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的遮蔽，与种族主义的诞生

“必须保卫社会”是福柯对现时知识话语的模仿。在今天，“保卫社会”看似正确无误的口号——它是某种被广为接受的纲领和事实，它是清除暴君，也是维护秩序与良俗。然而福柯的这一串课程追问的是：关于“社会”的知识话语，和“保卫社会”这场“斗争”，是如何在近代史中被建构出来，并居于强势地位的。福柯也试图阐明，正是这种知识，同纳粹的种族主义之间（出人意料而可怕地）建立起了某种微妙的联系。

福柯在开头就直接提出，并贯穿整个课程的主题，是历史知识本身。这一问题最容易理解之处，是“被压迫的知识”和知识的“战争”概念——我们知道，历史叙事本身即在于镇压一部分知识，褒扬另一部分，其中充满了不同力量的争夺，充满了对记忆的重构。凡是学院派，都多少都能够沾沾自喜地讨论这一点：博物馆、地图、民族传统，不一而足。

但相比这种略微简化的理解，福柯更进一步：他所考察的是17世纪法国人布兰维里耶（Boulainvilliers）的历史书写。在路易十四时期，布兰维里耶负责为统治者撰写指南。在他的笔下，法国历史首先呈现两种话语的对立：罗马式的历史叙述，和法兰克式的叙述。

在罗马式历史话语中，统治者是唯一可见诸历史书写的对象，整个历史话语的目的，在于衬托君主与政权的伟岸；而在罗马帝国之后的不列颠和高卢，中世纪带来了另一种历史话语：战争。

这种战争，和中世纪开始时，西欧的一系列“征服”活动密切相关——在不列颠，诺曼人征服了盎格鲁-萨克逊人；而法兰克人（日耳曼部落的一支），则在大陆上征服了已经罗马化了的高卢人。

发掘布兰维里耶和其他英法作者对历史的书写，福柯发现，他们笔下的历史背叛了罗马的话语，呈现出一种不断冲突的战争图景。而战争图景下的政治，又反映着鲜明的“镇压”特征。

在布兰维里耶笔下，中世纪的法国社会，是围绕着一系列战争组织起来的：罗马化的高卢贵族被实行军事贵族体系的法兰克人征服，颠倒了原先的统治关系。而法兰克人围绕战争的组织形式，使他们作为新贵，能够控制田产与农民，巩固整个统治的基础，但也因为这一战争导向的社会结构，他们丧失了教育和文化上主动罗马化的能力。

与此同时，高卢人，或者说高卢贵族的残余通过垄断拉丁语，成为教士阶层。这一阶层对原始镇压的反扑，体现在控制教会，调动法兰克人的军事力量投入对外宗教战争，法兰克人进一步军事化，而教士又重新得到了尊贵的地位。到最后，“拉丁语和法律实践的迂回方法造成军事贵族的短路”——一切的权力关系，都围绕着战争主题，在拉锯争夺中展开，军事部署和征服-反抗的权力斗争，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顺着这一思路，福柯向我们指出，作为现代政治想象基础之一的霍布斯政治哲学，和其时代中本来就存有的历史话语（战争话语，即征服与反抗的话语）之间，横亘着巨大的的断裂。

霍布斯的体系被福柯称之为法律-契约体系。这种体系（按照我的理解）更倾向于讨论应然问题。在福柯看来，这是非常有意为之的，试图取消历史的论证方式。

我们今天往往把利维坦作为极权社会的标志，而反过来的战争状态，则是混乱，暴力，以强凌弱。然而福柯指出，在霍布斯的逻辑中，自然状态下的人，要成为“战争状态”，就必须首先是势均力敌的。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力量不均等，那么强势的一方会立刻征服另一方，成为最具有秩序的状态。顺着这个逻辑，如果要在现实中人与人不那么均等的状态下，出现无法立刻恢复秩序的战争状态（注意这里极其吊诡的颠倒），那么战争状态本身就不能表现为直接的攻击和冲突，而必须成为不断的虚张声势、表演、欺骗与诡计，处于一种“悬而不战”的战争之中。在这里，战争状态本身根本就是一场“炫耀游戏”（也许像是一场夸富宴？）。

但是，战争状态只是虚构，或者说是”制度的“，而在现实中，战争状态只能表现为历史上发生的军事征服。如威廉征服英国人、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人、满洲人征服中原、CCP 征服常凯申政府和知识分子等等——最后两个是我脑补的。

福柯指出，在这种征服中，战争状态的游戏，被扩展到了征服之后。投降的人并不认输，而征服者又需要时刻提防——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仍然处在不断试图改变统治关系的战争炫耀游戏中。而这种情境下——福柯进一步论述说：现实的征服与统治，都意味着“必须依赖他人才能活下去的时候也愿意活下去”，也就是说，战争状态下的主权，必须建立在被征服者的恐惧而服从的基础上。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多少指出了霍布斯由战争状态推出的契约主题的奇怪之处，重点根本不在于是否真实发生了战争，而是着重于被征服者的恐惧。福柯进而追问：霍布斯的真实意图——强调战争状态背后的历史因素，在于什么？答案是：霍布斯也许试图用契约主权理论，掩盖掉英国历史上征服所带来的统治问题（比如议会和王权的问题，实质上是诺曼人和萨克逊人的传统的冲突的延续）。霍布斯用法律和契约的一套反历史话语，便可以消灭，或者说抹去历史话语的存在，后者意味着“政治就是绵延的战争”。

