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评桑兵《走进共和》：纯凭日记，能编织怎么样的历史图景？
评桑兵《走进共和》：纯凭日记，能编织怎么样的历史图景？
原创 2016-07-25 杨清 上海书评
当代史学发展一日千里，著述层出不穷，而且更上层楼。尤其大学者积学累功、水到渠成，有如旧时武林的大侠“神功已成”，确实到了挥斥方遒、指点大势的火候。前些日子“革命四书”、“冷战五书”相继火爆一时，作者踊跃，读者雀跃，便是好例。最近，在近代史学界负盛名的桑兵先生，继刊行《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一书后，紧接着推出号称“大转折时代四部曲”之一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以下引文仅标页码），大有要为近代史研究指道，兼为近代史结账的态势。据桑先生观点，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经历了三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权兴替，可分别标名为“进入民国”、“统一易帜”和“迎接解放”，三次政权鼎革形式、内容有别，而“形形色色的亲历者如何度过席卷而来的革命浪潮，进入新政权、新时代，经历三次政权更迭者的思维行为有何异同，既关乎对革命进程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新政权及其命运的认识，颇可玩味，值得考究”（绪言，第1页）。《走进共和》一书聚焦的，便是辛亥革命、民国肇建这一段历史，全书除绪言、尾声，分“山雨欲来”、“烽火连三月”、“共和元年”三章，基本按自然时序展开，自辛亥（1911）正月始，约止于壬子（1912）即共和元年中，涵盖时段不超过一年半，而特别之处是，叙事材料几乎全部来自日记。
根据作者的解说，“本文较多征引的日记，未必是由于其人其事更加重要，而是因为大都为当时的直接记述（偶有事后不久的补记），不受后来时势的影响，而且所记事实较详，吐露心迹较显，可以多层面了解历史的进行时各色人等的行事及其心境”（绪言，第3页）。的确，近代中国政治史领域的研究，固然蓬勃一时，但在史观、史料观及叙事方式上往往不脱套路的痕迹，诸如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件，一般通史、断代史绝绕不过去，专题及相关人物研究更是堆山积海，产量惊人，但已有历史叙事充斥后见之明的狭隘、武断，以及呈现手法上的偏枯、干燥，都是令读者不满意的。本书选择以各类亲历者见闻为视角，欲“借着性情政见千差万别的日记主人们的身手耳目，顺着历史的进程重新经历一番时代风云的变幻，深入体察革命时代的波谲云诡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等是如何面对巨变，适应形势，调整自我，在进入新时代的过程中设法立足存身，以致有所施展发挥”（绪言，第5页），不可不谓自出机杼，别有匠心。
再从方法论角度而言，全书“以日记为凭借叙事”也是一大看点。以日记为研究史料，所在多有，并不稀奇，但纯凭日记铺陈史事，进而完成一部大书，则几近于创举了。作者在此方面亦有相当自觉，绪言部分洋洋洒洒，对研究方法有不少检讨与发挥，并着重提示从亲历者日记探寻历史演化具有的四大作用：（一）协调大历史与个人视角的歧异；（二）校正后设架构与循序演进的视差；（三）平衡类像与单体的异同；（四）兼顾叙事与说理的功能（绪言，第6-7页）。本书取时人日记作叙事经纬，究竟能编织出怎样一幅动人的历史图景呢？这无疑让人产生强烈的好奇与期待。
笔者正由这样的好奇和期待驱使，第一时间拜读了此书，感觉作者写作此书的前期准备充分，搜集素材用力甚勤，但成书似过于草率，就内容呈现而言，可说相当粗糙。大略而言，全书涉及人物主要有那桐、绍英、荣庆、徐世昌、许宝蘅、汪荣宝、恽毓鼎、张謇、郑孝胥、孟宪彝、赖清健、温世霖、严修、叶昌炽、黄炎培、蔡元培、张元济、邓华熙、余肇康、谭延闿、吉城、张棡、黄沅、姚永概、胡骏、王闿运、王振声、吴虞、朱峙三、叶绍钧、吴宓、黄尊三、钱玄同、胡适等，征引相关日记约计四十部。书中对汪荣宝、郑孝胥等相对习见的日记解读细腻，较前人有突过处，对黄沅、孟宪彝、赖清健等以往学界注意不多或利用不足的日记，亦有发掘之功。惟以作者取材的标准和口径而论，仍有一些不能说小的遗漏，如《醇亲王载沣日记》（群众出版社2014年）、《徐兆玮日记》（黄山书社2013年）。当然，晚清民国是目前所知留存日记最多的时期，任何研究都难竭泽而渔，或留遗珠，亦情有可原。而且老实说，按本书的写作思路，加减一两部日记，对作者来说根本意义不大。因为桑先生相信“历史人事均为个别，不能强同”，故全书凸显日记所载的“单体”言行，以抗衡类型化的局限；而且，“史实的记载和史料的留存，本来就是残缺不全，非要巨细无遗地统统网罗，同样无史可究，也就无史学可言”（绪言，第4页）。故此，本书采取的论述方式是呈现式的，而非传统的归纳式，或演绎式。亦故此，多一部日记，无非是多花点笔墨，多写个把人物，实无关宏旨。
