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读顾随先生《中国经典原境界》
文/斯索以
“一种学问,总要和人之生命、生活发生关系。”顾随先生的这句话,既体现了他对中国经典作品理解的一个路径,也彰显着其为人、做学问的重要旨归。他特别强调从创作的本原情境出发去理解经典,还原文字背后作者的真情实感,而反对从后人的训诂里建构理解的路径。因此,他总能另辟蹊径,从自己的人生、生活出发,努力抵达经典文本所传递的那个世界,且每有发见。
在先生看来,中国有世界所没有的一种美德,即“玉润珠圆”,“玉”之品德在《诗经》为代表的中国经典里均有所提及,并发展成中国文艺、思想的鲜明特质,这种单纯是“由复杂而成为单纯”,“由含蓄而成为蕴藉”。按先生的理解,在像《诗经》这样的“单纯”文本里,是蕴藏着饱满的,“单纯”亦构成多种解读的可能。他还主张情感和理智在为人处世中的调和,而学问亦是做人的学问,“无论举止进退、一言一笑,都是见真正学问的地方”,中国传统文人对“情操”的追求,正体现了调和情感与理智的努力。禅宗等佛学思想在先生的谈吐间也是时时可见,用以阐明经典乃至自己的真知灼见,如“所谓‘诗法’,就是佛法的‘法’,是‘道’”;许多文、哲领域的典故,都是信手拈来,洋洋洒洒、思无涯际,识见之深、视野之阔,确是少见。
《中国经典原境界》是《诗经》、《文选》、唐宋诗三门课听课笔记的整理结集,文风偏于口语却不失严谨,字里行间充满真知灼见,读来沁人心脾,在专业的研究者外,大众读者亦能开怀畅读,有所裨益。它给读者带来的,是性的涵养、识的提升。《诗经》说得恣意,兼具粗野灵动;《文选》偏于谨严,细致处每有发挥;唐宋诗颇有生气,由人而诗率性而评。我认为,讲得最妙的,当属《诗经》!其中很多观点均是发人深省,令人获益良多——
◆夫子所讲的是身心性命之学,是道,是哲学思想。“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何谓也?要者,“识”、“名”两个字,识其名则感觉亲切,能识其名则对于天地万物特别有忠、恕、仁、义之感,如此才有慈悲、有爱,才可以成为诗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为的是念念相续,为的是长养慈悲种子。
◆越是好诗,越是包罗万象。……唐诗与宋诗,宋诗意深(是有限度的)——有尽;唐诗无意——意无穷,所以唐诗易解而难讲,宋诗虽难解却比较容易讲;犹之平面虽大亦易于观看,圆体虽小必上下反复始见全面也。……虽然,作者何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一见圆之彼面,一见圆之此面,各是其所是而皆是。
◆《卷耳》四章,章四句。余初读此诗即受感动,但字句皆通,含义并不通,不能有比古人较好的解释;了解深,讲得不清。……诗真好,断章取义,句句皆通;合而言之,句句皆障。
◆诗人不但博物——“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且格物——通乎物之情理。……诗人不但识其名,而且了解其生活情形。诗人是与天地日月同心的,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日月无不照临,故诗人博物且格物。《桃夭》即是如此,诗人不但知其形、识其名,且能知其性情、品格、生活状况。……必要博物、格物,方才能有创作,方才有幻想。……对其物有清楚的认识,有亲切的体会,故能鲜明且响亮。
◆古之“三百篇”、楚辞虚字多,如“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故飞动;到汉人实字便多,故凝练,而不飞动,不能动荡摇曳,没有弹性。
◆中国文艺是简单而又神秘。然所谓简单非浅薄,所谓神秘非艰深。中国文学对“神秘”二字是“日用而不知”,而又非“习矣而不察焉”——“习矣而不察”是根本不明白。……汉魏六朝的人还知使用文字的神秘,以后的人多不注意。
