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智量师在一起的日子 王志耕
时间过得很快，智量师80寿诞的日子到来了，而我也从当年随先生读研究生时的毛头小伙子成了年近半百的人。我是个心事较重的人，自从40岁以后便常有老年人的心态，喜欢回顾自己的一生，新事记不住，旧事却越来越被唤回心头。而回想最多的，是我从石家庄到上海读书的日子。因为，对于我来说，那是我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其重要性超过了我1978年初从偏远的乡下进省城读大学。可以说，直到跨入上海滩之前，我一直是靠自己的摸索走路的，只凭着一种年轻人的凌厉之气在懵懂中闯荡。可以说，除了父母之外，从来没有人告诉我，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人到底应当怎样生活。直到认识了智量师，我才有了生命中第一个导师，在我们相处的三年里，智量师成为影响我成长的最重要的人。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从本性上来说，我自认为不是个勤奋的人，但我的心里却始终存着一个信念，不要让我的老师失望，要努力，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的老师，做一个好的学者。我相信，是这种信念推动着我去学习、去教书、去研究、去做人。
我第一次见到智量师是在1984年暑假。当时在苏州铁道师范学院有一个外国文学讲习班，规模很大，学员有二百多人，基本都是全国各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师，授课老师则是本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如张月超、许汝祉、夏仲翼、草婴、王智量等。我那时刚从河北师大毕业留校不久，正处在业务的迷茫期，急于找一个专业导师为自己引路，所以满怀热情地报名参加了这个讲习班。在课上，一下子见识了这么多名流人物，感觉有些眼花缭乱。我虽然年轻时行事颇莽撞，却不善交际，尤其是与前辈名家。但我已记不清当时为什么在那么多先生中就选择了智量师，并在课余时间贸然敲开了他在宾馆的门，那一刻起，我心里就有了一种确定不移的感觉：这就是我的老师。今天想起来，当时我之所以选择智量师，是因为他身上的一种特殊品性：很高的名望与平易的谈吐所造成的亲近感。正是这种亲近感打消了我的忐忑，并使我们彼此走进对方的世界。
其实，智量师身上这种亲近感是一种极为复杂的人格表现形式。从家世上说，智量师可称出身名门，其祖父王世镗是中国近代书法大家，尽管后来家道中落，但书香门第的气度却是在血液里流淌着的，在四十年代能供子女读北京大学的，显然不是普通寒门之家所能为；从成长经历上说，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学业上始终领先于同侪，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进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些经历都发生在他人格形成的青少年时期。以上这些因素，一是奠定了他将来学有所成的基础，所谓名望之由来，二是养成了他孤高绝傲的性情，所谓潇洒之由来。以我的推断，本来智量师可以由上述条件而最终形成一种卓尔不群、目高于顶、傲视尘俗的个性，然而他进入成年后的一系列遭遇却彻底改变了这种可能性。正当他要实现自己超越凡俗的理想宏图之时，他被打成右派，继而被发配到大西北劳动改造，继而患上严重的肝炎，几乎抛尸流放地，继而家庭破裂，妻离子散，这一系列超乎寻常的打击，沉重地挫伤了他血液中书香门第的尊严和年少轻狂的高傲，尽管在内心深处仍保持着体面生存的坚毅信念，但任何人在这样的境遇中，如果你想保持完整的肉体性存在，就必须学会卑微地生存。智量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生存方式，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他以世代书香、北大才子之尊，卑微地从事过各种可以赚到铜板的活计，他忍辱负重，承担着在他看来本无法承受的卑微。