但相应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堆砌、凑泊，二是杂沓、散漫。亲历者日记简繁有别，重心各异，本待细心择别、剪裁，取以其他类型史料对比印证，但作者仅以日记为凭借，故似有捡到篮里都是菜的急迫，对相对篇幅较大、记事较详的日记更是视若拱璧，打包接收。所以，每一章节描述不同人物“心境”和“行事”的分量，基本等同于原有日记的篇幅，畸轻畸重，十分明显。如写日记较勤的浙江台州绅士黄沅，本书三章每录其事，各多达十页之谱，而涉事深但下笔矜慎的徐世昌、张謇等人，反倒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同时，对一些人物的记述，难免流水账。如温世霖因组织国会请愿而被遣戍新疆，自宣统二年十二月至三年五月，由天津至迪化走了一路，书中也事无巨细地从“观黄河瀑布”到“哈密西瓜味最甜美”记了一路（57-67页）。复如黄沅，其人无功名，但家境尚佳，与本地官绅有交游，记地方事颇详，凡求佛拜神、游山玩水、看报读书、交友宴会、自治选举、赈捐报效，不一而足，本书同样兼收并蓄（71-80页、144-167页、270-284页）。书内引日记，未加细择，常一引到底，尤可怪者，甚或有不标示引号，只略易数字，直接用日记原文铺陈史事。这种情况不在少数，而改易的几个字，一般只是为了疏通语法、调整主谓。这无疑有违学术纪律，日记所记“事情”不同于“事实”本身，不可混一，道理显然；从读者角度来说，也因此造成困扰，不知道哪些是日记原文，哪些是作者自己的话。再者，抄日记，最无谓要数抄公文。本书第二章多引吉林西南兵备道孟宪彝日记，数处原原本本抄电文，连“敬布腹心，即希亮察”的套话也一字不落，又并无针对性的解读（128-135页），那真是有凑字数的嫌疑了。
本书“绪言”有一大段对“归纳法”的批判文字，批判对象从“欧洲学人”、“日本明治思想家”，到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扫倒一片。归纳法“削足适履、混淆本相”，已罪无可逭，但落实在书中章节，仍将人物区别为“内外官员”、“青年学生”、“南北士绅”三类，桑先生解释说归类只是“图个方便”、“不得已”，并特加声明“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天经地义，尤其是不可以此为潮流时趋，将不得已之事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注意尽可能避免其局限，并且积极寻求突破之道”（绪言，第4页注1）。然何谓“积极突破之道”，终未明示。本书各章各节均约十个以上人物出场，而这些人物了无关系，极少交集，行文只是从人物甲跳到人物乙，再跳到人物丙，在各个人物停留时间的长短全凭存留日记的多寡，而对每一人物内部及其与时代关系的挖掘，又仅以日记呈现者为限，散漫无序，几无脉络可循。作者尚有这样的自信：“回复到史学依时叙事的原生功能，或许可为再现精彩的起点。”（绪言，第6页）但就笔者的阅读体验而言，实无“精彩”可言。桑先生又借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圣言简奥”一语发挥，表示日记“若仅就文本敷衍成篇，则不过表面文章”（绪言，第8页）。然现在成书的模样，又距“敷衍”、“表面”几希？笔者的一个印象是，本书材料丰富，但类同札记，仿佛匆促间连缀成篇，终究一地散碎，借用章实斋对王应麟书的评语，“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文史通义·博约中》）。
清末民初时人日记多为文言，书中大量引日记原文，为文气顺畅起见，叙述时或出以稍近“浅近文言”的语体文，较为合适。本书文白夹杂，文体怪异，可谓不文不白，时文时白。文处嫌“文抄公”做得太彻底，大段摘引原文，还不加引号，间有作者自己的评述文字，也不易分辨出来；白处则极突兀，语气、语调随处切换，有时还带一股子“作文腔”。作者为增强“叙事”感觉，承转启合的过渡段落有不少即兴发挥，从动机讲，当然是为了讲故事的“丰富生动”，但从效果看，却很难说是更生动，还是更生硬。如叙及清末铁路国有政策，以川汉铁路规划不合实际，下面一段简直要引起读者尴尬症发作：
民国以来，宜万铁路几上几下，整个一个世纪之后，在各种高科技和国家大投入的强有力支撑下，极富筑路经验的施工单位百折不挠地坚持，才终于得以全线贯通。在长期的修筑过程中，有时为了打通一条隧道，几年间周而复始的不断塌方令施工者屡屡前功尽弃，使那些能征善战的钢铁硬汉们万分沮丧，好像完全看不见胜利的曙光，几乎陷入令人窒息的绝望境地。（102页）
桑先生尝自用“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这一习语，而痛批“坊间或有误会，用作无中生有，意思恰好相反”、“各种媒体、文艺作品乃至学术著作中，望文生义的误用已经极其普遍，知道原典的正解反而凤毛麟角”（27页），直如一堂自问自答、自我表彰的语法课。如记忆不差，这一老梗，桑先生早在十年前就已用过，何以至今乐此不疲？末了意犹未尽，又有评论：“这大概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主张不用典的准则已被废弃，时趋好典雅却底蕴尽失关系匪浅。”（27页，注1）今若不嫌冒昧，将此语移用于作者自身非文非白的表述风格，岂非自况欤？
不过，本书虽以“叙事”自任，但原来定位就是乙部书（封底上架建议：历史 /晚清民国史），在当下文史之学日益乖离的大趋势下，责之以“文”，无异于缘木求鱼，那么，在理应本色当行的领域，作者表现又如何呢？桑先生标榜取径日记来探究“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则日记的文本解读自然是心力灌注所在，据其总结，“以日记为凭借叙事”有三大难处，即“认字”、“识人”、“明事”（绪言，第6-7页），想必是经验之谈。然而，读毕此书，最不惬人心处，亦恰在此。