从以上观点也可以看出,在对经典的阐释方面,先生从来都是不盲从流俗且敢于质疑权威的。课堂上,他总能为学生打开一扇理解之窗,帮助他们跳出陈见,收获崭新的感悟。典型如他本人极力反对宋儒对《诗经》干巴巴的解说,认为所谓“诗无邪”,与其解为“正”,不如说是“直”,直也就是诚,“诚,虽不正,亦可感人”。还有,“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今天讲《诗经》必须打破文字障,做到“重义理而兼及训诂”——这也是他亲身的实践,从学生刘在昭所做的笔记也即眼前的这本《中国经典原境界》里,便可窥其治学的风采。《论语》课上,他反复强调:遇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段文字时,“可以”两字不可草草看过,夫子此句,是充满“沉重,深厚,慈爱”的。能读出句子背后的“沉重,深厚,慈爱”,不仅仅与学术上的造诣有关,也足见先生是个性情中人。
当然,要真正准确理解经典,打破文字障还远远不够。在解读经典的过程中,先生十分注重经典本源场景的还原,带领弟子探求经典背后最为单纯、原初的东西,并有所感发。“不了解古人是辜负古人,只了解古人是辜负自己,必要在了解之后还有一番生发。”先生的这种认识,在其女弟子叶嘉莹的治学中得到了很深入的实践,她在唐宋词研究中对“感发”这一概念的理解与推崇,想必与早期顾先生的教诲是分不开的。在她眼里,“一般学术著作大多是知识性的、理论性的、纯客观的记叙,而先生的作品则大多是源于知识却超越于知识以上的一种心灵与智慧和修养的升华”,这份“认同”在她的著作中更是体现为一种息息在侧的呼应。
其实,即便隔着不同的时代,透过文字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先生当年的神采。深夜耕读的每一个普通的读者,又何尝不是先生的弟子!“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是《诗经•郑风•风雨》中的句子,或许恰好可以形容我们与经典背后那些人物的相遇,形容我们与先生的相遇。面对经典,今人倘能读得率性、读出真切,那也不枉先生当初的谆谆教诲了。
2016.7.7-8于北京•既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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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顾随先生《中国经典原境界》
文/斯索以
“一种学问,总要和人之生命、生活发生关系。”顾随先生的这句话,既体现了他对中国经典作品理解的一个路径,也彰显着其为人、做学问的重要旨归。他特别强调从创作的本原情境出发去理解经典,还原文字背后作者的真情实感,而反对从后人的训诂里建构理解的路径。因此,他总能另辟蹊径,从自己的人生、生活出发,努力抵达经典文本所传递的那个世界,且每有发见。
在先生看来,中国有世界所没有的一种美德,即“玉润珠圆”,“玉”之品德在《诗经》为代表的中国经典里均有所提及,并发展成中国文艺、思想的鲜明特质,这种单纯是“由复杂而成为单纯”,“由含蓄而成为蕴藉”。按先生的理解,在像《诗经》这样的“单纯”文本里,是蕴藏着饱满的,“单纯”亦构成多种解读的可能。他还主张情感和理智在为人处世中的调和,而学问亦是做人的学问,“无论举止进退、一言一笑,都是见真正学问的地方”,中国传统文人对“情操”的追求,正体现了调和情感与理智的努力。禅宗等佛学思想在先生的谈吐间也是时时可见,用以阐明经典乃至自己的真知灼见,如“所谓‘诗法’,就是佛法的‘法’,是‘道’”;许多文、哲领域的典故,都是信手拈来,洋洋洒洒、思无涯际,识见之深、视野之阔,确是少见。
《中国经典原境界》是《诗经》、《文选》、唐宋诗三门课听课笔记的整理结集,文风偏于口语却不失严谨,字里行间充满真知灼见,读来沁人心脾,在专业的研究者外,大众读者亦能开怀畅读,有所裨益。它给读者带来的,是性的涵养、识的提升。《诗经》说得恣意,兼具粗野灵动;《文选》偏于谨严,细致处每有发挥;唐宋诗颇有生气,由人而诗率性而评。我认为,讲得最妙的,当属《诗经》!其中很多观点均是发人深省,令人获益良多——
◆夫子所讲的是身心性命之学,是道,是哲学思想。“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何谓也?要者,“识”、“名”两个字,识其名则感觉亲切,能识其名则对于天地万物特别有忠、恕、仁、义之感,如此才有慈悲、有爱,才可以成为诗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为的是念念相续,为的是长养慈悲种子。
