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之战 ！ | MAPS WAR ！
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
杰里·布罗顿，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文艺复兴研究中心教授，主要著作有《领土交易：现代早期世界的地图绘制》、《文艺复兴简史》（已有汉译本）、《全球性角度：东西方之间的文艺复兴艺术》等，BBC著名纪录片《地图：权力 掠夺和占有》主讲人。
其最重要的著述之一《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向我们揭示了地图是来自不同历史阶段，出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制图师之手，远非客观的真实记录，而总是受到一时一地的观念和动机的左右。
通过解读地图背后的观念和动机，我们可以窥视制图师所处时代的风尚与精神。每一幅都蕴含着某种重大主题，从科学、政治、宗教、帝国，到地理大发现、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皆为世界史发生重大变革的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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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四万年前学会在岩石上绘制地标，人类就开始利用地图来理解处在特定环境中的自身，这些方式既关乎方位，也关乎存在。地图回答了人类的基本问题：我们在哪里？”无论何时有人使用在线 地图，他们应该永远记住，它是为一个特定的目的而设计的，并不一定比过去的地图更优越：它只是拥有了一项不同的议程。无论地图拥有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始终应该谨慎地使用它们。
在过去五年里，关于地图，发生了 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地图被虚拟化并放到网络上，这标志着在一场平静而显著的革命中，传统纸质地图走向了衰落。如今，任何人只要有一台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者笔记本电脑，就可以随时使用大量在线地图来完成各种事，包括从制定假期计划到寻找最近的咖啡馆或披萨店等等。2012年9月苹果公司在其iOS6操作系统中内置自己的地图软件，正如这种不顾声誉地试图挑战Google的在线地图搜索业务主导地位的举动所显露的那样，地图是一笔巨大的生意。而灾难性的结果（伦敦帕丁顿火车站在地图上消失，霍尔辛基火车站则变成了一个公园）则展示了要制作一幅精确的地图有多么困难。随之而来的负面宣传也表明了，这场被科技记者与业内人士称为“地图之战”的竞争风险有多高，因为苹果、Google 、微软甚至亚马逊都试图在这个赚钱的市场上分一杯羹。
谷歌地图，能具体清晰显示地图实况
虽然地图已被搬到网上，但我们仍然认为它们主要是用来寻找路线的工具。它们提供了让我们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方法，并且是用最快速度、最高效率、最短时间和最省花费。不管我们是拿着传统纸质地图走在乡间，还是借助智能手机里的电子地图，地图总能让我们从A点到达B点。但这只是它们在历史上的众多功能之一。自从四万年前学会在岩石上绘制地标，人类就开始利用地图来理解处在特定环境中的自身，这些方式既关乎方位，也关乎存在。地图回答了人类的基本问题：“我们在哪里？ ”但是我们也应记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所有地图展现的空间都是选择性的。从来没有一幅地图能够准确复制出其描画的地方，因为一幅1:1的地图毫无用处，从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到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等众多作家都巳指出这一点。所有地图都必须做出决定，选择它们想要展示的内容，以及想要忽略的内容。对于一幅1500年前的纸质地图而言是如此，对于诸如Google地图之类的在线地图同样如此。
《巴比伦世界地图》，公元前700-500年，是现存的最古老的世界地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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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的故事在两幅图像中展开，从起源一直发展至最近的、当代的在线时刻，这两幅图看起来甚至不那么像地图。它们之间相隔2500年。一幅用黏土制成，另一幅则是用像素绘制。前者是所谓的《巴比伦世界地图》(Babylonian World Map )，诞生于公元前700~500年，是目前巳知最早的关于整个世界的地图。它于1882年在伊拉克被发现，尽管其制作者与确切的功能仍然不为人知，但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为数不多的、尚存于世的打量世界的方式之一：古巴比伦文明的视角。泥板上部三分之一包含了以楔形文字刻写的文本，而地图占据了余下的三分之二面积。世界呈现为一个扁平的圆盘，被一片环形“marratu”或者叫 “盐海”所包围，这是巴比伦人和早期希腊人共同拥有的一种信念。中间垂直的长方形代表幼发拉底河，叠加其上的长方形指示的是巴比伦，四周围绕着用圆圈、椭圆和曲线象征的城市和山脉。环绕地图边缘的三角形一一尽管许多巳 经看不出了——在泥板的楔形文中被描 述为处于巴比伦文明圈之外的蛮荒之地。