已经整理标点的日记姑不论，笔者取《绍英日记》的手稿影印刊本，就阅读中的疑点稍加质证，即有不少发现。壬子正月初一日记，“袁项城已允勉尽临时总统之义务，其优待皇室条件，必能有加喜色”（239页），“喜色”为“无已”之误；同年八月初一引黄兴语，“全（合）民五族共和，实由皇太后皇上圣明”（241页），“全（合）民”为“今者”之误。以上认错字，除了不通，对理解文意影响尚不大，而辛亥十月廿三日录绍英五十生辰自寿诗，有“移孝作忠犹二事”句（127页），“犹”应作“非”，一字之差，寓意全反。认错字外，还断错句。辛亥闰六月十二日，记盛宣怀反对虚金本位制，“盛又云：‘拟著作一书，力驳用金之议。吁，尤可怪也。制币局之事，嗣后恐难办到好处，真无可如何也。’”（24页）此处“吁”字后一段，当系绍英本人议论，却移至盛氏名下，实则两人立场根本对立。又，本书第二章引黄尊三日记，有一段说明：
已刊黄尊三日记关于辛亥武昌起事一段的记录，时间与内容均存在很大误差，当为整理出版时出现错误或事后调整所致。由于日本报纸关于这个局势变化的报道相当及时，日记的署期须参照事态的发展略作调整。据10月31日补记，“……不久或将有大事发生”。而事实上，“将有”实为“己有”，从川路风潮到武昌起事，黄尊三可以从每日报纸报道中了解到即时信息。（186页）
笔者不知桑先生判定该日记“存在很大误差”的实在理由为何，而“略作调整”的具体依据又为何，此处“当为整理出版时出现错误或事后调整所致”、“可以从每日报纸报道中了解到即时信息”都不过悬揣之词，一无凭借。如照桑先生指示“将有”硬调整为“已有”，那真的好似段玉裁批评理校法之“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事实上，揆诸本书，引用黄尊三日记的场合全照原文日期，根本没有经考订而辨误者，作此大言，所为何来？
本书正文纯以日记铺叙事情，而绝少议论分析，偶有，也是大而化之。如论辛亥鼎革后的沈家本、绍英，“他对逊清王室和民国政权的感情复杂”、“反映了内心的复杂纠结”、“态度相当复杂”（均见239页），究竟如何复杂，语焉不详。又辛亥十月徐世昌在北京与人谈时事“夜不能寐”，“徐世昌很少在日记中流露个人的情绪，这一次例外，恐怕不仅是因为说话太多那样简单”（235页），究竟如何不简单，亦不得而知。所以想要见识作者“识人”、“明事”的本领，只能另辟蹊径，向注释中去寻。据桑先生言：
叙事背后的把握，必要处以注释方式说明，注不胜注之处，下过材料研究功夫者自然能够体会潜藏的玄机。（绪言，第8-9页）
然而，本书注释并无一定体例，当注不注者极夥，而出注相当随意，多数与正文关系不大，甚至了无关系。仍以《绍英日记》为例，因为径引日记，照抄原文，常常人名字号混用，此处的“陈瑶翁”、“陈公猛”，费点心思，尚猜得到即彼处的陈邦瑞、陈威，而叙及绍英筹借外债应财政之急，引文多有“勾堆之借款”、“勾堆拟自向英国与资本家商议办法”等语（125页），此处“勾堆”，不做疏通，殊不可解。诸如此类，所在多有，而全书征引文献不过五十余种，除去日记，寥寥无几，疑难名词概无解说，材料与史事之“比勘印证”更无从谈起。如此这般于无字句处“潜藏的玄机”，诚非愚钝如我辈所敢领教，而照作者的逻辑，也只能怪自己没下够“材料研究功夫”。除当注不注，又有不必注而注，强作解人。壬子正月初七，绍英求卦不佳，自诫“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应以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倭仁语），为免疚之道”（240页）。按日记手稿，并无“倭仁语”的自注，此系作者添加，而“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增广贤文》里面的话，何时成了倭仁语录？不知桑先生所据何在？
全书基本自说自话，称述先行研究的场合极少，即便偶有道及，概不出名出注，而混称以“有研究显示”（103页）、“或者如有人所说”（287页）、“一些研究者”（210页）。第三章有谓“或引郑孝胥日记语‘民国乃敌国也’，以证明其与民国为敌，且扩而大之指清遗民均与民国为敌，就有进一步细究的必要”（243页）。此处“或引”者，如笔者理解不误，当系林志宏所著《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新遗民》（中华书局2013年）。桑先生还原“民国乃敌国也”一语的日记语境，认为“这显然并非汉贼不两立的意思，至少还不到这样的境地。只不过郑孝胥以清朝臣子自居，形式上与民国处于相对地位而已”（244页）。实则细绎林著原文，并未将郑氏理解为清朝死忠，也反对“把遗民的政治认同视作与民国对立而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其“敌国”之谓，仍是从国之“敌体”，即相对视角而言，其说并不误。桑先生又特重民初之“文化遗民”，以为与遗老“形似而实不同”，并举出“研究者不分青红皂白”之一例，“将与清廷有杀父之仇而‘愿做神州袖手人’的陈三立视为遗老，便是典型的误判”（230-231页，注1）。此说实有多层可供分解：（一）陈三立和清朝到底有无“杀父之仇”？（二）陈三立是因杀父之仇而“愿做神州袖手人”的吗？（三）即使退一步，杀父之仇成立，那岂不证明陈三立为遗民有政治背景，与“文化”何干？前提即不成立，逻辑又复混乱，“不分青红皂白”者到底是谁？
