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好古访碑忙”
海豚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小书，篇幅都不大。有一次心中一动，找来出版目录翻了翻，挑出一部分自己感兴趣的就买了下来，想着什么时候翻翻，一定是很有趣的。白谦慎的《吴大澂和他的拓工》就很有趣。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愙斋，苏州吴县人，宦宗遍及东西南北。他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一生都在和拓片打交道。开篇即交代了内容，“本文第一节讨论访碑传统及黄易对吴大澂的影响。其他诸节分别讨论吴大澂家庭和交往圈中的传拓风气、吴大澂的拓工、拓工的生存状态、吴大澂的三位擅长传拓的幕友。余论部分则对拓本的品评语言和审美价值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同道们对这一问题更深入的探讨。”（白谦慎《吴大澂和他的拓工》，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年，1-2页。后续出现此书时只标页码）跟着白先生的线索往下走，很快就翻完了。
自从金石学在宋代形成以后，拓片就成为金石学最为重要的文献载体和研究对象。没有拓片，就没有金石学。清初的访碑风气很浓，学者们访得好碑常不胜欢喜，“……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序》，载《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29页）。受黄易的影响颇深，吴大澂“很可能认为自己是黄易在同光年间的真正传人”（9页）。黄易，字大易，号小松，又号秋庵，仁和（浙江杭州）人。精于博古，喜集金石文字，广搜碑刻，绘有《访碑图》，并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抚印为丁敬高弟，有出蓝之誉，与丁敬并称“丁黄”，为“西泠八家”之一。山水法董、巨，冷逸幽隽，以澹墨简笔写取神韵，而有金石味。兼工花卉，宗恽寿平。吴大澂诗云，“我生好古访碑忙，三十二图夸翁黄”。
吴大澂的家庭里，外祖父韩崇（字履卿，斋号宝铁斋）对他的影响很大，以至于少年时代就喜爱收集金石拓片。他的家人甚至戒之曰：“好古之士，恐以玩物丧志，与身心无益也。”于是让他抄抄程子《易传》读之（吴大澂《愙斋自订年谱》，载《青鹤笔记九种》，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3页）。少年时代的吴大澂应该就可以制作拓片了，另有一个对他影响深远的人物是浙江归安的吴云，著名金石学家，韩崇的友人。“和韩崇相比，吴云的收藏既多且精。韩崇所藏金石以石刻占绝大多数，而吴云不但碑帖收藏丰富，他还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学者和器物收藏家。”（25页）吴大澂少年时代的金石兴趣，是可以想见的。
“自周代至唐代，陕西一直是政治文化中心，古代遗迹极多。甘肃虽地处边陲，但地处古代丝绸之路，两汉六朝隋唐时期，为中西文化交流之重要通道，古代碑刻也甚多。”（31页）吴大澂于1873-1876年间任陕甘学政，与他的朋友们关于访碑与拓碑的来往甚蕃。“裴岑碑于雍正年间在西塞巴尔库城西北发现，沙南侯获碑在道光年间才在甘肃镇西厅焕采沟发现，可以说是地处中国最西北的汉碑。”（32页）潘祖荫早获沙南侯获碑拓片，专门请朋友考释文字，并请吴大澂双钩，刻版印行。张茂功，汉中褒城人，以拓碑为生，是吴大澂的拓工之一，受雇为其访碑和拓碑。由于战事迁延，吴大澂还与左宗棠密切往来，希望借助西征之便访碑拓碑。吴大澂本人多次遣拓工访碑拓碑，有时出访就有拓工随行。除上述之外，他还专门训练拓工以及雇用省城的拓工，然不及石门人张茂功的技术。
