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块皮子包裹的球”
在《裴洞篇》中，苏格拉底曾想象自己升入空中俯瞰地球的场景——“据说它从上面看时好像一个由十二块皮子包裹的球，呈各种不同的颜色，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颜色只是它们的摹本，像画家所画的那样。”
这本书的十二章地图来自人类历史各个时期，也呈现着各自迥异的色彩，有自中世纪的信仰之光，有自大航海时代的发现之旅，这十二张皮子将科学、政治、宗教、文化、经济等主题包裹在我们星球的历史中，形成了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所说的那种“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值得庆幸的是，读至最后一张来自2012年的谷歌全球地图（Google Earth），我们会惊喜地发现自身也处于这个场域之中，在这个信息爆炸远胜于之前所有世纪的时间点上，作者尝试着让遥远的历史与当下碰撞，使我们处于这个“转动的世界的静止点”中，寻找着我们曾经居于世界的位置，地图成为了作者所说的“历史之眼”，其绘制的过程也成为了有意识的记忆行为，历史在此刻赋予了地图以时间和意义，这些可爱的地图们也就和我们人类一些伟大的人物一样，“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就像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的那样，文明的特征往往取决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沿着这些地图的轨迹，从北非的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到远东的高丽王朝，诞生了多少文明。在最初托勒密的视野下的地图中，我们只能窥探到欧亚大陆、北非和印度洋等残缺的世界，但随着哥伦布发现了南北美洲和大西洋，麦哲伦环航后到18世纪库克船长时代前又发现了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图的绘制逐渐将分割的陆地重新联系在了一起。我很喜欢作者这种用地图来串联文明史的尝试，然而这些历史又因跨度极大，产生了某种“非连续性的断裂”，虽然本人尚未掌握相关专业的完备知识，但我还是想稍微盘下思路，为后来的读者理一下本书大致的写作框架。
引言（挑战读者——希望隐含的读者思考的问题）：
① 比例尺问题：关乎如何精确找到目的地
② 视角问题：制图者将自身文化背景置于什么位置
③ 方位问题：地图选取哪种基本方向定向
④ 投影问题：如何将地球球面缩小到平面图像
⑤ 制图者的身份认同：怎样诠释制图这门科学
*以下为本人的三段划分，序号为章节数，冒号后为本章的主题
古代地图（15世纪前）：
① 古希腊罗马地图——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科学
② 古伊斯兰世界地图——伊德里西《鲁杰罗之书》：交流
③ 中世纪基督教地图——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信仰
④ 东亚古地图——《疆理图》：帝国
近代地图（16世纪~20世纪）：
⑤ 大航海时代的曙光——瓦尔德泽米勒《世界全图》：发现
⑥ 大航海时代黄金期——里贝罗《世界地图》：全球主义
⑦ 大航海时代的余晖——麦卡托《世界地图》：宽容
⑧ 荷兰佛兰德学派——布劳《大地图集》：金钱
⑨ 后大比例尺时代——卡西尼家族《法国地图》：国家
⑩ 20世纪初地图——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地缘政治
⑪ 20世纪末地图——彼得斯投影法：平等
信息时代（20世纪中期至今）：
⑫ 信息时代地图——谷歌全球：信息（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清晰得发现，古代地图自巴比伦古地图开始有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近代只有几百年，而信息时代的地图距今也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这和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相当吻合的）
结语——《历史之眼》：
面对赞助者、制作者、消费者和产生地图的世界相互竞争的利益，世界地图永远处于不间断的生成中，反映了特定文化中的见解，如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提出了一种基督教对创世的理解，《疆理图》描绘了世界图像将帝国强权放在正中心。地图为历史学家理解一种主流观念——宗教、政治、平等、宽容创造了条件。