第二幅图即“Google地球”的主页，如果仅仅按照下载次数来判断——目前估计超过了5亿次——是世界历史上最流行的地图。Google搜索引擎目前主导着它倾向于称之为“地理空间信息应用程序”（geo spatial applications )、由地理学信息结合电脑软件所构成的市场。2005年该公司推出“Google地球”，一款覆盖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应用程序，使得用户可以于1秒钟之内在外太空和自家画面之间极速切换。该程序将纸质地图的传统定义与用途向前推进了：它允许用户选择显示或隐藏政治边界，并在3D和流媒体格式下查看地形。Google判断，其三分之一的搜索用户有获得地理信息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加上其地图应用程序，“Google地球”据估计得到了超过半数智能手机用户的使用。
Google的应用程序带来了关于垄断和违反隐私法律的指控。尽管如此，它的确是一项非凡的技术。目前，它允许任何人利用互联网空前的访问途径获得地理空间信息，并且已经在各种各样进步的有关环境与政治的情境下为个人和非政府组织所使用。Google创造了一种使用地图的个性化方式，允许它们一经使用便可丢弃，这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允诺了未来更多创新的出现，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进一步地从对地图 的传统认知中走出来，走得更远。
就“地图” 一词的现代意义而言， 或许《巴比伦世界地图》和Google地球主页都显得有点图不对文：它们都缺少经纬网，或者是关于地形特征的标准符号。但它们确实有很多共通点。它们提供了一种从地球上方俯视全局的上帝视角。它们也试图将某种秩序加诸于这广阔的、感官上多样化的世界。没人能指望在一生当中同时踏足地球上的两个地方，但是一份地图，不管是泥板制成的还是像素绘制的，给了我们一种能将世界尽收眼底的幻觉。这两幅地图也都控制了我们的视觉中心：巴比伦地图的中心就是巴比伦，其边缘的一切都是危险的。Google地图则以你登录的任何地址为中心，而大部分人都会输入自家住址。所以从许多方面而言， 地图的方式是持久的：它们其实不太在乎怎么让你从A地到B地，而是更多地在回答所有关于存在的问题中特别棘手的那个：“我在哪？” 一个仅次于“我是谁？”的问题。
介于巴比伦泥板地图和Google地球之间的是近三千年来的地图。第一次试图系统性地绘制整个地球的尝试，是基于希腊罗马式知识体系，这次尝试实际上发生得非常晚：公元150年，在亚历山大，古希腊文明对地中海地区的统治时期巳进入尾声。它是以一本书的形态出现的，即克罗狄斯•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y )所撰写的《地理 学》( Geograph)。该书阐述了希腊人居住的世界，解释了如何绘制世界地图，并提供了一份地名录，收入了8000多个为希腊世界所知的地点。
依据托勒密《地理学指南》制作的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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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与他的许多希腊思想家前辈一样，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体。但他的焦点只在于那些为希腊人所笃信的居住区 域（theecumene)。他完全不相信人类居住的世界一直延伸到赤道以南。托勒密承认，任何试图在一块平面上绘制 整个球体的尝试都会造成变形并不得不作出妥协。他的解决之道是提供了两种将已知世界投影到平面上的方法。他为 所有后世的世界地图制作者准备好了工具；但令人惊讶的是起初竟无人采用它们。托勒密的著作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完全遗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在宗教驱动下产生的世界图像。
早期伊斯兰地图上的方位是上南下北，因为大部分皈依伊斯兰教的信徒社群居住在麦加北面，所以指引方向“朝上”。直接形成对比的是中世纪基督教地图（mappa mundi)，以东为上，因为那是伊甸园的所在地，从圣经中创世故事开始的地方“朝下”或者说向西，穿过矗立在世界中心的耶路撒冷。不管所属宗教为何，这些地图唯一感兴趣的方向就是到达天堂。然而在此期间，其他文明尤其是宋代、明初的中国和朝鲜王朝，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地图，它们并不是那么紧密地受制于诸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树立的神学信仰。1136年刻绘的《禹迹图》石碑拓片（如今仍然屹立在西安博物馆的碑林中）是如此精确， 以致于伟大的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称之为“同一时代所有文明中最杰出的地图”。而比葡萄牙人开始探索非洲海岸早几十年之前，绘制于1402年的朝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已经勾勒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南部非洲以及地中海的轮廓，比任何欧洲地图制作者描述的东南亚可要好太多了。
1136年刻绘于西安的《禹迹图》，有着令人惊讶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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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欧洲地图绘制领域发生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托勒密《地理学》的重新发现。制图历史学家发现托勒密的地理学与这一时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发现有所出入。托勒密对美洲毫无概念，他相信南部非洲和亚洲连成一体，而印度洋是一个巨大的湖泊，或许更明显的一点是，他给出的地球周长数值少算了18%即将近10000公里。不过，托勒密的地理学虽然有错误，但它仍然促成了非凡的探险，并提供了一份地图模版，让水手们可以标绘出他们新的地理发现。