◆越是好诗,越是包罗万象。……唐诗与宋诗,宋诗意深(是有限度的)——有尽;唐诗无意——意无穷,所以唐诗易解而难讲,宋诗虽难解却比较容易讲;犹之平面虽大亦易于观看,圆体虽小必上下反复始见全面也。……虽然,作者何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一见圆之彼面,一见圆之此面,各是其所是而皆是。
◆《卷耳》四章,章四句。余初读此诗即受感动,但字句皆通,含义并不通,不能有比古人较好的解释;了解深,讲得不清。……诗真好,断章取义,句句皆通;合而言之,句句皆障。
◆诗人不但博物——“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且格物——通乎物之情理。……诗人不但识其名,而且了解其生活情形。诗人是与天地日月同心的,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日月无不照临,故诗人博物且格物。《桃夭》即是如此,诗人不但知其形、识其名,且能知其性情、品格、生活状况。……必要博物、格物,方才能有创作,方才有幻想。……对其物有清楚的认识,有亲切的体会,故能鲜明且响亮。
◆古之“三百篇”、楚辞虚字多,如“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故飞动;到汉人实字便多,故凝练,而不飞动,不能动荡摇曳,没有弹性。
◆中国文艺是简单而又神秘。然所谓简单非浅薄,所谓神秘非艰深。中国文学对“神秘”二字是“日用而不知”,而又非“习矣而不察焉”——“习矣而不察”是根本不明白。……汉魏六朝的人还知使用文字的神秘,以后的人多不注意。
从以上观点也可以看出,在对经典的阐释方面,先生从来都是不盲从流俗且敢于质疑权威的。课堂上,他总能为学生打开一扇理解之窗,帮助他们跳出陈见,收获崭新的感悟。典型如他本人极力反对宋儒对《诗经》干巴巴的解说,认为所谓“诗无邪”,与其解为“正”,不如说是“直”,直也就是诚,“诚,虽不正,亦可感人”。还有,“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今天讲《诗经》必须打破文字障,做到“重义理而兼及训诂”——这也是他亲身的实践,从学生刘在昭所做的笔记也即眼前的这本《中国经典原境界》里,便可窥其治学的风采。《论语》课上,他反复强调:遇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段文字时,“可以”两字不可草草看过,夫子此句,是充满“沉重,深厚,慈爱”的。能读出句子背后的“沉重,深厚,慈爱”,不仅仅与学术上的造诣有关,也足见先生是个性情中人。
当然,要真正准确理解经典,打破文字障还远远不够。在解读经典的过程中,先生十分注重经典本源场景的还原,带领弟子探求经典背后最为单纯、原初的东西,并有所感发。“不了解古人是辜负古人,只了解古人是辜负自己,必要在了解之后还有一番生发。”先生的这种认识,在其女弟子叶嘉莹的治学中得到了很深入的实践,她在唐宋词研究中对“感发”这一概念的理解与推崇,想必与早期顾先生的教诲是分不开的。在她眼里,“一般学术著作大多是知识性的、理论性的、纯客观的记叙,而先生的作品则大多是源于知识却超越于知识以上的一种心灵与智慧和修养的升华”,这份“认同”在她的著作中更是体现为一种息息在侧的呼应。
其实,即便隔着不同的时代,透过文字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先生当年的神采。深夜耕读的每一个普通的读者,又何尝不是先生的弟子!“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是《诗经•郑风•风雨》中的句子,或许恰好可以形容我们与经典背后那些人物的相遇,形容我们与先生的相遇。面对经典,今人倘能读得率性、读出真切,那也不枉先生当初的谆谆教诲了。
2016.7.7-8于北京•既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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