最有意思的是，桑先生虽然不满于“近代以来的史学，尤其是学院化的史学论著，说理的成分日益超越叙事，以至于叙事被说理所凌驾”（绪言，第7页）；但本书注释却极热衷“说理”，好像注释不是“史学论著”的部分似的，而说理一旦厕身其中，就如同政治犯逃进租界，天然有了免责的保障和逍遥的本钱。不说道理则已，一说便是大道理。试观以下一段：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王朝出现了四十年的所谓同光中兴。虽然内乱外患不断，大体而言，社会还处于稳定状态。其间就又推行了自强运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力。这样的光景，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在此期间金银比价变动，银价大跌，使得通行银钱制度的中国社会获得喘息之机，用钱的民众购买力增强，社会经济得以复苏发展。尤其是家庭式手工棉纺织业大范围推广，真正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成为中兴的有力支柱。可惜清政府未能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实现富民强国，等到银价再度上升之际，才迫不得已推行新政宪政。在钱不值钱的情况下，民众还要同时承受赔款、外债、增税等多重压力，不堪重负，加之清政府措置失当，使得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急剧尖锐化，整个社会陷入剧烈动荡之中，统治危机终于爆发。（24页，注1）
先不计较“同光中兴”到底有没有四十年，也不去纠缠男耕女织模式的“真正形成”要迟至十九世纪末期，即货币比价而论，更专业的经济史家能否同意上述判断，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仅据笔者所知，银贵钱贱是道光中期开始的显著趋势，而极贵的银价从咸丰六年前后开始下落，到上世纪初年，总体是银贱钱贵、银价下落，但其中同治后期到光绪初年又有反弹，是银贵趋势。直到十九世纪末，清朝都没有银铸币，流通银基本是来自海外贸易的外国银元，而铜产量也有限，铸钱大部仍依赖进口洋铜。故十九世纪后半期，清朝是无法自主地控制银钱比价的，恐怕也无意识去选择合适时机来推行改革。笔者闻见不广，也没看到清季有从这一角度反思新政者。如果抓住“天赐良机”就能“富民强国”这般直截，那么只能怪晚清以降历代政府笨蛋得可以，否则真难理解给近代中国带来灾难的“银本位制”为何迟迟要到1930年代中才由国民政府废止。更反讽者，统一币制和外汇本位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国民经济崩溃的要因。桑先生三下五除二式地解释银价和政局关系，或算一种“发明”，但太过于简单粗暴，也太过于后见之明，无疑不足以校正其所谓“后设架构与循序渐进的视差”。
作者交代本书的写作意图，“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与活跃之于历史和史学的应有之义”（绪言，第5页）。话说得比较萦绕，而陈义不可谓不高。统观全书，分分钟教做人，而处处卖破绽，仅日记使用来说，凡认字、识人、明事三项都有明显欠缺。这让我想起昔年孙楷第评论一本别人花多年完成的著作时说的话：“以君之自许也如彼，而著书如此，是尤可怪也。”（《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年，389页）
大凡公认优秀的历史学作品，本不必说教，因为它本身就是足够好的示范，在不动声色之中，作者观念、手眼业已蕴含其中，足供读者和后继者揣摩、效法。一面创作无力，一面口吐真言，所谓“想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拿捏得当至为关键”、“体会潜藏的玄机”、“积极寻求突破之道”云云，实无异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朱子说：“不要说得太高妙，无形影。非惟教他人理会不得，自家亦理会不得也。”（《朱子语录·答许顺之书》）我很怕自己的偏见，复求教于友人与豆瓣，反馈倒颇一致，均谓此书“知所云而不知其所欲云，不必当书看，索引而已”、“似乎成书颇仓促，不过足以提供读者许多线索，从而直接读日记原文”。如此想来，若作者能卸去不必要的使命感和作圣心，还札记本来面目，倒得其所哉。
附带可一提的是，本书行文粗率，编校亦甚陋，留有谬误不少。如“湘绮楼日记”误作“湘倚楼”（绪言，第3页）；叶昌炽“入籍江苏长洲”误作“长川”（14页）；“大体可以反映”误作“反应”（203页）；“怀疑清廷有反汉之心”误作“反汗”（214页，注1），等等。这更让我怀疑，本书呈现的形式，究竟是深思熟虑、谋定而后作的成果，还是因“不得已”、避难而趋易的急就章。桑先生曾交代本书出版的缘起：
本书为整个系列的首篇，后续各卷《北伐与易帜》、《沦陷与重光》、《解放》尚在写作中。原拟全部杀青后再行付梓，小友谭徐锋担心篇幅过大，且各篇内容相对独立，建议分卷出版。思量再三，认为有理，从之。（绪言，第9页）
窃意四篇各立专章，合为一部，如处置得当，或会是一本立意高远、结构匀亭的好书，而作者意不出此，生生将一“篇”之有限容量抻至一“卷”之浩荡篇幅，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真不知是要感叹今日书贵纸贱一至于斯，还是佩服作者真有不惜墨的时代精神，笔下不带一丝矜持。而据书中预告，接下来“大转折时代四部曲”之二、三、四各卷将陆续推出，我们当然乐见作者俯从“小友”美意皆大欢喜。吾辈无言，且待将来的学术出版史评说了。
本文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90期，2016年7月24日出版。