现存的最早的地球仪是由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 )制作的，他是一位德国商人 而非地理学家——整个15世纪80年代都在西非海岸沿线做生意。1492年回到家乡纽伦堡后，他制作了第一个为世人所知的地球仪。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正是哥伦布决定命运的远航的同一年，而且就在后者启程之前。贝海姆的地球仪展示了当时葡萄 牙人环游非洲的路线（ 1488年），但是你越是将它往东旋转，它受到托勒密的 影响就越大。从葡萄牙西海岸向西航行穿过大西洋到中国东海岸，这之间的经度间隔只有130度。而实际的距离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一倍，即230度。贝海姆的测量与托勒密（弄错了的）算法保持一致，错误地显示了比实际情况短得多的向西航行到香料产地印尼摩鹿加群岛的航行距离。这就难怪哥伦布向西航行去寻找他心目中的中国时接受了托勒密的算法，也难怪麦哲伦1519年计划向西航行到达东方完成首次环球航行时， 采取了基于贝海姆地球仪的测量方法。
马丁·贝海姆和他的地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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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年麦哲伦环球航行的归来改变了欧洲对地球的观念——对于全球化历史和地图扮演的角色而言，这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一时期出现 的最重要的地图之一是迪奥戈•里贝罗 (Diogo Ribeiro ) 1529年绘制的的《环球航海图》（Universal chart),它是葡萄牙地图制作者里贝罗为了支持西班牙对摩鹿加群岛声称的所有权而制作的。这幅地图是对麦哲伦1519 ~ 1522 年首次环球航行的一次直接回应。它低估了从南美海岸到摩鹿加群岛之间134 度的经度差，将群岛放置在了西班牙半球上，和西班牙本土的经度差仅7½ 度。这是一件卓越的政治地理学作品，帮助西班牙巩固了对摩鹿加群岛的占有权，尽管现代地理学计算数值会表明他们错得离谱。
里贝罗这类地图在政治和法律决策制定中被奉若神明，因为那些半写半画出来、既艺术化又带有科学性的玩意，使得统治者可以对那些他们从未见过的领土申张主权，谁让它们在地图上看起来触手可及呢。然而，一份标准化地图仍然毫无着落。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地图制作者们创作出以东方、南方或北方为正上方的地图（西方极少被当成地图上的基本方位，因为那是日落之地，一向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它们的中心点则位于诸如希腊提洛岛（Delos)、耶路撒冷、里斯本和君士坦丁堡等地方。
最终脱颖而出的是由佛莱芒学者杰拉德.墨卡托（Gerard Mercator )制作的地图。1569年他出版了如今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的投影地图。 这是一幅正形投影地图，这意味着它上面的每一点之间都保持着准确的角度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墨卡托以赤道为基准，纬度数向南北两极呈正比增大。这种方法制造了大量扭曲失真：南北两极延伸至无穷远，欧洲看起来有南美洲的两倍大，而实际上却只有后者的一半面积。但墨卡托明确承认这些 问题的存在。他的意图很简单，就是让航海家能绘制出一条笔直的航线贯穿地球，而又仍然能顾及地球表面的曲率。
墨卡托投影极大的推动地理制图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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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前现代的地图制作者一样，墨卡托将自己视为一个宇宙学家 (cosmographer )，一个宇宙学的学生，通过对天地的研究来定义宇宙。但是，由于哥白尼和伽里略关于太阳系的 “日心说”理论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获得普及，宇宙学有所衰退。因为学者们不愿意宣称自己有上帝般的能力可以来理解天地，尤其是在那样一个重大的宗教改革时期。随着地理学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幵始发展成为一 门独立学科，地图绘制业也重新定义自己为地图学（cartography)，这个概念是由德国地理学家（geographer)卡 尔·里特（Karl Ritter )在1828年首先提出的。
还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德国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 )从数学上证明了曲面和平面之间无法进行等距投影：简单地说，地球仪永远不可能在不发生形状或角度变形的前提下以固定比例绘制到平面地图上。地图制作者巳经理解了墨卡托投影的局限之处，并试图改进它。 1800〜1899年间，估计有53种新的全 球地图投影法被开发出来，但是无一得到广泛认可。审视19世纪地图册中的世界地图就会发现，尽管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使用了墨卡托投影，但也有十几种不同的投影法得到了应用。