然而，不知有幸还是不幸，智量师未能将卑微进行到底，他的卑微一方面体现为对苦难的承受，一方面体现为对同陷于苦难中的小人物的怜悯、同情与救助，――这正是作为学生的我们在他身上经常可以看到的；另一方面，他的卑微又体现为对救助者的感恩，正是基于感恩的想法，当年华东师大校长、教育学家刘佛年接收他到学校工作时，他竟会放弃自己的专业而主动到教育系去做一个普通助教；而他对曾在落难时帮助过他的老师余振先生敬如长辈。然而，他的卑微却并没有转化为对强权与优越者的屈服与忍让，这或许也是他屡遭磨难的原因，――相反，他从始至终，总是会对可能威胁到他做人尊严的因素做出激烈的反应，这使他在很多情况下显得不会“做人”；然而，正因为他的这种不甘卑微，也为他赢得了许多赞赏，因为他从不会为了一己形而下的利益而放弃哪怕是心血来潮的一点信念。
所以我最初看到的这个温和平易的老头，其实是一个狷介不羁、有着坚毅信念的学者和诗人。我相信我最初与智量师的亲近绝不仅仅因为他的平和，而是他那种历经磨难之后的平和以及这平和中透露的坚毅。这也正是我对自己的一种人格理想，并且我也的确受到这种人格的引导而具有类似的特点。只不过我的平和与耿介混合的性格，不是因为出身的高贵与经历的坎坷，却是因为天性敏感而对挫折的夸大感受、最终形成的自卑与自傲。在我这样的平和中就少了些骨气，而在这样的耿介中却多了些乖戾。好在我本质上是个好学生，这使我在很多方面都不枉是智量师的学生。
我最先从他那里学到的是感恩。1984年结识智量师后，第二年我就参加了研究生考试，投往他的门下。我的底子先天不足，学不得法，所以考试时专业课勉强及格，侥幸进入复试。在面试时，我把自己成绩的不理想和基础的薄弱都归结于本科教育的质量差，对本科阶段专业课老师的教学大表不满，以至当时的面试已不是我在回答问题，而是在控诉我所接受的本科教育。可以想见，我的面试成绩仍然不理想。面试后智量师单独约我谈了一次话，谈话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分析了我整个考试中存在的问题，其次就是指出我面试时指责本科老师的问题，他说的许多话我已记不清楚，唯有一句却让我毕生难忘，至今仍时时响在耳边，这句话就是：“不管你的老师怎么样，你所学过的知识毕竟是从他们那里来的。”现在想起来，一个学生大肆指责自己过去的老师，其实是一件相当恶劣的事，但智量师没有用激烈的言辞斥责我，只是用一句最普通的话来点醒我。接下来谈话的第三个内容是要我回去后帮他誊抄屠格涅夫《散文诗》的译稿，并嘱我在誊抄时提出意见。当我把译稿拿回住处时，忽然意识到，这意味着智量师原谅了我的浅薄，并接纳了我。联想到他说的对待老师的态度，我一下子明白了一个道理，老师也许不是一个知识宝库，但他引领学生入门，给学生提供机会，这就是一种恩情!或者说，当一个老师肯于教给你知识，教给你人生道理的时候，作为学生，你和他就已建立了一种不可割裂的关系，这种关系将会伴随你一生，尽管这种关系并不像父子关系那样唇齿相依，但它却是你生命中亲情的一部分。时常感念着它，你会感到生命的充实和温馨。
当然，我和智量师这种如亲情一般的关系的建立更有赖于三年的密切相处。我1985年入学时已经26岁，但这在我们同届的五位师兄弟(王圣思、王璞、刘文荣、戴耘和我)中却还是年龄最小的，所以，智量师一些跑腿的事常是我来做，这也就使我们有了更多日常接触的机会。在这些日常事务中，我做得最多的是为余振先生取书信等物，那时余振先生已退休，年龄大了，不便来校，这些事原来一直是智量师自己在做。从学校到汾阳路余振先生家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乘公交车就更慢，因为要换乘。而智量师多年来就一直为余振先生跑腿。自从我接了班后，每次去智量师处取东西给先生送去，都要在二位先生处闲聊一番。余振先生晚年耳背，常常听不到敲门声，智量师就告诉我使劲用脚踢门，甚至拿砖头砸，好在余振先生住处的外门是块破木板做的，否则即便是好门也被砸坏了。但就是这样，也往往是把邻居都砸出来了，先生还是没听到。因此，我和老先生的聊天其实就是我在听他讲过去的事。而我对余振先生本人的更多了解还是从智量师那里得到的。