原创 2016-07-25 杨清 上海书评
当代史学发展一日千里，著述层出不穷，而且更上层楼。尤其大学者积学累功、水到渠成，有如旧时武林的大侠“神功已成”，确实到了挥斥方遒、指点大势的火候。前些日子“革命四书”、“冷战五书”相继火爆一时，作者踊跃，读者雀跃，便是好例。最近，在近代史学界负盛名的桑兵先生，继刊行《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一书后，紧接着推出号称“大转折时代四部曲”之一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以下引文仅标页码），大有要为近代史研究指道，兼为近代史结账的态势。据桑先生观点，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经历了三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权兴替，可分别标名为“进入民国”、“统一易帜”和“迎接解放”，三次政权鼎革形式、内容有别，而“形形色色的亲历者如何度过席卷而来的革命浪潮，进入新政权、新时代，经历三次政权更迭者的思维行为有何异同，既关乎对革命进程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新政权及其命运的认识，颇可玩味，值得考究”（绪言，第1页）。《走进共和》一书聚焦的，便是辛亥革命、民国肇建这一段历史，全书除绪言、尾声，分“山雨欲来”、“烽火连三月”、“共和元年”三章，基本按自然时序展开，自辛亥（1911）正月始，约止于壬子（1912）即共和元年中，涵盖时段不超过一年半，而特别之处是，叙事材料几乎全部来自日记。
根据作者的解说，“本文较多征引的日记，未必是由于其人其事更加重要，而是因为大都为当时的直接记述（偶有事后不久的补记），不受后来时势的影响，而且所记事实较详，吐露心迹较显，可以多层面了解历史的进行时各色人等的行事及其心境”（绪言，第3页）。的确，近代中国政治史领域的研究，固然蓬勃一时，但在史观、史料观及叙事方式上往往不脱套路的痕迹，诸如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件，一般通史、断代史绝绕不过去，专题及相关人物研究更是堆山积海，产量惊人，但已有历史叙事充斥后见之明的狭隘、武断，以及呈现手法上的偏枯、干燥，都是令读者不满意的。本书选择以各类亲历者见闻为视角，欲“借着性情政见千差万别的日记主人们的身手耳目，顺着历史的进程重新经历一番时代风云的变幻，深入体察革命时代的波谲云诡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等是如何面对巨变，适应形势，调整自我，在进入新时代的过程中设法立足存身，以致有所施展发挥”（绪言，第5页），不可不谓自出机杼，别有匠心。
再从方法论角度而言，全书“以日记为凭借叙事”也是一大看点。以日记为研究史料，所在多有，并不稀奇，但纯凭日记铺陈史事，进而完成一部大书，则几近于创举了。作者在此方面亦有相当自觉，绪言部分洋洋洒洒，对研究方法有不少检讨与发挥，并着重提示从亲历者日记探寻历史演化具有的四大作用：（一）协调大历史与个人视角的歧异；（二）校正后设架构与循序演进的视差；（三）平衡类像与单体的异同；（四）兼顾叙事与说理的功能（绪言，第6-7页）。本书取时人日记作叙事经纬，究竟能编织出怎样一幅动人的历史图景呢？这无疑让人产生强烈的好奇与期待。
笔者正由这样的好奇和期待驱使，第一时间拜读了此书，感觉作者写作此书的前期准备充分，搜集素材用力甚勤，但成书似过于草率，就内容呈现而言，可说相当粗糙。大略而言，全书涉及人物主要有那桐、绍英、荣庆、徐世昌、许宝蘅、汪荣宝、恽毓鼎、张謇、郑孝胥、孟宪彝、赖清健、温世霖、严修、叶昌炽、黄炎培、蔡元培、张元济、邓华熙、余肇康、谭延闿、吉城、张棡、黄沅、姚永概、胡骏、王闿运、王振声、吴虞、朱峙三、叶绍钧、吴宓、黄尊三、钱玄同、胡适等，征引相关日记约计四十部。书中对汪荣宝、郑孝胥等相对习见的日记解读细腻，较前人有突过处，对黄沅、孟宪彝、赖清健等以往学界注意不多或利用不足的日记，亦有发掘之功。惟以作者取材的标准和口径而论，仍有一些不能说小的遗漏，如《醇亲王载沣日记》（群众出版社2014年）、《徐兆玮日记》（黄山书社2013年）。当然，晚清民国是目前所知留存日记最多的时期，任何研究都难竭泽而渔，或留遗珠，亦情有可原。而且老实说，按本书的写作思路，加减一两部日记，对作者来说根本意义不大。因为桑先生相信“历史人事均为个别，不能强同”，故全书凸显日记所载的“单体”言行，以抗衡类型化的局限；而且，“史实的记载和史料的留存，本来就是残缺不全，非要巨细无遗地统统网罗，同样无史可究，也就无史学可言”（绪言，第4页）。故此，本书采取的论述方式是呈现式的，而非传统的归纳式，或演绎式。亦故此，多一部日记，无非是多花点笔墨，多写个把人物，实无关宏旨。