如果说一幅统一的、标准的世界地图似乎不可能出现了，那么且看1891年 德国地貌学家（geomorphologist)阿 尔布雷希特•彭克（Albrecht Penck ) 想出的一个替代方案。他指出，世界地图没有采取统一的比例尺或投影法，而且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版式出版。他提议以1:1000000 (即15.78公里实际距离对应地图上的1英寸）的比例尺来制作一份“国际世界地图” （International Map of the World，简称 IMW)。这可是2500幅而非1幅地图。每幅图涵盖四纬度、六经度的地理范围。这个计划默认了创作出一幅单一而又统一的 世界地图是明显不可能的。彭克的计划是地理学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 Geography)最后的重大表现：它将 利用到科学上获得公认的原则，以及 欧洲那些博学的地理学会（包括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之间的国际合作。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世界上较早的专业地理学会，对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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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这项绘制世界地图的尝试也被证实是不可能的事情。“国际世界地图”面临着两个无法克服的问题。首先，正如当时一位持怀疑态度的英国地理学家所注意到的，关于这份地图的明确目的从未做出过确切声明。 其次就是二十世纪灾难性的国际冲突。 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人接手了这个项目，由英国情报局的羽翼，英国地形测量局（Ordnance Survey )、皇家地理学会和战争办公室（War Office)进行资助。基于彭克愿景的地图被设计成了战争工具。一战结束后，该项目缓慢进展着，但到1925年还只有200幅地图被制作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后，英国地形测量局同意将项目主导权转交给联合国。1953 年完成的地图还仅有400幅。
然而，曾经促成这个项目的国际合作精神巳死。伟大的美国地图学家亚瑟.罗宾逊（Arthur Robinson) 驳斥该项目为“地图学的糊墙纸”(cartographic wallpaper ) 。 雪上加霜的是，1956年苏联提出了一个竞争方案：制作一份比例尺为1:2500000的国际性世界地图。1976年该项目在莫斯科被公布于众，由224幅地图组成。
谷歌地图使过去的平面地图立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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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联合国最终结束了对 “国际世界地图”的资助。此时完成的地图不到一千幅，而且不少已显得多余了。计算机化的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的发展已经淘汰了制作“国 际世界地图”的方法。尽管“国际世界地图”悄然消亡了，在美国类似 Silicon Graphics 和 Intrinsic Graphics 这样的私人公司却开始发展高分辨率的计算机图像，并展示了从太空到地球又回到太空画面的缩放能力。早期投资者看到了这种应用程序在房地产等商业领域或是军事情报方面的潜力。最初，Google创始人在投资这种技术时并没有清楚地理解该如何去运用它，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地理信息是其在线搜索引擎的关键。如今该公司所有搜索产品中30%以上都具备一些地理信息元素。 Google如今有效地将信息在地理层面组织起来。作为一种空间上定位信息的方 法，在Google上进行的任何搜索都允许在其地球和地图应用程序上进行快速对照。
Google的野心是让搜索用户可以找到离他们最近的目标：从在Google地球上寻找你居住的地方（这是大部分人 会首先做的事情）到定位最近的一家意大利餐厅。这种搜索就是广告商们想要 打入的市场，而广告也自然是Google 主要的收入来源，目前已超过200亿美元。这就是为什么Google首席技术顾问迈克尔.琼斯（Michael T. Jones )在 2010年3月一场为名“地图的新意义”(The New Meaning of Maps )的讲演中，将Google的地理空间应用程序称之为“卖点”，一个企业可以交易“可操作信息”的“应用平台”。他还说 Google “扭转了浏览器的作用，应用 程序和地图变成了目录，使你获得一种 体验，仿佛这个星球本身就是一个浏览 器”。换句话说，Google成了一个巨大的、虚拟的、可搜索化的地球，这种图景超越了历史上任何地图制作者最疯狂的幻想。
Google标志着制图业的新时代。 地图将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它们总是能适应新的媒介，从石头、泥板、纸 莎草、纸张一直到现在的像素。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但它们也在发生着变化。Google、微软和苹果 等公司的主宰地位标志着地图制作的一 个新层次，这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 彰明较著。今天，地图巳经被“货币 化”：它们在网络上的存在主要受到 网络搜索和广告的驱动。这回过头来又引发了对于垄断和监管的关注。过去， 人们能够在一大堆纸质地图中挑选自己想要的那一幅，如今情况已经变了，因为只有少数几家公司拥有制作地图的财力和技术资源，它们甚至比那些国家测 绘机构比如英国著名的地形测量局更为强大。无论何时有人使用在线地图， 他们应该永远记住，它是为一个特定的目的而设计的，并不一定比过去的地图更优越：它只是拥有了一项不同的议程。无论地图拥有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始终应该谨慎地使用它们。
本文转载自三联书店《新知》杂志，后台君数年来的精神食粮，国人的《纽约客》理想~，长按二维码关注我！
书名：《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
作者：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
这不仅是一部通过十二幅地图讲述世界历史的著作，更可以从中看到地图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发展流变。
