当时言之凿凿，但是文献考证不可能超越时人的看法，除非有了新的材料加以证实，否则不免陈陈相因。
那么，我们是否因为新文献的出土，反过来否定这部著作的价值呢？
钱穆的写作方式，深受清代学术研究的影响，从他这部著作中，我们能够看出他非常熟悉清代考证学者的研究。在设立研究主题后，他一方面引用先秦秦汉的作品，另一方面又引用清代考证作品，对于上述历史进行考辨。钱穆这部作品的意义，恰恰是通过春秋战国史这一研究主题，将先秦资料与清代作品结合起来，然后最后加以自己的判断。这就相当于我们必须熟悉近代学术研究的著作和看法，将这些看法与相关主题的资料结合起来重新加以考察。有些人认为钱穆的学术作品缺乏原创精神，但是如果不熟悉前代学者研究成果，关门造车就能有所创新吗？
我们不必因为钱穆对于传统的推崇，而过分高抬他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也不用因为他的研究错误，而彻底否定他学术研究的所有结论。熟悉和了解前代学者研究的成果，并通过学习和继承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其实就是钱穆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了。
在撰写《论语要略》和《孟子要略》的时候，他参照了《明儒学案》中传记加学术评析的方式，对于孔子和孟子的生平加以考证，并根据现代学术分科，对于《论语》和《孟子》分别加以阐释和疏解。应该说，钱穆虽然没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但是我应该了解到当时的大学教育其实也非常不专业，从清代学术传统走出来，但是现代学术范式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社会上接受的还是晚清以来，康有为、章太炎和梁启超提倡的学术写作方式。特别是，民国后梁启超的写作风格，对于社会有志于读书的青年都是很好的指引。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后，逐渐成为新一代的学术领袖，钱穆的作品中自然也不会少了引用胡适的论断。在《国学概论》和《墨子》中，对梁启超和胡适著作的引用，都显示出钱穆非常熟悉晚清民国以来的学术走向。
受到晚清以来，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对于先秦诸子研究的影响，钱穆也开始将视野投入到这一领域。他根据《竹书纪年》和先秦诸子作品，来订正《史记》中春秋后期战国时期纪年的不准确，对于孔子及其弟子、墨子及其学派、战国初期列国政治和战国晚期政治与学术，撰写了一百五十余篇考证札记，并将其整理为四卷，汇集成册，命名为《先秦诸子系年》。
这部书在撰写初期，就曾选篇刊登在期刊上，蒙文通正好在南京内学院学习，在看到之后，便专门登门探访钱穆，认为其中许多论断与廖平关于先秦诸子的看法相合。顾颉刚在南下中山大学期间，也路过苏州与钱穆结识，并曾翻阅过这部作品的初稿，在看完后，认为钱穆不宜在中学任教，而是应该到大学教书，并推荐他到中山大学，而后推荐他去燕京大学任教。并在主持《燕京学报》期间，帮助钱穆发表了《刘向刘歆王莽年谱》。
在五十年代后期，顾颉刚重新翻阅这部先秦学术史著作，依然叹羡不已，认为自己一生没有此等著作。不过，这部作品今天看起来虽然是鸿篇巨制，但是如果考察清代学术史，就会发现撰写《五经》和诸子著作的读书札记，几乎是所有学者都会进行的基础训练。其中以顾炎武的《日知录》和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最为出名，而晚清章太炎的《膏兰室札记》也是此类作品。不过，他们并没有将这种读书札记作为专门考订春秋战国史的著作而已。钱穆这本书虽然被视作学术著作，但是从写作体例上，依旧没有超越考证札记的范畴，只是因为其撰写主题集中，才不显得散乱而已。
胡适在二十年撰文，称清代学术方法就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对于当时的学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虽然，胡适的目的是想通过清代文献考证的方式，整理传统学术，但是其号召作用，对于江南深受清代学术影响的学者来说，不啻是一种正名。他们正好可以借助“科学方法”的名义，将清代文献考证的方法翻新，继续传统学术研究。
六十年代，余英时曾写信向钱穆求教学术研究方法，钱穆仍将《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清人治学的方法视作学术研究的唯一方法。从中不难想见他是如何将清代学术方法当作研究工具加以使用和批评的。因此，在阅读民国时期清代学术史作品时，就不仅仅要当历史研究，而且还可以视作学术方法论。
不过，恰恰就是受清代考证学的影响，通过先秦诸子作品和清代考证作品的对比研究，钱穆的研究始终没有超越传统文献的范畴，因此考证的结论也不可能超越文献考证的结果。因此，他除了考证孔子与弟子生平，借助崔述的《考信录》外，在考证老子生平时，就缺乏更合理的旁证，将《史记》中老子的三种传说一一加以考证，并得出了老子就是老莱子的看法。并认为《道德经》晚于《庄子》的看法。这些结论，在出土文献的挖掘后，都成了一种笑谈。虽然，钱穆当时言之凿凿，但是文献考证不可能超越时人的看法，除非有了新的材料加以证实，否则不免陈陈相因。
那么，我们是否因为新文献的出土，反过来否定这部著作的价值呢？
钱穆的写作方式，深受清代学术研究的影响，从他这部著作中，我们能够看出他非常熟悉清代考证学者的研究。在设立研究主题后，他一方面引用先秦秦汉的作品，另一方面又引用清代考证作品，对于上述历史进行考辨。钱穆这部作品的意义，恰恰是通过春秋战国史这一研究主题，将先秦资料与清代作品结合起来，然后最后加以自己的判断。这就相当于我们必须熟悉近代学术研究的著作和看法，将这些看法与相关主题的资料结合起来重新加以考察。有些人认为钱穆的学术作品缺乏原创精神，但是如果不熟悉前代学者研究成果，关门造车就能有所创新吗？
我们不必因为钱穆对于传统的推崇，而过分高抬他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也不用因为他的研究错误，而彻底否定他学术研究的所有结论。熟悉和了解前代学者研究的成果，并通过学习和继承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其实就是钱穆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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