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余振先生的老伴在家里掌有财权，且过日子极为节俭，因此余振先生尽管拿着文革前二级教授的高工资，却常常“身无分文”；一次智量师把一点稿费偷偷给了余振先生，说不必告诉师母，老头当时很高兴地赶紧把钱揣起来；然而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余振先生就来敲门，他一脸疲惫地说：“智量啊，你这点钱把我闹得一宿没睡好，我把钱放在棉裤里，怕被你师母发现，就把棉裤枕到头下，你师母问，我说枕头低，垫高点，又怕你师母怀疑，这一宿没睡着啊!钱还是给你，由你去交给师母吧。”无奈，智量师只好再直接把钱送给师母。余振先生在家里吃得简单，师母也不擅烹调，智量师就时常找机会请他到家里或外面吃饭，每次余振先生都是憨憨地笑着说：“又过了一回年。”我在读期间，智量师主编的自考教材审稿，还专门请余振先生在华东师大招待所住了三天，由我陪同，伙食是包在那里的，规格很高，那几天把我的胃都吃坏了，怪不得余振先生当时也跟我说：“这不是天天过年吗!”从智量师和余振先生的关系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师生间那种一生相伴的真情，并真切地体会到，如果能有机会做些什么来报答老师的恩情，那是一种很幸福的事。
其实，对老师感恩的最高形式，是成为老师的骄傲。在和余振先生的聊天中，老人时常流露出为自己有智量这样的学生而生出的自豪之情。那时智量师已是年近花甲、有很高名望的学者，但余振先生在他的著述中提到智量师时总是用一样的称呼“王智量同学”。在我看来，这个简单的称呼中包含着难以言表的自豪，你看，这么大的教授、学者，也还是我教出来的“同学”。余振先生是个大翻译家，起码在俄国文学翻译界，他的汉语表达能力是首屈一指的。老先生除了俄国文学翻译，其国学的底子也十分深厚，而他对中国古代棋经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有很高声誉。但他译诗却有一个癖好，只要原文是音步整齐的格律诗，他的译文必须每个诗行字数相同，俗称“豆腐块”。他曾对我说：“这种豆腐块的译法其实是个毛病，可是我就是有这个癖好，明知有时候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更好，可就是拗不过来。你看智量就不这样，还是他那样好，他译的奥涅金就好，要让我译可能就死板了。”老先生其实对自己的“豆腐块”能力颇为得意，因为越是规整，难度越大。在俄语翻译圈里能打得住他老的眼的没有几个，而这其中就有“王智量同学”。因此，从那时起我就有一个愿望，将来也让我的老师亲口说：“你看，王志耕做得就好!”为了这一个想法，我一直坚持着，其实当我毕业后回到河北师院那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时，我还不知道，我离这个愿望越来越远了。但好在我比智量师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一个赴俄进修的机会，使得我没有理由不把俄国文学研究继续下去。记得1993年我回国后到上海去看望智量师，他开玩笑地问我：“现在是你俄语好还是我俄语好？”我不假思索地答道：“还是我好些吧。”后来我仔细想过，其实我这样说的时候心里并没有底，以智量师能够把《叶甫盖尼·奥涅金》背诵下来的功夫，我怎么能赶得上？然而我之所以那样脱口而出，是在下意识里有一种想法，我要超越我的老师，我不能让他为我失望。大约是2004年我到上海开一个学术会议，智量师和我走在校园里，遇到了他的一个熟人，就向对方介绍我：“这是我的学生，是北方地区研究俄罗斯文学最好的学者。”我听得出来智量师的口吻中流露的自豪与骄傲，但这句言过其实的话始终像一条鞭子在驱策着我努力工作，尽管我知道，我可能永远也做不到像他说的那样，但我最起码要做到不让他失望。也许没有人知道这一点，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一部分是为我的老师写的，就是这种虚荣心，也成为我生活中的动力。