现在《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赠书福利活动还在进行中，期望大家的参与！
杰里·布罗顿，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文艺复兴研究中心教授，主要著作有《领土交易：现代早期世界的地图绘制》、《文艺复兴简史》（已有汉译本）、《全球性角度：东西方之间的文艺复兴艺术》等，BBC著名纪录片《地图：权力 掠夺和占有》主讲人。
其最重要的著述之一《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向我们揭示了地图是来自不同历史阶段，出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制图师之手，远非客观的真实记录，而总是受到一时一地的观念和动机的左右。
通过解读地图背后的观念和动机，我们可以窥视制图师所处时代的风尚与精神。每一幅都蕴含着某种重大主题，从科学、政治、宗教、帝国，到地理大发现、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皆为世界史发生重大变革的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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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四万年前学会在岩石上绘制地标，人类就开始利用地图来理解处在特定环境中的自身，这些方式既关乎方位，也关乎存在。地图回答了人类的基本问题：我们在哪里？”无论何时有人使用在线 地图，他们应该永远记住，它是为一个特定的目的而设计的，并不一定比过去的地图更优越：它只是拥有了一项不同的议程。无论地图拥有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始终应该谨慎地使用它们。
在过去五年里，关于地图，发生了 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地图被虚拟化并放到网络上，这标志着在一场平静而显著的革命中，传统纸质地图走向了衰落。如今，任何人只要有一台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者笔记本电脑，就可以随时使用大量在线地图来完成各种事，包括从制定假期计划到寻找最近的咖啡馆或披萨店等等。2012年9月苹果公司在其iOS6操作系统中内置自己的地图软件，正如这种不顾声誉地试图挑战Google的在线地图搜索业务主导地位的举动所显露的那样，地图是一笔巨大的生意。而灾难性的结果（伦敦帕丁顿火车站在地图上消失，霍尔辛基火车站则变成了一个公园）则展示了要制作一幅精确的地图有多么困难。随之而来的负面宣传也表明了，这场被科技记者与业内人士称为“地图之战”的竞争风险有多高，因为苹果、Google 、微软甚至亚马逊都试图在这个赚钱的市场上分一杯羹。
谷歌地图，能具体清晰显示地图实况
虽然地图已被搬到网上，但我们仍然认为它们主要是用来寻找路线的工具。它们提供了让我们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方法，并且是用最快速度、最高效率、最短时间和最省花费。不管我们是拿着传统纸质地图走在乡间，还是借助智能手机里的电子地图，地图总能让我们从A点到达B点。但这只是它们在历史上的众多功能之一。自从四万年前学会在岩石上绘制地标，人类就开始利用地图来理解处在特定环境中的自身，这些方式既关乎方位，也关乎存在。地图回答了人类的基本问题：“我们在哪里？ ”但是我们也应记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所有地图展现的空间都是选择性的。从来没有一幅地图能够准确复制出其描画的地方，因为一幅1:1的地图毫无用处，从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到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等众多作家都巳指出这一点。所有地图都必须做出决定，选择它们想要展示的内容，以及想要忽略的内容。对于一幅1500年前的纸质地图而言是如此，对于诸如Google地图之类的在线地图同样如此。
《巴比伦世界地图》，公元前700-500年，是现存的最古老的世界地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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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的故事在两幅图像中展开，从起源一直发展至最近的、当代的在线时刻，这两幅图看起来甚至不那么像地图。它们之间相隔2500年。一幅用黏土制成，另一幅则是用像素绘制。前者是所谓的《巴比伦世界地图》(Babylonian World Map )，诞生于公元前700~500年，是目前巳知最早的关于整个世界的地图。它于1882年在伊拉克被发现，尽管其制作者与确切的功能仍然不为人知，但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为数不多的、尚存于世的打量世界的方式之一：古巴比伦文明的视角。泥板上部三分之一包含了以楔形文字刻写的文本，而地图占据了余下的三分之二面积。世界呈现为一个扁平的圆盘，被一片环形“marratu”或者叫 “盐海”所包围，这是巴比伦人和早期希腊人共同拥有的一种信念。中间垂直的长方形代表幼发拉底河，叠加其上的长方形指示的是巴比伦，四周围绕着用圆圈、椭圆和曲线象征的城市和山脉。环绕地图边缘的三角形一一尽管许多巳 经看不出了——在泥板的楔形文中被描 述为处于巴比伦文明圈之外的蛮荒之地。
第二幅图即“Google地球”的主页，如果仅仅按照下载次数来判断——目前估计超过了5亿次——是世界历史上最流行的地图。Google搜索引擎目前主导着它倾向于称之为“地理空间信息应用程序”（geo spatial applications )、由地理学信息结合电脑软件所构成的市场。2005年该公司推出“Google地球”，一款覆盖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应用程序，使得用户可以于1秒钟之内在外太空和自家画面之间极速切换。该程序将纸质地图的传统定义与用途向前推进了：它允许用户选择显示或隐藏政治边界，并在3D和流媒体格式下查看地形。Google判断，其三分之一的搜索用户有获得地理信息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加上其地图应用程序，“Google地球”据估计得到了超过半数智能手机用户的使用。