本文目前大致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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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对章节的重述整理，有部分也许算剧透？可酌情一拉到底看完或点击右上角ww
本书所讲的第一幅地图来自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本章首先根据科学这一主题回顾了古希腊依托于天文学和几何学的制图传统。从荷马史诗中的阿克琉斯之盾到希罗多德《历史》中关于“制图术是科学还是艺术”的疑问，再到埃拉托色尼和斯特拉波对地理学的贡献，当然这章的主角还是地图学之父——托勒密。人们经常会把这个名字误会成托勒密王朝的那位前埃及总督，大概也因为他的生平也知之甚少，我们所知的是托勒密是在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中完成了他的地图学著作。这座港口城市源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就如同港口那座指引船队的灯塔一样，亚历山大港不仅成为了地中海贸易的中心港口，也是希腊化世界的学术中心。
<图片1>
托勒密在地图学上的创举，是首次用投影法将球面再现于平面之上，我们可以发现地图上地中海的海岸线已经十分接近真实，而澳洲、美洲和东南亚地区不在其内。尽管因为资料有限缺乏事实依据而做不到十分精确，仍对后世制图者提出了挑战，包括麦卡托投影地图都是以他的地图为依据的。
随着罗马帝国分裂后地中海世界的衰落，宗教性地图逐渐取代了托勒密地图，尤其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基督教的T-O型地图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地图中圣地耶路撒冷居于地图的中心，意即《圣经》所说“世界的肚脐”。伊甸园所在的东方处于最上，象征着新生。地球呈一个O型圆盘，被T型水流所分，之上为亚洲大陆，垂直线左右两侧下方分别为欧洲和非洲。赫里福德教堂中的《世界地图》(mappa mundi)便是中世纪时期最著名的一幅T-O型地图，这幅地图绘制于牛皮上，从中央向外延伸各种错综复杂的图像，充满了奇异的怪物。按照《圣经》的记载描述了创世、堕落、基督诞生、末日启示等宗教场景，这种神学地图的读图需要通过信仰来理解，而非通过位置查找地理学上俯瞰视角的世界图像。
<图片2>
与T-O型地图不同的是，早期伊斯兰世界地图是以麦加为中心，以南为上方，如伊德里西的《渴望同游世界者的娱乐》(1154)中的地图。这幅地图的绘制是应西西里王鲁杰罗所指派的任务，明显放大过的领土也表现了统治者的野心。而当时的西西里和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港一样处于不同文化的交汇处，伊德里西尝试着从希腊和伊斯兰世界不同的世界观来进行绘制，而对希罗多德关于“科学还是艺术”的疑问，他的回答是违背了托勒密时代的制图传统，而选择了艺术性的描述，包括了民族风俗、服饰、物产、城镇等人居世界的实况。
<图片3>
在这三张西方古代地图之后，作者又将目光投射到了遥远的东方。那是当时最早的东亚地图，来自李成桂统治下高丽王朝的《疆理图》(1402)。这幅地图的政治目的是想从天命观出发使李氏王朝篡位合法化。该图以鲜艳的彩墨绘于屏风之上，明显受的是我国古代传统制图的影响，以北为上，大明帝国处于中心位置，朝鲜比实际面积大两倍，表面上是一幅世界地图，实际则表现了弱小的附庸国在强大的宗主国势力范围内如何找寻到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
<图片4>
作者从“中国的托勒密”裴秀开始，回顾了这一古老的帝国传统对东亚制图史的影响。与西方依靠旅行和经贸的实地测量不同，裴秀的研究更多的是依靠文献的理论归纳。他最大的贡献便是计里画方的“制图六体”，实际上奠定了古代网格法的制图标准，对距离、比例尺和方位都提出了要求，往后宋朝的《禹迹图》和明朝的《大明混一图》（在下记起曾在中国国家航海博物馆中见过此图，当时感觉是很震撼）都继承了裴秀的地理学理论。与西方不同宗教信仰的相互对立和传承不同，东亚的传统主要源于中国。天朝上国的自信往往使得中国古代的地图不对世界其他地方做过多的描述，这种对全球视野敏感度的欠缺也为“李约瑟问题”以及类似“为什么不是由中国人发现板块漂移学说”等疑问带来了思考。
在文艺复兴时期，古登堡(Gutenberg)印刷术的出现使印刷地图取代了手绘地图。制图师在尽力保证精确的同时也开始要满足印刷媒介的要求，制图逐渐成为一个行业。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的《世界全图》(1507)便是这一时期首张具有代表性的地图。它以十二块精雕细琢的木刻板印刻而成，第一次以北方取代了东方为上，将东西半球分开，左边绘有象征古代制图术的托勒密，右边的韦斯普奇（Americus Vespucius）则是为了纪念他对“亚美利加(America)”的命名，此外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成就也被记录在了《世界全图》中。