如今我自己做老师也有很多年了，无论我面对什么样的学生，我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模仿着智量师的样子，他讲给我的许多话，我都原原本本地传授给了我的学生。当年我在河北师大给本科生讲课时就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考研，一定要去追随名师大家去学习，因为达到了这一目的，就使你从一个地方院校的普通学生一下子成为名家身边的弟子，当那一刻到来的时候，你和一位过去只从书本上见过名字的长者面对面坐在他家的书房里，你手捧师母递过来的一杯清茶，长者手里擎着一只烟斗，袅袅的烟雾弥漫在书房之中，就在这样的气氛中，你一下子就进入了神圣的学术的殿堂，这是何等美妙的景象啊!其实这些话我都是从智量师那里听来的，他最初讲这些，是说明研究生的学业不是在课堂上完成的，而是在师生间日常相处的、随意自然的交流中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学到的不仅是老师的学问知识，更重要的是老师为人处事、对待生命与学术的态度。因为在茶叶的清香和烟斗的雾缕中，师生间发生了奇妙的融合，老师身上的一切都在这种氛围中弥漫开来，被学生细细地吸入，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智量师的整个授业过程正是这样的。读书三年期间，他从不填鸭式地给我们上课，我们的课堂全部是讨论的方式，参加讨论的每个人，包括智量师本人，都兴之所致，畅所欲言，大家都像清茶飘香、烟斗吐雾一样，把自己的思想抛洒到智量师书房的空中，由大家细细啜饮、吸食，共同享用。除此之外，智量师力求为这个交流空间带入更丰富、更新鲜的气息，他会随时把到家来访的其他老师、同学拉进我们的讨论课，哪怕人家并不会发言，但有了新的听者，整个语境也会被重新激活，从而引发我们更为活跃的思维。那时参加我们讨论最多的是夏中义老师，智量师非常欣赏他的理论功底和看问题的独特视角，在讨论中夏中义的发言也确实常常带给我们许多新鲜的启发。我们的课堂除了智量师的书房，还有上海市内许多名家名师的客厅。有时是智量师亲自带领我们登门求教，有时是他联系好，我们几个学生自己去，有时则是智量师故意找个情由派我们去拜访这些名家名师。在我曾“登堂入室”过的大家名单上几乎包括了当时上海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界的所有元老级人物：余振(如前述，我去得最多)、施蛰存、徐中玉、朱雯(罗洪)、草婴、方重、辛笛(因圣思兄的关系，也去得多些)、方平、林秀清、夏仲翼、钱春绮、翁义钦等。在和这些前辈的接触过程中，我们更多的不是学习，而是去感受，去感受他们身上洋溢着的大家风范，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一颦一笑中感受与接近他们的人生，进而去模仿他们的行为举止，模仿他们的人生态度，模仿他们赖以成为大家的特殊气质。在每一次拜访之后，我的心底就有一个同样的声音出现：“将来我也要成为他!”尽管直到今天，我还远远没有成为“他”，但我相信一点，智量师通过营造各种对话交流的机会，让我领略到了人生可能达到的深邃与高远的境界。
说心里话，这些大家的人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无法模仿的，起码就我个人而言，在全部的人生经历中从未遇到过苦难、磨折，在和平的环境中按部就班地走到了人生的中途。这些名家名师，他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缩影，在他们身上凝结着近一个世纪的风雨烟尘，而我20多年来一直追随其踵武的智量师，更是20世纪整个后半期中国动荡、苦难与进取的一部分，几十年特殊的体验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这使得他的每一个举动中都浸润着历史的深度与含蕴。这些，是我们这一代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进入、无法领略其真谛的，我们只有在他的讲述中在头脑里获得一个朦胧印象。我们缺失了对苦难的理解，渐渐漂浮在后现代的碎片之中，这是比缺失了专业知识更为可怕的景象。但有幸的是，我从智量师这里反复地倾听了这种讲述，反复重叠的印象不断提醒着我：曾经有一个时代，当你每天清晨睁开眼的第一件事，不是满怀期待地迎接阳光，而是拖着饥饿的身躯去驱赶黑暗。
