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止凯撒不爱我 ——《民主的细节》，《凯撒不爱我》并议

       新闻与强权
       马哲认为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意即有国家就一定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想来是因为总不能人人都进行自我统治，那岂不成了“一人国”了？且以此为大前提讨论。
       知之不多，便不妄议欧洲历史，只以中国古代为讨论对象，几千年来朝代更迭，建立，推翻，重来，再推翻，周而复始，何也？
       盖因“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强权统治适合打天下，却不能用于治国。焚书坑儒？——“秦三世而亡。”民敢怒不敢言会怎么样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统治阶级看似居高临下，但上之所以为上，乃因有下：九层之台，尚起于垒土。且居于上层者，天然就应该对下层负有遮风挡雨的责任，下层享受庇护，所以甘居于下；倘上层不仁，下层不堪重负，也会揭竿而起。所以这事实上应该是一种博弈均衡，各取所需的关系。
      由此可见，虽然统治者为统治者，被统治者虽然为被统治者，但事实二者处于同一根平衡木上，寻找一个平衡点就显得如此重要。这个平衡点的位置是如此微妙，所以不能由两方中的任一方来承担：没有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的道理。
       新闻人就是这应运而生的第三方。因为其中间位置的角色设定，使的他们一方面可以倾听民意，以达上听；另一方面则要盯紧决策层，口诛笔伐。此时新闻人的作用就是引导民众通过合法平和的方式维护权益，将变革的社会成本减少到最小。可是在非民主的社会环境下，这是不成立的。所以以这种定义看来，强权之下，最需要新闻，也最缺乏纯粹的新闻。
       强权要求顺从与依附，而独立恰是自由派新闻（或者说“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存在的前提。二者互为天敌，却又相依而生。

   寻找精英治国与民主政治的平衡点
       而这又和精英治国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大的国家机器想要维持运作，是需要有能力胜任的“精英”们操作的。
       圣人生而大盗起，窃国者诸侯；且不说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的意思也不是人人都是决策者，而是人人都可以是决策者。而由于个人能力或个人意愿不同，总有人不会成为决策者。他们的利益谁来保护呢？指望决策者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人性是最不可靠的，尤其是当他的手里握有权利。要让决策者真是的感受到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才不会轻举妄动；司法是最有力的执行者，新闻则是最有力的触发者：他们自身的属性导致他们往往能看到并挖到更深层的东西。同时沟通上层决策阶层与下层人民诉求，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以及保护弱势群体，是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他们发声，给他们的利益代言的。因为这里所提到的弱势群体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地位等一些外在的，更多的可能是思想上的弱势——他们甚至看不清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以及该如何运用现有的去争取应得的。
       新闻人都应该作为社会的良心，触发改革，为民请命。
       ——像摩西分海，带领以色列人出逃埃及的压迫——新闻人不是上帝的使徒，我们是民主的使徒，我们为真相而来。

       文人论政？——同论新闻人的自由传统与典范
       所谓“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我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当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
       将学识淬炼成最精砺的钢，在把这思想的钢打磨成最锐意的枪，言论的枪，对，言论，决策者须知人言可畏。
       无冕之王实际是这种民主和自由的新闻观念，以及在报纸事件中反映出的独立性。
       看《凯撒不爱我》，作者似乎是十分推崇文人论政的，向往“达则兼济天下”，以为好的新闻就是能够“一剑声寒动九州”的无上魄力与能力，是关乎国计民生，能够引起领域震动的大新闻。
在他笔下，无论是写出有“改变历史的影响力”的《屠场》的辛克莱，还是能引起“媒体大地震”意即政坛地震的赫斯特，以及“‘一文而动天下’可以决定国家议程”的赫什，均是笔底波澜，成为改革的媒触。他们都十分厉害。
       不过，《民主的细节》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细节：（在普遍左倾的高校中）越是远离经济基础的院系，就越左倾。
       文人议政，要坚持的是文人的风骨与真实，却不可倚仗文人的天真与感性。
       王建壮先生所大力推崇的张季鸾老先生更多的是作为民主社会的启蒙的角色，起一种“去塞求通”的作用，写的也多为社论。
       文人论政还典型表现为深厚的爱国情怀，独立的报刊品格以及鲜明的舆论倾
向——固然很好，但这不完全符合纪实新闻的要求吧？
       在这一方面，我更认同罗素1959年的未来寄予：把你知道的原原本本的告诉大众，不要让自己被自己所更愿意相信的，或者认为人们相信了会对社会更加有益的东西所影响，只是单纯的去审视，什么才是事实。
       文人论政要求；记者在新闻中；真相却要求：记者不在新闻中，有的，只是事实。

       我的疑义：何为“新闻人”？
      《凯撒不爱我》中，作者写了那么多的“新闻人”，我却不甚明白：新闻人是什么?记者到底该报道什么？
       “新闻人”。听上去就像是很有崇高职业理想的名字。
新闻可以是教授普洛提斯和他的学生做出来的，“扒粪运动”的开创者之一斯蒂芬斯说：记者不写隐私，只写公益。 萨维奇却是因报道当时作为很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哈特的绯闻而初步成名的，或许是当一个人成了公众人物，且与政治扯上关系之后，一些原本是隐私的东西就不成为隐私了？他的个人事务也有可能影响到公众利益？
      作者讲的是他所认为的新闻人的最高追求，是一个理想化的东西，所谓理想，就是“可望而不可及”，如果决心成为一个新闻人，大可以心向往之，却不必以此为绝对的衡量标准。
      他是说故事的人，你却不可错认自己是主角。

       岂止凯撒不爱我
       既然新闻人追寻真相，力求公开，社会愈加开放，利益团体众多且往来关系复杂。视新闻人为天敌的，又岂止凯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