Google的应用程序带来了关于垄断和违反隐私法律的指控。尽管如此，它的确是一项非凡的技术。目前，它允许任何人利用互联网空前的访问途径获得地理空间信息，并且已经在各种各样进步的有关环境与政治的情境下为个人和非政府组织所使用。Google创造了一种使用地图的个性化方式，允许它们一经使用便可丢弃，这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允诺了未来更多创新的出现，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进一步地从对地图 的传统认知中走出来，走得更远。
就“地图” 一词的现代意义而言， 或许《巴比伦世界地图》和Google地球主页都显得有点图不对文：它们都缺少经纬网，或者是关于地形特征的标准符号。但它们确实有很多共通点。它们提供了一种从地球上方俯视全局的上帝视角。它们也试图将某种秩序加诸于这广阔的、感官上多样化的世界。没人能指望在一生当中同时踏足地球上的两个地方，但是一份地图，不管是泥板制成的还是像素绘制的，给了我们一种能将世界尽收眼底的幻觉。这两幅地图也都控制了我们的视觉中心：巴比伦地图的中心就是巴比伦，其边缘的一切都是危险的。Google地图则以你登录的任何地址为中心，而大部分人都会输入自家住址。所以从许多方面而言， 地图的方式是持久的：它们其实不太在乎怎么让你从A地到B地，而是更多地在回答所有关于存在的问题中特别棘手的那个：“我在哪？” 一个仅次于“我是谁？”的问题。
介于巴比伦泥板地图和Google地球之间的是近三千年来的地图。第一次试图系统性地绘制整个地球的尝试，是基于希腊罗马式知识体系，这次尝试实际上发生得非常晚：公元150年，在亚历山大，古希腊文明对地中海地区的统治时期巳进入尾声。它是以一本书的形态出现的，即克罗狄斯•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y )所撰写的《地理 学》( Geograph)。该书阐述了希腊人居住的世界，解释了如何绘制世界地图，并提供了一份地名录，收入了8000多个为希腊世界所知的地点。
依据托勒密《地理学指南》制作的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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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与他的许多希腊思想家前辈一样，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体。但他的焦点只在于那些为希腊人所笃信的居住区 域（theecumene)。他完全不相信人类居住的世界一直延伸到赤道以南。托勒密承认，任何试图在一块平面上绘制 整个球体的尝试都会造成变形并不得不作出妥协。他的解决之道是提供了两种将已知世界投影到平面上的方法。他为 所有后世的世界地图制作者准备好了工具；但令人惊讶的是起初竟无人采用它们。托勒密的著作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完全遗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在宗教驱动下产生的世界图像。
早期伊斯兰地图上的方位是上南下北，因为大部分皈依伊斯兰教的信徒社群居住在麦加北面，所以指引方向“朝上”。直接形成对比的是中世纪基督教地图（mappa mundi)，以东为上，因为那是伊甸园的所在地，从圣经中创世故事开始的地方“朝下”或者说向西，穿过矗立在世界中心的耶路撒冷。不管所属宗教为何，这些地图唯一感兴趣的方向就是到达天堂。然而在此期间，其他文明尤其是宋代、明初的中国和朝鲜王朝，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地图，它们并不是那么紧密地受制于诸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树立的神学信仰。1136年刻绘的《禹迹图》石碑拓片（如今仍然屹立在西安博物馆的碑林中）是如此精确， 以致于伟大的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称之为“同一时代所有文明中最杰出的地图”。而比葡萄牙人开始探索非洲海岸早几十年之前，绘制于1402年的朝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已经勾勒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南部非洲以及地中海的轮廓，比任何欧洲地图制作者描述的东南亚可要好太多了。
1136年刻绘于西安的《禹迹图》，有着令人惊讶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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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欧洲地图绘制领域发生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托勒密《地理学》的重新发现。制图历史学家发现托勒密的地理学与这一时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发现有所出入。托勒密对美洲毫无概念，他相信南部非洲和亚洲连成一体，而印度洋是一个巨大的湖泊，或许更明显的一点是，他给出的地球周长数值少算了18%即将近10000公里。不过，托勒密的地理学虽然有错误，但它仍然促成了非凡的探险，并提供了一份地图模版，让水手们可以标绘出他们新的地理发现。