拓工是个供不应求的行业，好的拓工难以获得，对于痴迷于访碑拓碑的人来说，实在是常常棘手。“兵乱以后，吴中讲此道者甚属寥寥，稍有薄枝，便赴沪上，该处最号繁盛，觅利较易也。”（吴云《两罍轩尺牍》卷九）在说苏州地区拓工难寻的另一个原因。拓工的流动性较大，该群体人数较少，且变动频繁，长期不稳定。迫于情势，有的金石学家甚至令自己的子孙学习椎拓。当然，让孩子们在课余接触金石学，算是带有一定娱乐性质的学习。教新手传拓金石，当从结实易拓的物件开始，避免损坏，大而平的墓志是极好的选择，当然传拓过程中会出现新手不甚损坏原物的情况，虽甚为可惜也在所难免。潘祖荫的拓片质量不高就是因为常出自“十二三岁顽童”之手。金石学学者和收藏家对拓片的需求量很大，拓片成为他们文化与学术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光年间的金石学家们之所以尽最大努力来广收拓片，除了用拓片考订经史外，还和当时学者们所关注的古物鉴定和编纂谱录性质的书籍有关。收藏青铜器和瓦当等陶器和收藏碑刻拓片有所不同，一块碑如果没有后世的摹刻或伪刻，一般就是独一无二的石刻。而范铸青铜器和范制的陶器（如瓦当、陶量等），可以复制，而且有时是一组器物，其上的铭文就会有极为相似者。”（50页）大量的收集拓片的风气一定跟当时学者们的研究旨趣相关，譬如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倘若没有大量的拓片，完成这类的编著是不可能的。
吴大澂有几个技艺精湛的拓友。晚清的金石学家常聘请一些技艺精湛的拓工常驻其家，这些人被称为“馆客”（郭玉海语）。人才难得呀，一般来说，这些馆客和幕友的文化修养和传拓技术都远高于普通拓工，有难度的物件常交给他们。水准高的拓友，兼具了丰富的金石学知识，长期浸润于古董中，行情比较熟悉，以至于这些人“独擅其利”。张茂功虽善，但在青铜器上不行，吴大澂需要找更高明的拓友。陈佩纲，尹元鼐，黄士陵三人均在不同时期追随过吴大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精于篆刻”，交往的具体过程琐碎，见于第五节，这些人却是相当重要的角色。作者在节末思考了篆刻与传拓之间的关系，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篆刻家具有古文字知识，熟悉古文字的结构和笔画走向，不会伤到原器；其二，篆刻经验对传达出传拓过程中的细微差别帮助很大；其三，篆刻家多拓边款，会拓边款对传拓金石有帮助。
临末余论部分讨论了精拓的审美价值和品评语言。“汉碑真宋拓绝少，寻常号称宋拓者，皆明初拓耳。有明一代书学，但知贴而不知碑，末年始渐有考求之者。至乾嘉而臻极盛。故碑版精拓本，大率乾嘉时物。”（王敏辑注，《北京图书馆藏善拓题跋辑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75页）黄易可能是乾嘉时期引领精拓风气的关键人物，制作和收藏精拓逐渐成为吴大澂们的共识。追求精拓的目的首在传古，并为考证经史者和研究书法者提供便利。拓片本身的审美价值呢？首先，我们可以从金石学家的题跋文字中感受到欣赏拓片的愉悦。郭玉海先生指出：“拓片之美在主观上凝结的是历代文人墨客以及众多收藏家们的特有欣赏角度。历代碑碣摩泐后斑驳陆离的石花、青铜器起伏蜿蜒的锈迹、因年代久远而泛黄的宣纸、温润细腻的墨色，这些虽与文字历史研究无补，但在精神上却构成了观者的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郭玉海《试论传拓的历史角色和地位》，《故宫学刊》，2008年第四辑，487页）其二，对拓片的审美价值的体验和认知是渐进的发展的，“在技术和趣味之间有一种积极地、不断地彼此刺激和筛选的互动关系。”（93页）拓片的审美价值在晚明逐渐得到重视，对碑帖的鉴定，使得人们对拓本的微妙精致处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其三，拓片本身的特质。“即使是传拓同一件器物，每次传拓，都展现了人、纸、墨、环境之间微妙的互动，每一次拓制过程 都是‘创作’，每一件从原器上拓下的拓片，也都是‘原拓’。”（96页）拓片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每每进行，都是创作。
为什么拓片的领域没有发展出比较丰富的鉴赏语言呢？作者指出，其一，描述困难，我们没有足够的语汇来描述墨色的细微差异。其二，认识不敏感。收藏研究金石的人们，圈子远不及书画的大。其三，拓工不用文字。金石学家、拓工两个群体之间的评论只会形成很少的文字，只言片语。总的来看，圈子决定了价值。传统社会里，收藏和品鉴拓片的主要是文人士大夫，拓工虽不具备文人身份，趣味也已然文人化了。
这本小书文不足五万字，密密麻麻却注了160条，占了很大的篇幅，显见作者功力之深。读完之后发现，基本上都是对现象的描述，余论部分对晚清的传拓风气进行了总结，对精拓的审美价值和品评语言进行了讨论，对我们了解这一现象与其发展过程大有裨益。