<图片5>
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已早为我们所熟知，迪亚士（Bartholmeu Dias）绕行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以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的故事就不在赘述，两大航海帝国为争夺海洋霸权忙得不亦乐乎，最终两国决定在西班牙的小城托尔德西利亚斯签订一个条约(1494)，来决定地球上那些所谓的“无主之地”的归属。《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拟定了一条贯穿南北极的线，该线以西包括新发现的美洲归西班牙所有，该线以东包括整个非洲和印度洋则交由葡萄牙来统治。
这种分割法在平面地图上看似直截了当，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葡萄牙继续往东方航行，西班牙进一步由新大陆向西方挺进，双方势必会在绕行一周后冤家路窄，而当时的基督教社会根本不愿相信和承认“地圆说”，这时两国各自接下来的尝试无疑将问题直接抛到了台面。
我们先来看葡萄牙一方。在当时葡萄牙在远洋航行技术上并不占有优势，事实上王室自己也深知建立一支定期前往印度的船队是很危险的。但是达伽马船队绕行好望角直接往返于印度和里斯本的航行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这使得欧亚间的贸易不再需要通过缓慢容易造成货物变质的陆路进行了。而贸易的目的，就如同达伽马初次到达卡里卡特对当地统治者说的那样简单：香料。
胡椒、豆蔻、肉桂、丁香。这种火辣刺激令人陶醉的调味品使欧洲原本乏味的食谱不再单调，据地球仪的发明者贝海姆（Martin Behaim）记载，香料在到达最后一个商人或消费者手中之前，经过了至少12次的暴利倒卖，在当时胡椒甚至可充当贵金属直接交易或保值，此外龙涏香、宝石和珍珠也是价值连城。于是，这一次的争端就在老对手争夺香料群岛——摩鹿加群岛(Moluccas)中展开了。
<图片6>
西班牙方面，麦哲伦这次环航之旅的官方制图师，便是后来大放异彩的里贝罗(Diogo Ribeiro )。麦哲伦的计划是绕行到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Cape Horn)，并且横渡太平洋到达摩鹿加群岛，以证实西班牙王室对葡萄牙是否越过条约边界的怀疑。麦哲伦为出航只准备了5艘船和280名船员，这是因为西班牙还无法确定摩鹿加群岛是否真的在条约中其统治的海域内。麦哲伦的环航所持续的时间及艰苦程度都要远胜于哥伦布、达伽马的航行以及日后德雷克（Francis Drake）的第二次环航，在经过了八个月的饥荒、海难和背叛的折磨后，麦哲伦在宿务岛卷入了当地的部落斗争中不幸去世，最终仅有一艘船舶及18人得以幸存，临时指挥官埃尔卡诺(Juan Sebastian de Elcano)在返航后描述了整个环球航行的经过，这令葡萄牙人大为恐慌，最终双方决定对条约继续协商。
<图片7>
在这第二次签订的《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Saragossa)诞生之前，原本默默无闻的里贝罗为西班牙贡献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那便是他制作的全新的《世界地图》（1529），然而戏剧性的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西班牙因为希望避免战争而做出了让步，放弃了摩鹿加群岛的所有权，当然这是后话了，但是这次争端和条约的签订已经向世界证明了一份精确的世界地图是多么的重要。
<图片8>
在大航海时代中，地理大发现主要依靠的是波特兰海图（portolan chart），然而这类海图更像是一份带图的航海日志，只借用了少量的投影法。在地中海内进行短距离航行时，航线扭曲造成的误差并不明显，但当船队进行跨洋航行时，沿着一个固定的磁极方向，曲率造成的误差往往会使航海者无法准确到达目的地。尤其是在麦哲伦环球航行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地球是个球体，但制作地球仪只是在回避如何将球体投影到平面这一永恒难题，既不精确又不方便，而麦卡托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了挑战。
麦卡托的挑战即怎样将地球球面上的一部分置于平面，从而用直线画出准确的航线。他将经线想象为橘子外皮的切片，然后将橘子皮片剥下并延展铺平为长方形，再把每一片首尾相连，这样整个外皮所形成的长方形就代表了地球的表面。麦卡托的投影法（mercator`sprojection）最终成为了近代地图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地图，被各种测量机构和海图制作人员广泛使用。这张地图几乎无遗漏得记录了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的所有航行发现，世界已知的各个陆地都被纳入到了全球商业的网络中。