但相应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堆砌、凑泊，二是杂沓、散漫。亲历者日记简繁有别，重心各异，本待细心择别、剪裁，取以其他类型史料对比印证，但作者仅以日记为凭借，故似有捡到篮里都是菜的急迫，对相对篇幅较大、记事较详的日记更是视若拱璧，打包接收。所以，每一章节描述不同人物“心境”和“行事”的分量，基本等同于原有日记的篇幅，畸轻畸重，十分明显。如写日记较勤的浙江台州绅士黄沅，本书三章每录其事，各多达十页之谱，而涉事深但下笔矜慎的徐世昌、张謇等人，反倒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同时，对一些人物的记述，难免流水账。如温世霖因组织国会请愿而被遣戍新疆，自宣统二年十二月至三年五月，由天津至迪化走了一路，书中也事无巨细地从“观黄河瀑布”到“哈密西瓜味最甜美”记了一路（57-67页）。复如黄沅，其人无功名，但家境尚佳，与本地官绅有交游，记地方事颇详，凡求佛拜神、游山玩水、看报读书、交友宴会、自治选举、赈捐报效，不一而足，本书同样兼收并蓄（71-80页、144-167页、270-284页）。书内引日记，未加细择，常一引到底，尤可怪者，甚或有不标示引号，只略易数字，直接用日记原文铺陈史事。这种情况不在少数，而改易的几个字，一般只是为了疏通语法、调整主谓。这无疑有违学术纪律，日记所记“事情”不同于“事实”本身，不可混一，道理显然；从读者角度来说，也因此造成困扰，不知道哪些是日记原文，哪些是作者自己的话。再者，抄日记，最无谓要数抄公文。本书第二章多引吉林西南兵备道孟宪彝日记，数处原原本本抄电文，连“敬布腹心，即希亮察”的套话也一字不落，又并无针对性的解读（128-135页），那真是有凑字数的嫌疑了。
本书“绪言”有一大段对“归纳法”的批判文字，批判对象从“欧洲学人”、“日本明治思想家”，到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扫倒一片。归纳法“削足适履、混淆本相”，已罪无可逭，但落实在书中章节，仍将人物区别为“内外官员”、“青年学生”、“南北士绅”三类，桑先生解释说归类只是“图个方便”、“不得已”，并特加声明“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天经地义，尤其是不可以此为潮流时趋，将不得已之事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注意尽可能避免其局限，并且积极寻求突破之道”（绪言，第4页注1）。然何谓“积极突破之道”，终未明示。本书各章各节均约十个以上人物出场，而这些人物了无关系，极少交集，行文只是从人物甲跳到人物乙，再跳到人物丙，在各个人物停留时间的长短全凭存留日记的多寡，而对每一人物内部及其与时代关系的挖掘，又仅以日记呈现者为限，散漫无序，几无脉络可循。作者尚有这样的自信：“回复到史学依时叙事的原生功能，或许可为再现精彩的起点。”（绪言，第6页）但就笔者的阅读体验而言，实无“精彩”可言。桑先生又借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圣言简奥”一语发挥，表示日记“若仅就文本敷衍成篇，则不过表面文章”（绪言，第8页）。然现在成书的模样，又距“敷衍”、“表面”几希？笔者的一个印象是，本书材料丰富，但类同札记，仿佛匆促间连缀成篇，终究一地散碎，借用章实斋对王应麟书的评语，“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文史通义·博约中》）。
清末民初时人日记多为文言，书中大量引日记原文，为文气顺畅起见，叙述时或出以稍近“浅近文言”的语体文，较为合适。本书文白夹杂，文体怪异，可谓不文不白，时文时白。文处嫌“文抄公”做得太彻底，大段摘引原文，还不加引号，间有作者自己的评述文字，也不易分辨出来；白处则极突兀，语气、语调随处切换，有时还带一股子“作文腔”。作者为增强“叙事”感觉，承转启合的过渡段落有不少即兴发挥，从动机讲，当然是为了讲故事的“丰富生动”，但从效果看，却很难说是更生动，还是更生硬。如叙及清末铁路国有政策，以川汉铁路规划不合实际，下面一段简直要引起读者尴尬症发作：
民国以来，宜万铁路几上几下，整个一个世纪之后，在各种高科技和国家大投入的强有力支撑下，极富筑路经验的施工单位百折不挠地坚持，才终于得以全线贯通。在长期的修筑过程中，有时为了打通一条隧道，几年间周而复始的不断塌方令施工者屡屡前功尽弃，使那些能征善战的钢铁硬汉们万分沮丧，好像完全看不见胜利的曙光，几乎陷入令人窒息的绝望境地。（102页）
桑先生尝自用“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这一习语，而痛批“坊间或有误会，用作无中生有，意思恰好相反”、“各种媒体、文艺作品乃至学术著作中，望文生义的误用已经极其普遍，知道原典的正解反而凤毛麟角”（27页），直如一堂自问自答、自我表彰的语法课。如记忆不差，这一老梗，桑先生早在十年前就已用过，何以至今乐此不疲？末了意犹未尽，又有评论：“这大概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主张不用典的准则已被废弃，时趋好典雅却底蕴尽失关系匪浅。”（27页，注1）今若不嫌冒昧，将此语移用于作者自身非文非白的表述风格，岂非自况欤？
不过，本书虽以“叙事”自任，但原来定位就是乙部书（封底上架建议：历史 /晚清民国史），在当下文史之学日益乖离的大趋势下，责之以“文”，无异于缘木求鱼，那么，在理应本色当行的领域，作者表现又如何呢？桑先生标榜取径日记来探究“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则日记的文本解读自然是心力灌注所在，据其总结，“以日记为凭借叙事”有三大难处，即“认字”、“识人”、“明事”（绪言，第6-7页），想必是经验之谈。然而，读毕此书，最不惬人心处，亦恰在此。