我没有旨趣去做研究金石学，那么“玩物丧志”固然了。然而访碑拓碑实在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想象在闲暇的日子，拓片的“浑古”与“文秀”伴着墨香扑面而来，那一定是赏心悦目的。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愙斋，苏州吴县人，宦宗遍及东西南北。他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一生都在和拓片打交道。开篇即交代了内容，“本文第一节讨论访碑传统及黄易对吴大澂的影响。其他诸节分别讨论吴大澂家庭和交往圈中的传拓风气、吴大澂的拓工、拓工的生存状态、吴大澂的三位擅长传拓的幕友。余论部分则对拓本的品评语言和审美价值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同道们对这一问题更深入的探讨。”（白谦慎《吴大澂和他的拓工》，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年，1-2页。后续出现此书时只标页码）跟着白先生的线索往下走，很快就翻完了。
自从金石学在宋代形成以后，拓片就成为金石学最为重要的文献载体和研究对象。没有拓片，就没有金石学。清初的访碑风气很浓，学者们访得好碑常不胜欢喜，“……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序》，载《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29页）。受黄易的影响颇深，吴大澂“很可能认为自己是黄易在同光年间的真正传人”（9页）。黄易，字大易，号小松，又号秋庵，仁和（浙江杭州）人。精于博古，喜集金石文字，广搜碑刻，绘有《访碑图》，并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抚印为丁敬高弟，有出蓝之誉，与丁敬并称“丁黄”，为“西泠八家”之一。山水法董、巨，冷逸幽隽，以澹墨简笔写取神韵，而有金石味。兼工花卉，宗恽寿平。吴大澂诗云，“我生好古访碑忙，三十二图夸翁黄”。
吴大澂的家庭里，外祖父韩崇（字履卿，斋号宝铁斋）对他的影响很大，以至于少年时代就喜爱收集金石拓片。他的家人甚至戒之曰：“好古之士，恐以玩物丧志，与身心无益也。”于是让他抄抄程子《易传》读之（吴大澂《愙斋自订年谱》，载《青鹤笔记九种》，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3页）。少年时代的吴大澂应该就可以制作拓片了，另有一个对他影响深远的人物是浙江归安的吴云，著名金石学家，韩崇的友人。“和韩崇相比，吴云的收藏既多且精。韩崇所藏金石以石刻占绝大多数，而吴云不但碑帖收藏丰富，他还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学者和器物收藏家。”（25页）吴大澂少年时代的金石兴趣，是可以想见的。
“自周代至唐代，陕西一直是政治文化中心，古代遗迹极多。甘肃虽地处边陲，但地处古代丝绸之路，两汉六朝隋唐时期，为中西文化交流之重要通道，古代碑刻也甚多。”（31页）吴大澂于1873-1876年间任陕甘学政，与他的朋友们关于访碑与拓碑的来往甚蕃。“裴岑碑于雍正年间在西塞巴尔库城西北发现，沙南侯获碑在道光年间才在甘肃镇西厅焕采沟发现，可以说是地处中国最西北的汉碑。”（32页）潘祖荫早获沙南侯获碑拓片，专门请朋友考释文字，并请吴大澂双钩，刻版印行。张茂功，汉中褒城人，以拓碑为生，是吴大澂的拓工之一，受雇为其访碑和拓碑。由于战事迁延，吴大澂还与左宗棠密切往来，希望借助西征之便访碑拓碑。吴大澂本人多次遣拓工访碑拓碑，有时出访就有拓工随行。除上述之外，他还专门训练拓工以及雇用省城的拓工，然不及石门人张茂功的技术。
拓工是个供不应求的行业，好的拓工难以获得，对于痴迷于访碑拓碑的人来说，实在是常常棘手。“兵乱以后，吴中讲此道者甚属寥寥，稍有薄枝，便赴沪上，该处最号繁盛，觅利较易也。”（吴云《两罍轩尺牍》卷九）在说苏州地区拓工难寻的另一个原因。拓工的流动性较大，该群体人数较少，且变动频繁，长期不稳定。迫于情势，有的金石学家甚至令自己的子孙学习椎拓。当然，让孩子们在课余接触金石学，算是带有一定娱乐性质的学习。教新手传拓金石，当从结实易拓的物件开始，避免损坏，大而平的墓志是极好的选择，当然传拓过程中会出现新手不甚损坏原物的情况，虽甚为可惜也在所难免。潘祖荫的拓片质量不高就是因为常出自“十二三岁顽童”之手。金石学学者和收藏家对拓片的需求量很大，拓片成为他们文化与学术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光年间的金石学家们之所以尽最大努力来广收拓片，除了用拓片考订经史外，还和当时学者们所关注的古物鉴定和编纂谱录性质的书籍有关。收藏青铜器和瓦当等陶器和收藏碑刻拓片有所不同，一块碑如果没有后世的摹刻或伪刻，一般就是独一无二的石刻。而范铸青铜器和范制的陶器（如瓦当、陶量等），可以复制，而且有时是一组器物，其上的铭文就会有极为相似者。”（50页）大量的收集拓片的风气一定跟当时学者们的研究旨趣相关，譬如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倘若没有大量的拓片，完成这类的编著是不可能的。