因此，我很庆幸我有今天的生活，尽管我们已不可能像智量师那一代人那样有深度地生活。也因此，我也希望能在每一个快乐的清晨去做出有意义的努力，也许，如果有幸，当我也能迎来80岁的生日，那天，虽然我可能无法拥有如智量师满门桃李这样的财富，却很自豪于曾经得遇一个生命的引路人，曾经拥有许多美好的记忆，而正是这种记忆，陪伴我走过平静而执着的一生。
我第一次见到智量师是在1984年暑假。当时在苏州铁道师范学院有一个外国文学讲习班，规模很大，学员有二百多人，基本都是全国各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师，授课老师则是本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如张月超、许汝祉、夏仲翼、草婴、王智量等。我那时刚从河北师大毕业留校不久，正处在业务的迷茫期，急于找一个专业导师为自己引路，所以满怀热情地报名参加了这个讲习班。在课上，一下子见识了这么多名流人物，感觉有些眼花缭乱。我虽然年轻时行事颇莽撞，却不善交际，尤其是与前辈名家。但我已记不清当时为什么在那么多先生中就选择了智量师，并在课余时间贸然敲开了他在宾馆的门，那一刻起，我心里就有了一种确定不移的感觉：这就是我的老师。今天想起来，当时我之所以选择智量师，是因为他身上的一种特殊品性：很高的名望与平易的谈吐所造成的亲近感。正是这种亲近感打消了我的忐忑，并使我们彼此走进对方的世界。
其实，智量师身上这种亲近感是一种极为复杂的人格表现形式。从家世上说，智量师可称出身名门，其祖父王世镗是中国近代书法大家，尽管后来家道中落，但书香门第的气度却是在血液里流淌着的，在四十年代能供子女读北京大学的，显然不是普通寒门之家所能为；从成长经历上说，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学业上始终领先于同侪，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进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些经历都发生在他人格形成的青少年时期。以上这些因素，一是奠定了他将来学有所成的基础，所谓名望之由来，二是养成了他孤高绝傲的性情，所谓潇洒之由来。以我的推断，本来智量师可以由上述条件而最终形成一种卓尔不群、目高于顶、傲视尘俗的个性，然而他进入成年后的一系列遭遇却彻底改变了这种可能性。正当他要实现自己超越凡俗的理想宏图之时，他被打成右派，继而被发配到大西北劳动改造，继而患上严重的肝炎，几乎抛尸流放地，继而家庭破裂，妻离子散，这一系列超乎寻常的打击，沉重地挫伤了他血液中书香门第的尊严和年少轻狂的高傲，尽管在内心深处仍保持着体面生存的坚毅信念，但任何人在这样的境遇中，如果你想保持完整的肉体性存在，就必须学会卑微地生存。智量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生存方式，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他以世代书香、北大才子之尊，卑微地从事过各种可以赚到铜板的活计，他忍辱负重，承担着在他看来本无法承受的卑微。然而，不知有幸还是不幸，智量师未能将卑微进行到底，他的卑微一方面体现为对苦难的承受，一方面体现为对同陷于苦难中的小人物的怜悯、同情与救助，――这正是作为学生的我们在他身上经常可以看到的；另一方面，他的卑微又体现为对救助者的感恩，正是基于感恩的想法，当年华东师大校长、教育学家刘佛年接收他到学校工作时，他竟会放弃自己的专业而主动到教育系去做一个普通助教；而他对曾在落难时帮助过他的老师余振先生敬如长辈。然而，他的卑微却并没有转化为对强权与优越者的屈服与忍让，这或许也是他屡遭磨难的原因，――相反，他从始至终，总是会对可能威胁到他做人尊严的因素做出激烈的反应，这使他在很多情况下显得不会“做人”；然而，正因为他的这种不甘卑微，也为他赢得了许多赞赏，因为他从不会为了一己形而下的利益而放弃哪怕是心血来潮的一点信念。