已经整理标点的日记姑不论，笔者取《绍英日记》的手稿影印刊本，就阅读中的疑点稍加质证，即有不少发现。壬子正月初一日记，“袁项城已允勉尽临时总统之义务，其优待皇室条件，必能有加喜色”（239页），“喜色”为“无已”之误；同年八月初一引黄兴语，“全（合）民五族共和，实由皇太后皇上圣明”（241页），“全（合）民”为“今者”之误。以上认错字，除了不通，对理解文意影响尚不大，而辛亥十月廿三日录绍英五十生辰自寿诗，有“移孝作忠犹二事”句（127页），“犹”应作“非”，一字之差，寓意全反。认错字外，还断错句。辛亥闰六月十二日，记盛宣怀反对虚金本位制，“盛又云：‘拟著作一书，力驳用金之议。吁，尤可怪也。制币局之事，嗣后恐难办到好处，真无可如何也。’”（24页）此处“吁”字后一段，当系绍英本人议论，却移至盛氏名下，实则两人立场根本对立。又，本书第二章引黄尊三日记，有一段说明：
已刊黄尊三日记关于辛亥武昌起事一段的记录，时间与内容均存在很大误差，当为整理出版时出现错误或事后调整所致。由于日本报纸关于这个局势变化的报道相当及时，日记的署期须参照事态的发展略作调整。据10月31日补记，“……不久或将有大事发生”。而事实上，“将有”实为“己有”，从川路风潮到武昌起事，黄尊三可以从每日报纸报道中了解到即时信息。（186页）
笔者不知桑先生判定该日记“存在很大误差”的实在理由为何，而“略作调整”的具体依据又为何，此处“当为整理出版时出现错误或事后调整所致”、“可以从每日报纸报道中了解到即时信息”都不过悬揣之词，一无凭借。如照桑先生指示“将有”硬调整为“已有”，那真的好似段玉裁批评理校法之“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事实上，揆诸本书，引用黄尊三日记的场合全照原文日期，根本没有经考订而辨误者，作此大言，所为何来？
本书正文纯以日记铺叙事情，而绝少议论分析，偶有，也是大而化之。如论辛亥鼎革后的沈家本、绍英，“他对逊清王室和民国政权的感情复杂”、“反映了内心的复杂纠结”、“态度相当复杂”（均见239页），究竟如何复杂，语焉不详。又辛亥十月徐世昌在北京与人谈时事“夜不能寐”，“徐世昌很少在日记中流露个人的情绪，这一次例外，恐怕不仅是因为说话太多那样简单”（235页），究竟如何不简单，亦不得而知。所以想要见识作者“识人”、“明事”的本领，只能另辟蹊径，向注释中去寻。据桑先生言：
叙事背后的把握，必要处以注释方式说明，注不胜注之处，下过材料研究功夫者自然能够体会潜藏的玄机。（绪言，第8-9页）
然而，本书注释并无一定体例，当注不注者极夥，而出注相当随意，多数与正文关系不大，甚至了无关系。仍以《绍英日记》为例，因为径引日记，照抄原文，常常人名字号混用，此处的“陈瑶翁”、“陈公猛”，费点心思，尚猜得到即彼处的陈邦瑞、陈威，而叙及绍英筹借外债应财政之急，引文多有“勾堆之借款”、“勾堆拟自向英国与资本家商议办法”等语（125页），此处“勾堆”，不做疏通，殊不可解。诸如此类，所在多有，而全书征引文献不过五十余种，除去日记，寥寥无几，疑难名词概无解说，材料与史事之“比勘印证”更无从谈起。如此这般于无字句处“潜藏的玄机”，诚非愚钝如我辈所敢领教，而照作者的逻辑，也只能怪自己没下够“材料研究功夫”。除当注不注，又有不必注而注，强作解人。壬子正月初七，绍英求卦不佳，自诫“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应以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倭仁语），为免疚之道”（240页）。按日记手稿，并无“倭仁语”的自注，此系作者添加，而“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增广贤文》里面的话，何时成了倭仁语录？不知桑先生所据何在？
全书基本自说自话，称述先行研究的场合极少，即便偶有道及，概不出名出注，而混称以“有研究显示”（103页）、“或者如有人所说”（287页）、“一些研究者”（210页）。第三章有谓“或引郑孝胥日记语‘民国乃敌国也’，以证明其与民国为敌，且扩而大之指清遗民均与民国为敌，就有进一步细究的必要”（243页）。此处“或引”者，如笔者理解不误，当系林志宏所著《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新遗民》（中华书局2013年）。桑先生还原“民国乃敌国也”一语的日记语境，认为“这显然并非汉贼不两立的意思，至少还不到这样的境地。只不过郑孝胥以清朝臣子自居，形式上与民国处于相对地位而已”（244页）。实则细绎林著原文，并未将郑氏理解为清朝死忠，也反对“把遗民的政治认同视作与民国对立而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其“敌国”之谓，仍是从国之“敌体”，即相对视角而言，其说并不误。桑先生又特重民初之“文化遗民”，以为与遗老“形似而实不同”，并举出“研究者不分青红皂白”之一例，“将与清廷有杀父之仇而‘愿做神州袖手人’的陈三立视为遗老，便是典型的误判”（230-231页，注1）。此说实有多层可供分解：（一）陈三立和清朝到底有无“杀父之仇”？（二）陈三立是因杀父之仇而“愿做神州袖手人”的吗？（三）即使退一步，杀父之仇成立，那岂不证明陈三立为遗民有政治背景，与“文化”何干？前提即不成立，逻辑又复混乱，“不分青红皂白”者到底是谁？