“政治是战争的延续”意味着颠倒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述，把整个政治放到以战争为中心的轴上展开。福柯说，这一做法看起来似乎是在颠倒历史，但恰恰有可能的是：克劳塞维茨已经在中世纪的基础上，把历史颠倒过来了——在他的时代之前，“政治就是战争的延续”，而那之后，“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才成为新的话语。

在福柯眼中，能够说出“政治就是战争”的历史，本身是反理论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历史理论站在历史的对立面上，历史素材仅仅作为解释其政治理论的论据。而布兰维里耶式的历史，则是与统治-镇压的现实紧密相扣，发生了统治-镇压的战争，就有历史对战争的描摹，而历史描摹战争，是为了给参与战争者借鉴。这两种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而在福柯看来，后者对战争状态在国家内的持续不断的刻画，正是在今天被压抑，被压制，被镇压的历史话语。

于是，在时间，或者说逻辑的轴线上，福柯整理出了两种历史话语：一是罗马的，表现为看不见反抗者；二是反抗的，表现为不断强调镇压与反抗的战争状态。在近代以前的17世纪——按照福柯的说法，占主导的描述国家的知识，是反抗-镇压的战争状态二元话语，国家被表现为一群人和另一群人的无休止战斗。但是这一主导，在18世纪之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这一变化的结果，是国家从二元的话语变成了一元的——“战争”变成了“斗争”。前者是两个集团之间的漫长冲突，而后者则是一个集团不断从自己内部把敌人消灭掉——这种一元性的理解，则成为了现代种族主义与纳粹的起源。

福柯认为，抹杀战争话语的，不是别的话语，正是战争话语本身——其本身经历了一次“自我辩证化”——从自身逻辑中消灭自身的过程。

在18世纪法国的三级会议中，国家首先表现为了不同阶级，或者说，不同种族（阶级，种族，作为团体在这个时代差别不大）之间的冲突——战争的状态。而在此之中，第三等级试图阐释的是：正是我们第三等级，可以独立成为国家的主人。

福柯指出，在这种“第三等级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民族”的论述，看似构成了“反动的贵族政治”的反面，但这里的“民族”却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辩证特点：它不依赖于和其他民族对比以建构自身，而是靠纵轴上的“国家建设”整合身份。（有一种“一起建设我们种花家”的感觉。）如果我们把王权当做一种大权独揽而消灭权势之下的冲突的话，福柯说——那么大革命把国王推上断头台，才是这种王权的真正奠定：市民社会消灭了二元对立，只留下了一个一元的，需要被保卫的“社会”。

从反利维坦的二元历史话语，到真正形成种族/市民社会的一元统治，福柯对权力的梳理，遵循着这样的原则：我们需要意识到权力不只是一种，而是很多种。当代的权力问题，体现在各种权力之间如何相辅相成，构成怎样的总体“战略部署”。这也是为什么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的权力分析显得散乱，非线性的原因。

从权力、历史和战争状态的分析，如何进展到最为重要的“生命政治”？在最后一讲中，福柯快速处理了这个问题。

这一节的主轴仍然是传统生/死权力的展开——战争状态中的王权政府，要消灭战斗中的敌人，所以杀死敌人的权力，最为重要。而市民社会的“斗争”是“保卫社会”的一元体系，在这里个体身体的规训技术和群体的规训技术更为重要。而后者，即群体的规训，又意味着从人口和统计学意义上，对个体展开控制，提高他们的寿命和生活质量，在社会意义上控制人的生命，同时让个体看起来更加自由而不受控制。

而这和战争/种族的关系在于：现代的一元社会中，生命政治的目的是“让人活”，但与此同时“让人死”的政治权力则无处实施。这一缺失的面向，和种族的一元面孔，和战争状态的被压抑（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共同造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战争——和传统的政治战争不同。政治战争的目的，是统治，杀戮和镇压；而生物学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让种群生活得更好——此时的结果便是，要对妨碍这一目标的敌人，予以生物意义上的消灭——我们杀人是为了让我们活得更好。福柯认为，这就是当代种族主义的起源。从这个角度上说，今天的所有国家，基本都可以说是种族主义的。

而至于纳粹——按照福柯的说法——他们更进一步。生命权力被延伸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人都掌握了人口意义上的生杀权力，并将之个人化。从而纳粹是一种变态了的种族主义一元国家，是全社会的慢性自杀——当普通国家喊出“必须保卫社会”的时候，它是清除其中“阻碍种群生存”的部分；而当纳粹做出类似事情时，它是不断界定出新的威胁成分，把全部人口都置于死亡面前——这是奇怪的权力配置，然而它也源于现代社会的一般权力配置。而福柯也论述到社会主义的类似情境——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没有放弃用生命政治消灭他们的资产阶级敌人。在这背后，是否仍然有战争的永恒话语得到了压抑，而压抑本身是否又意味着在新的权力和政治经济结构下走向其他路径？在这里我们获得了接点，走向阿甘本和奈吉里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