所以我最初看到的这个温和平易的老头，其实是一个狷介不羁、有着坚毅信念的学者和诗人。我相信我最初与智量师的亲近绝不仅仅因为他的平和，而是他那种历经磨难之后的平和以及这平和中透露的坚毅。这也正是我对自己的一种人格理想，并且我也的确受到这种人格的引导而具有类似的特点。只不过我的平和与耿介混合的性格，不是因为出身的高贵与经历的坎坷，却是因为天性敏感而对挫折的夸大感受、最终形成的自卑与自傲。在我这样的平和中就少了些骨气，而在这样的耿介中却多了些乖戾。好在我本质上是个好学生，这使我在很多方面都不枉是智量师的学生。
我最先从他那里学到的是感恩。1984年结识智量师后，第二年我就参加了研究生考试，投往他的门下。我的底子先天不足，学不得法，所以考试时专业课勉强及格，侥幸进入复试。在面试时，我把自己成绩的不理想和基础的薄弱都归结于本科教育的质量差，对本科阶段专业课老师的教学大表不满，以至当时的面试已不是我在回答问题，而是在控诉我所接受的本科教育。可以想见，我的面试成绩仍然不理想。面试后智量师单独约我谈了一次话，谈话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分析了我整个考试中存在的问题，其次就是指出我面试时指责本科老师的问题，他说的许多话我已记不清楚，唯有一句却让我毕生难忘，至今仍时时响在耳边，这句话就是：“不管你的老师怎么样，你所学过的知识毕竟是从他们那里来的。”现在想起来，一个学生大肆指责自己过去的老师，其实是一件相当恶劣的事，但智量师没有用激烈的言辞斥责我，只是用一句最普通的话来点醒我。接下来谈话的第三个内容是要我回去后帮他誊抄屠格涅夫《散文诗》的译稿，并嘱我在誊抄时提出意见。当我把译稿拿回住处时，忽然意识到，这意味着智量师原谅了我的浅薄，并接纳了我。联想到他说的对待老师的态度，我一下子明白了一个道理，老师也许不是一个知识宝库，但他引领学生入门，给学生提供机会，这就是一种恩情!或者说，当一个老师肯于教给你知识，教给你人生道理的时候，作为学生，你和他就已建立了一种不可割裂的关系，这种关系将会伴随你一生，尽管这种关系并不像父子关系那样唇齿相依，但它却是你生命中亲情的一部分。时常感念着它，你会感到生命的充实和温馨。
当然，我和智量师这种如亲情一般的关系的建立更有赖于三年的密切相处。我1985年入学时已经26岁，但这在我们同届的五位师兄弟(王圣思、王璞、刘文荣、戴耘和我)中却还是年龄最小的，所以，智量师一些跑腿的事常是我来做，这也就使我们有了更多日常接触的机会。在这些日常事务中，我做得最多的是为余振先生取书信等物，那时余振先生已退休，年龄大了，不便来校，这些事原来一直是智量师自己在做。从学校到汾阳路余振先生家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乘公交车就更慢，因为要换乘。而智量师多年来就一直为余振先生跑腿。自从我接了班后，每次去智量师处取东西给先生送去，都要在二位先生处闲聊一番。余振先生晚年耳背，常常听不到敲门声，智量师就告诉我使劲用脚踢门，甚至拿砖头砸，好在余振先生住处的外门是块破木板做的，否则即便是好门也被砸坏了。但就是这样，也往往是把邻居都砸出来了，先生还是没听到。因此，我和老先生的聊天其实就是我在听他讲过去的事。而我对余振先生本人的更多了解还是从智量师那里得到的。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余振先生的老伴在家里掌有财权，且过日子极为节俭，因此余振先生尽管拿着文革前二级教授的高工资，却常常“身无分文”；一次智量师把一点稿费偷偷给了余振先生，说不必告诉师母，老头当时很高兴地赶紧把钱揣起来；然而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余振先生就来敲门，他一脸疲惫地说：“智量啊，你这点钱把我闹得一宿没睡好，我把钱放在棉裤里，怕被你师母发现，就把棉裤枕到头下，你师母问，我说枕头低，垫高点，又怕你师母怀疑，这一宿没睡着啊!钱还是给你，由你去交给师母吧。”无奈，智量师只好再直接把钱送给师母。余振先生在家里吃得简单，师母也不擅烹调，智量师就时常找机会请他到家里或外面吃饭，每次余振先生都是憨憨地笑着说：“又过了一回年。”我在读期间，智量师主编的自考教材审稿，还专门请余振先生在华东师大招待所住了三天，由我陪同，伙食是包在那里的，规格很高，那几天把我的胃都吃坏了，怪不得余振先生当时也跟我说：“这不是天天过年吗!”从智量师和余振先生的关系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师生间那种一生相伴的真情，并真切地体会到，如果能有机会做些什么来报答老师的恩情，那是一种很幸福的事。