最有意思的是，桑先生虽然不满于“近代以来的史学，尤其是学院化的史学论著，说理的成分日益超越叙事，以至于叙事被说理所凌驾”（绪言，第7页）；但本书注释却极热衷“说理”，好像注释不是“史学论著”的部分似的，而说理一旦厕身其中，就如同政治犯逃进租界，天然有了免责的保障和逍遥的本钱。不说道理则已，一说便是大道理。试观以下一段：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王朝出现了四十年的所谓同光中兴。虽然内乱外患不断，大体而言，社会还处于稳定状态。其间就又推行了自强运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力。这样的光景，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在此期间金银比价变动，银价大跌，使得通行银钱制度的中国社会获得喘息之机，用钱的民众购买力增强，社会经济得以复苏发展。尤其是家庭式手工棉纺织业大范围推广，真正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成为中兴的有力支柱。可惜清政府未能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实现富民强国，等到银价再度上升之际，才迫不得已推行新政宪政。在钱不值钱的情况下，民众还要同时承受赔款、外债、增税等多重压力，不堪重负，加之清政府措置失当，使得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急剧尖锐化，整个社会陷入剧烈动荡之中，统治危机终于爆发。（24页，注1）
先不计较“同光中兴”到底有没有四十年，也不去纠缠男耕女织模式的“真正形成”要迟至十九世纪末期，即货币比价而论，更专业的经济史家能否同意上述判断，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仅据笔者所知，银贵钱贱是道光中期开始的显著趋势，而极贵的银价从咸丰六年前后开始下落，到上世纪初年，总体是银贱钱贵、银价下落，但其中同治后期到光绪初年又有反弹，是银贵趋势。直到十九世纪末，清朝都没有银铸币，流通银基本是来自海外贸易的外国银元，而铜产量也有限，铸钱大部仍依赖进口洋铜。故十九世纪后半期，清朝是无法自主地控制银钱比价的，恐怕也无意识去选择合适时机来推行改革。笔者闻见不广，也没看到清季有从这一角度反思新政者。如果抓住“天赐良机”就能“富民强国”这般直截，那么只能怪晚清以降历代政府笨蛋得可以，否则真难理解给近代中国带来灾难的“银本位制”为何迟迟要到1930年代中才由国民政府废止。更反讽者，统一币制和外汇本位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国民经济崩溃的要因。桑先生三下五除二式地解释银价和政局关系，或算一种“发明”，但太过于简单粗暴，也太过于后见之明，无疑不足以校正其所谓“后设架构与循序渐进的视差”。
作者交代本书的写作意图，“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与活跃之于历史和史学的应有之义”（绪言，第5页）。话说得比较萦绕，而陈义不可谓不高。统观全书，分分钟教做人，而处处卖破绽，仅日记使用来说，凡认字、识人、明事三项都有明显欠缺。这让我想起昔年孙楷第评论一本别人花多年完成的著作时说的话：“以君之自许也如彼，而著书如此，是尤可怪也。”（《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年，389页）
大凡公认优秀的历史学作品，本不必说教，因为它本身就是足够好的示范，在不动声色之中，作者观念、手眼业已蕴含其中，足供读者和后继者揣摩、效法。一面创作无力，一面口吐真言，所谓“想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拿捏得当至为关键”、“体会潜藏的玄机”、“积极寻求突破之道”云云，实无异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朱子说：“不要说得太高妙，无形影。非惟教他人理会不得，自家亦理会不得也。”（《朱子语录·答许顺之书》）我很怕自己的偏见，复求教于友人与豆瓣，反馈倒颇一致，均谓此书“知所云而不知其所欲云，不必当书看，索引而已”、“似乎成书颇仓促，不过足以提供读者许多线索，从而直接读日记原文”。如此想来，若作者能卸去不必要的使命感和作圣心，还札记本来面目，倒得其所哉。
附带可一提的是，本书行文粗率，编校亦甚陋，留有谬误不少。如“湘绮楼日记”误作“湘倚楼”（绪言，第3页）；叶昌炽“入籍江苏长洲”误作“长川”（14页）；“大体可以反映”误作“反应”（203页）；“怀疑清廷有反汉之心”误作“反汗”（214页，注1），等等。这更让我怀疑，本书呈现的形式，究竟是深思熟虑、谋定而后作的成果，还是因“不得已”、避难而趋易的急就章。桑先生曾交代本书出版的缘起：
本书为整个系列的首篇，后续各卷《北伐与易帜》、《沦陷与重光》、《解放》尚在写作中。原拟全部杀青后再行付梓，小友谭徐锋担心篇幅过大，且各篇内容相对独立，建议分卷出版。思量再三，认为有理，从之。（绪言，第9页）
窃意四篇各立专章，合为一部，如处置得当，或会是一本立意高远、结构匀亭的好书，而作者意不出此，生生将一“篇”之有限容量抻至一“卷”之浩荡篇幅，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真不知是要感叹今日书贵纸贱一至于斯，还是佩服作者真有不惜墨的时代精神，笔下不带一丝矜持。而据书中预告，接下来“大转折时代四部曲”之二、三、四各卷将陆续推出，我们当然乐见作者俯从“小友”美意皆大欢喜。吾辈无言，且待将来的学术出版史评说了。
本文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90期，2016年7月24日出版。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