吴大澂有几个技艺精湛的拓友。晚清的金石学家常聘请一些技艺精湛的拓工常驻其家，这些人被称为“馆客”（郭玉海语）。人才难得呀，一般来说，这些馆客和幕友的文化修养和传拓技术都远高于普通拓工，有难度的物件常交给他们。水准高的拓友，兼具了丰富的金石学知识，长期浸润于古董中，行情比较熟悉，以至于这些人“独擅其利”。张茂功虽善，但在青铜器上不行，吴大澂需要找更高明的拓友。陈佩纲，尹元鼐，黄士陵三人均在不同时期追随过吴大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精于篆刻”，交往的具体过程琐碎，见于第五节，这些人却是相当重要的角色。作者在节末思考了篆刻与传拓之间的关系，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篆刻家具有古文字知识，熟悉古文字的结构和笔画走向，不会伤到原器；其二，篆刻经验对传达出传拓过程中的细微差别帮助很大；其三，篆刻家多拓边款，会拓边款对传拓金石有帮助。
临末余论部分讨论了精拓的审美价值和品评语言。“汉碑真宋拓绝少，寻常号称宋拓者，皆明初拓耳。有明一代书学，但知贴而不知碑，末年始渐有考求之者。至乾嘉而臻极盛。故碑版精拓本，大率乾嘉时物。”（王敏辑注，《北京图书馆藏善拓题跋辑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75页）黄易可能是乾嘉时期引领精拓风气的关键人物，制作和收藏精拓逐渐成为吴大澂们的共识。追求精拓的目的首在传古，并为考证经史者和研究书法者提供便利。拓片本身的审美价值呢？首先，我们可以从金石学家的题跋文字中感受到欣赏拓片的愉悦。郭玉海先生指出：“拓片之美在主观上凝结的是历代文人墨客以及众多收藏家们的特有欣赏角度。历代碑碣摩泐后斑驳陆离的石花、青铜器起伏蜿蜒的锈迹、因年代久远而泛黄的宣纸、温润细腻的墨色，这些虽与文字历史研究无补，但在精神上却构成了观者的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郭玉海《试论传拓的历史角色和地位》，《故宫学刊》，2008年第四辑，487页）其二，对拓片的审美价值的体验和认知是渐进的发展的，“在技术和趣味之间有一种积极地、不断地彼此刺激和筛选的互动关系。”（93页）拓片的审美价值在晚明逐渐得到重视，对碑帖的鉴定，使得人们对拓本的微妙精致处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其三，拓片本身的特质。“即使是传拓同一件器物，每次传拓，都展现了人、纸、墨、环境之间微妙的互动，每一次拓制过程 都是‘创作’，每一件从原器上拓下的拓片，也都是‘原拓’。”（96页）拓片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每每进行，都是创作。
为什么拓片的领域没有发展出比较丰富的鉴赏语言呢？作者指出，其一，描述困难，我们没有足够的语汇来描述墨色的细微差异。其二，认识不敏感。收藏研究金石的人们，圈子远不及书画的大。其三，拓工不用文字。金石学家、拓工两个群体之间的评论只会形成很少的文字，只言片语。总的来看，圈子决定了价值。传统社会里，收藏和品鉴拓片的主要是文人士大夫，拓工虽不具备文人身份，趣味也已然文人化了。
这本小书文不足五万字，密密麻麻却注了160条，占了很大的篇幅，显见作者功力之深。读完之后发现，基本上都是对现象的描述，余论部分对晚清的传拓风气进行了总结，对精拓的审美价值和品评语言进行了讨论，对我们了解这一现象与其发展过程大有裨益。
我没有旨趣去做研究金石学，那么“玩物丧志”固然了。然而访碑拓碑实在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想象在闲暇的日子，拓片的“浑古”与“文秀”伴着墨香扑面而来，那一定是赏心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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