其实，对老师感恩的最高形式，是成为老师的骄傲。在和余振先生的聊天中，老人时常流露出为自己有智量这样的学生而生出的自豪之情。那时智量师已是年近花甲、有很高名望的学者，但余振先生在他的著述中提到智量师时总是用一样的称呼“王智量同学”。在我看来，这个简单的称呼中包含着难以言表的自豪，你看，这么大的教授、学者，也还是我教出来的“同学”。余振先生是个大翻译家，起码在俄国文学翻译界，他的汉语表达能力是首屈一指的。老先生除了俄国文学翻译，其国学的底子也十分深厚，而他对中国古代棋经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有很高声誉。但他译诗却有一个癖好，只要原文是音步整齐的格律诗，他的译文必须每个诗行字数相同，俗称“豆腐块”。他曾对我说：“这种豆腐块的译法其实是个毛病，可是我就是有这个癖好，明知有时候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更好，可就是拗不过来。你看智量就不这样，还是他那样好，他译的奥涅金就好，要让我译可能就死板了。”老先生其实对自己的“豆腐块”能力颇为得意，因为越是规整，难度越大。在俄语翻译圈里能打得住他老的眼的没有几个，而这其中就有“王智量同学”。因此，从那时起我就有一个愿望，将来也让我的老师亲口说：“你看，王志耕做得就好!”为了这一个想法，我一直坚持着，其实当我毕业后回到河北师院那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时，我还不知道，我离这个愿望越来越远了。但好在我比智量师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一个赴俄进修的机会，使得我没有理由不把俄国文学研究继续下去。记得1993年我回国后到上海去看望智量师，他开玩笑地问我：“现在是你俄语好还是我俄语好？”我不假思索地答道：“还是我好些吧。”后来我仔细想过，其实我这样说的时候心里并没有底，以智量师能够把《叶甫盖尼·奥涅金》背诵下来的功夫，我怎么能赶得上？然而我之所以那样脱口而出，是在下意识里有一种想法，我要超越我的老师，我不能让他为我失望。大约是2004年我到上海开一个学术会议，智量师和我走在校园里，遇到了他的一个熟人，就向对方介绍我：“这是我的学生，是北方地区研究俄罗斯文学最好的学者。”我听得出来智量师的口吻中流露的自豪与骄傲，但这句言过其实的话始终像一条鞭子在驱策着我努力工作，尽管我知道，我可能永远也做不到像他说的那样，但我最起码要做到不让他失望。也许没有人知道这一点，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一部分是为我的老师写的，就是这种虚荣心，也成为我生活中的动力。
如今我自己做老师也有很多年了，无论我面对什么样的学生，我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模仿着智量师的样子，他讲给我的许多话，我都原原本本地传授给了我的学生。当年我在河北师大给本科生讲课时就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考研，一定要去追随名师大家去学习，因为达到了这一目的，就使你从一个地方院校的普通学生一下子成为名家身边的弟子，当那一刻到来的时候，你和一位过去只从书本上见过名字的长者面对面坐在他家的书房里，你手捧师母递过来的一杯清茶，长者手里擎着一只烟斗，袅袅的烟雾弥漫在书房之中，就在这样的气氛中，你一下子就进入了神圣的学术的殿堂，这是何等美妙的景象啊!