现存的最早的地球仪是由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 )制作的，他是一位德国商人 而非地理学家——整个15世纪80年代都在西非海岸沿线做生意。1492年回到家乡纽伦堡后，他制作了第一个为世人所知的地球仪。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正是哥伦布决定命运的远航的同一年，而且就在后者启程之前。贝海姆的地球仪展示了当时葡萄 牙人环游非洲的路线（ 1488年），但是你越是将它往东旋转，它受到托勒密的 影响就越大。从葡萄牙西海岸向西航行穿过大西洋到中国东海岸，这之间的经度间隔只有130度。而实际的距离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一倍，即230度。贝海姆的测量与托勒密（弄错了的）算法保持一致，错误地显示了比实际情况短得多的向西航行到香料产地印尼摩鹿加群岛的航行距离。这就难怪哥伦布向西航行去寻找他心目中的中国时接受了托勒密的算法，也难怪麦哲伦1519年计划向西航行到达东方完成首次环球航行时， 采取了基于贝海姆地球仪的测量方法。
马丁·贝海姆和他的地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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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年麦哲伦环球航行的归来改变了欧洲对地球的观念——对于全球化历史和地图扮演的角色而言，这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一时期出现 的最重要的地图之一是迪奥戈•里贝罗 (Diogo Ribeiro ) 1529年绘制的的《环球航海图》（Universal chart),它是葡萄牙地图制作者里贝罗为了支持西班牙对摩鹿加群岛声称的所有权而制作的。这幅地图是对麦哲伦1519 ~ 1522 年首次环球航行的一次直接回应。它低估了从南美海岸到摩鹿加群岛之间134 度的经度差，将群岛放置在了西班牙半球上，和西班牙本土的经度差仅7½ 度。这是一件卓越的政治地理学作品，帮助西班牙巩固了对摩鹿加群岛的占有权，尽管现代地理学计算数值会表明他们错得离谱。
里贝罗这类地图在政治和法律决策制定中被奉若神明，因为那些半写半画出来、既艺术化又带有科学性的玩意，使得统治者可以对那些他们从未见过的领土申张主权，谁让它们在地图上看起来触手可及呢。然而，一份标准化地图仍然毫无着落。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地图制作者们创作出以东方、南方或北方为正上方的地图（西方极少被当成地图上的基本方位，因为那是日落之地，一向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它们的中心点则位于诸如希腊提洛岛（Delos)、耶路撒冷、里斯本和君士坦丁堡等地方。
最终脱颖而出的是由佛莱芒学者杰拉德.墨卡托（Gerard Mercator )制作的地图。1569年他出版了如今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的投影地图。 这是一幅正形投影地图，这意味着它上面的每一点之间都保持着准确的角度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墨卡托以赤道为基准，纬度数向南北两极呈正比增大。这种方法制造了大量扭曲失真：南北两极延伸至无穷远，欧洲看起来有南美洲的两倍大，而实际上却只有后者的一半面积。但墨卡托明确承认这些 问题的存在。他的意图很简单，就是让航海家能绘制出一条笔直的航线贯穿地球，而又仍然能顾及地球表面的曲率。
墨卡托投影极大的推动地理制图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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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前现代的地图制作者一样，墨卡托将自己视为一个宇宙学家 (cosmographer )，一个宇宙学的学生，通过对天地的研究来定义宇宙。但是，由于哥白尼和伽里略关于太阳系的 “日心说”理论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获得普及，宇宙学有所衰退。因为学者们不愿意宣称自己有上帝般的能力可以来理解天地，尤其是在那样一个重大的宗教改革时期。随着地理学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幵始发展成为一 门独立学科，地图绘制业也重新定义自己为地图学（cartography)，这个概念是由德国地理学家（geographer)卡 尔·里特（Karl Ritter )在1828年首先提出的。
还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德国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 )从数学上证明了曲面和平面之间无法进行等距投影：简单地说，地球仪永远不可能在不发生形状或角度变形的前提下以固定比例绘制到平面地图上。地图制作者巳经理解了墨卡托投影的局限之处，并试图改进它。 1800〜1899年间，估计有53种新的全 球地图投影法被开发出来，但是无一得到广泛认可。审视19世纪地图册中的世界地图就会发现，尽管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使用了墨卡托投影，但也有十几种不同的投影法得到了应用。
如果说一幅统一的、标准的世界地图似乎不可能出现了，那么且看1891年 德国地貌学家（geomorphologist)阿 尔布雷希特•彭克（Albrecht Penck ) 想出的一个替代方案。他指出，世界地图没有采取统一的比例尺或投影法，而且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版式出版。他提议以1:1000000 (即15.78公里实际距离对应地图上的1英寸）的比例尺来制作一份“国际世界地图” （International Map of the World，简称 IMW)。这可是2500幅而非1幅地图。每幅图涵盖四纬度、六经度的地理范围。这个计划默认了创作出一幅单一而又统一的 世界地图是明显不可能的。彭克的计划是地理学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 Geography)最后的重大表现：它将 利用到科学上获得公认的原则，以及 欧洲那些博学的地理学会（包括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之间的国际合作。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世界上较早的专业地理学会，对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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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这项绘制世界地图的尝试也被证实是不可能的事情。“国际世界地图”面临着两个无法克服的问题。首先，正如当时一位持怀疑态度的英国地理学家所注意到的，关于这份地图的明确目的从未做出过确切声明。 其次就是二十世纪灾难性的国际冲突。 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人接手了这个项目，由英国情报局的羽翼，英国地形测量局（Ordnance Survey )、皇家地理学会和战争办公室（War Office)进行资助。基于彭克愿景的地图被设计成了战争工具。一战结束后，该项目缓慢进展着，但到1925年还只有200幅地图被制作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后，英国地形测量局同意将项目主导权转交给联合国。1953 年完成的地图还仅有400幅。
然而，曾经促成这个项目的国际合作精神巳死。伟大的美国地图学家亚瑟.罗宾逊（Arthur Robinson) 驳斥该项目为“地图学的糊墙纸”(cartographic wallpaper ) 。 雪上加霜的是，1956年苏联提出了一个竞争方案：制作一份比例尺为1:2500000的国际性世界地图。1976年该项目在莫斯科被公布于众，由224幅地图组成。
谷歌地图使过去的平面地图立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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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联合国最终结束了对 “国际世界地图”的资助。此时完成的地图不到一千幅，而且不少已显得多余了。计算机化的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的发展已经淘汰了制作“国 际世界地图”的方法。尽管“国际世界地图”悄然消亡了，在美国类似 Silicon Graphics 和 Intrinsic Graphics 这样的私人公司却开始发展高分辨率的计算机图像，并展示了从太空到地球又回到太空画面的缩放能力。早期投资者看到了这种应用程序在房地产等商业领域或是军事情报方面的潜力。最初，Google创始人在投资这种技术时并没有清楚地理解该如何去运用它，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地理信息是其在线搜索引擎的关键。如今该公司所有搜索产品中30%以上都具备一些地理信息元素。 Google如今有效地将信息在地理层面组织起来。作为一种空间上定位信息的方 法，在Google上进行的任何搜索都允许在其地球和地图应用程序上进行快速对照。
Google的野心是让搜索用户可以找到离他们最近的目标：从在Google地球上寻找你居住的地方（这是大部分人 会首先做的事情）到定位最近的一家意大利餐厅。这种搜索就是广告商们想要 打入的市场，而广告也自然是Google 主要的收入来源，目前已超过200亿美元。这就是为什么Google首席技术顾问迈克尔.琼斯（Michael T. Jones )在 2010年3月一场为名“地图的新意义”(The New Meaning of Maps )的讲演中，将Google的地理空间应用程序称之为“卖点”，一个企业可以交易“可操作信息”的“应用平台”。他还说 Google “扭转了浏览器的作用，应用 程序和地图变成了目录，使你获得一种 体验，仿佛这个星球本身就是一个浏览 器”。换句话说，Google成了一个巨大的、虚拟的、可搜索化的地球，这种图景超越了历史上任何地图制作者最疯狂的幻想。
Google标志着制图业的新时代。 地图将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它们总是能适应新的媒介，从石头、泥板、纸 莎草、纸张一直到现在的像素。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但它们也在发生着变化。Google、微软和苹果 等公司的主宰地位标志着地图制作的一 个新层次，这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 彰明较著。今天，地图巳经被“货币 化”：它们在网络上的存在主要受到 网络搜索和广告的驱动。这回过头来又引发了对于垄断和监管的关注。过去， 人们能够在一大堆纸质地图中挑选自己想要的那一幅，如今情况已经变了，因为只有少数几家公司拥有制作地图的财力和技术资源，它们甚至比那些国家测 绘机构比如英国著名的地形测量局更为强大。无论何时有人使用在线地图， 他们应该永远记住，它是为一个特定的目的而设计的，并不一定比过去的地图更优越：它只是拥有了一项不同的议程。无论地图拥有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始终应该谨慎地使用它们。
本文转载自三联书店《新知》杂志，后台君数年来的精神食粮，国人的《纽约客》理想~，长按二维码关注我！
书名：《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
作者：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
这不仅是一部通过十二幅地图讲述世界历史的著作，更可以从中看到地图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发展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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