其实这些话我都是从智量师那里听来的，他最初讲这些，是说明研究生的学业不是在课堂上完成的，而是在师生间日常相处的、随意自然的交流中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学到的不仅是老师的学问知识，更重要的是老师为人处事、对待生命与学术的态度。因为在茶叶的清香和烟斗的雾缕中，师生间发生了奇妙的融合，老师身上的一切都在这种氛围中弥漫开来，被学生细细地吸入，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智量师的整个授业过程正是这样的。读书三年期间，他从不填鸭式地给我们上课，我们的课堂全部是讨论的方式，参加讨论的每个人，包括智量师本人，都兴之所致，畅所欲言，大家都像清茶飘香、烟斗吐雾一样，把自己的思想抛洒到智量师书房的空中，由大家细细啜饮、吸食，共同享用。除此之外，智量师力求为这个交流空间带入更丰富、更新鲜的气息，他会随时把到家来访的其他老师、同学拉进我们的讨论课，哪怕人家并不会发言，但有了新的听者，整个语境也会被重新激活，从而引发我们更为活跃的思维。那时参加我们讨论最多的是夏中义老师，智量师非常欣赏他的理论功底和看问题的独特视角，在讨论中夏中义的发言也确实常常带给我们许多新鲜的启发。我们的课堂除了智量师的书房，还有上海市内许多名家名师的客厅。有时是智量师亲自带领我们登门求教，有时是他联系好，我们几个学生自己去，有时则是智量师故意找个情由派我们去拜访这些名家名师。在我曾“登堂入室”过的大家名单上几乎包括了当时上海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界的所有元老级人物：余振(如前述，我去得最多)、施蛰存、徐中玉、朱雯(罗洪)、草婴、方重、辛笛(因圣思兄的关系，也去得多些)、方平、林秀清、夏仲翼、钱春绮、翁义钦等。在和这些前辈的接触过程中，我们更多的不是学习，而是去感受，去感受他们身上洋溢着的大家风范，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一颦一笑中感受与接近他们的人生，进而去模仿他们的行为举止，模仿他们的人生态度，模仿他们赖以成为大家的特殊气质。在每一次拜访之后，我的心底就有一个同样的声音出现：“将来我也要成为他!”尽管直到今天，我还远远没有成为“他”，但我相信一点，智量师通过营造各种对话交流的机会，让我领略到了人生可能达到的深邃与高远的境界。
说心里话，这些大家的人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无法模仿的，起码就我个人而言，在全部的人生经历中从未遇到过苦难、磨折，在和平的环境中按部就班地走到了人生的中途。这些名家名师，他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缩影，在他们身上凝结着近一个世纪的风雨烟尘，而我20多年来一直追随其踵武的智量师，更是20世纪整个后半期中国动荡、苦难与进取的一部分，几十年特殊的体验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这使得他的每一个举动中都浸润着历史的深度与含蕴。这些，是我们这一代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进入、无法领略其真谛的，我们只有在他的讲述中在头脑里获得一个朦胧印象。我们缺失了对苦难的理解，渐渐漂浮在后现代的碎片之中，这是比缺失了专业知识更为可怕的景象。但有幸的是，我从智量师这里反复地倾听了这种讲述，反复重叠的印象不断提醒着我：曾经有一个时代，当你每天清晨睁开眼的第一件事，不是满怀期待地迎接阳光，而是拖着饥饿的身躯去驱赶黑暗。
因此，我很庆幸我有今天的生活，尽管我们已不可能像智量师那一代人那样有深度地生活。也因此，我也希望能在每一个快乐的清晨去做出有意义的努力，也许，如果有幸，当我也能迎来80岁的生日，那天，虽然我可能无法拥有如智量师满门桃李这样的财富，却很自豪于曾经得遇一个生命的引路人，曾经拥有许多美好的记忆，而正是这种记忆，陪伴我走过平静而执着的一生。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