<图片9>
在17世纪的地图史上崛起了一个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王国——荷兰，在当时荷兰制图师的初衷已与地理大发现时不同。当西葡两国的富商将钱投入到教堂的时候，荷兰的富商们更多的投钱给了制作地图集的印刷商和学者，地图成为了商业和政治的工具。
布劳(John Blow)的《大地图集》（1662）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方制图师，相对于麦卡托来说他可以获得更多更有价值的制图信息。这幅地图最初被绘制于阿姆斯特丹市民大厅的地板上，意在以全新的图景描绘世界的商贸往来，象征着文艺复兴的终结。
<图片10>
布劳对17世纪地图制作的影响在当时荷兰画家的作品中便可见一斑。维梅尔（Johannes Vermeer）的《地理学家》就描绘了一个手持圆规，面向海图的地图制作人。从商业角度来看他的地图集无疑是成功的，全欧洲的富商和金融家们都选择它作为旅行的必备工具。但从地图学的发展来看，却没有在比例尺和投影法上提供任何创新方法，只是一味迎合买家对装饰价值的追求。作者也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人类在谋求财富和权力时，往往会导致我们当前进入发展瓶颈，如果继续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我们对自身时代的认知便会模糊不清。”
<图片11>
在剩下的四张地图中，18世纪卡西尼家族的《法国地图》（1793）是首次利用三角测量法进行系统测量的全国地图，20世纪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以及彼得斯的投影法（1973）分别是对地缘政治学说的定义和对欧洲中心偏见的矫正，而谷歌地图则与我们当下的生活也息息相关。本人对后四张近现代时期的地图兴趣不太大，加之时间也不早了写不完了，就偷个懒不一一介绍了。
嗯不过估计也没什么人能读到这吧彡☆))д`)…….嘛收尾还是要收的。希望正在阅读本书的你在掰开这十二块皮子包裹的球后，能唤起一段关于地图的尘封的记忆，或是重新收获一段全新的美好记忆。我在这一周的细读中时常会陷入那种“记忆之场”中，想起儿时每次去老爸那间并不大的办公室，抬头沉醉于那张画了各种标记、相对房间反而显得很宽广的世界地图，以及办公桌上那本中国地图出版社的地图集，我记得那会儿读书甚少，老爸办公室也没什么可玩的东西和其他有趣的书籍，我就这么每次都翻来覆去痴迷于那一张张地图，在有限的阅读能力下了解了诸如“巴布亚新几内亚”这种可能永远也不会去的地方……最后，如果看完这本书还想对地图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去围观下作者拍的BBC纪录片↓↓↓
地图：权力、掠夺和占有 Maps: Power, Plunder and Possession (2010)
这本书的十二章地图来自人类历史各个时期，也呈现着各自迥异的色彩，有自中世纪的信仰之光，有自大航海时代的发现之旅，这十二张皮子将科学、政治、宗教、文化、经济等主题包裹在我们星球的历史中，形成了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所说的那种“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值得庆幸的是，读至最后一张来自2012年的谷歌全球地图（Google Earth），我们会惊喜地发现自身也处于这个场域之中，在这个信息爆炸远胜于之前所有世纪的时间点上，作者尝试着让遥远的历史与当下碰撞，使我们处于这个“转动的世界的静止点”中，寻找着我们曾经居于世界的位置，地图成为了作者所说的“历史之眼”，其绘制的过程也成为了有意识的记忆行为，历史在此刻赋予了地图以时间和意义，这些可爱的地图们也就和我们人类一些伟大的人物一样，“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就像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的那样，文明的特征往往取决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沿着这些地图的轨迹，从北非的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到远东的高丽王朝，诞生了多少文明。在最初托勒密的视野下的地图中，我们只能窥探到欧亚大陆、北非和印度洋等残缺的世界，但随着哥伦布发现了南北美洲和大西洋，麦哲伦环航后到18世纪库克船长时代前又发现了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图的绘制逐渐将分割的陆地重新联系在了一起。我很喜欢作者这种用地图来串联文明史的尝试，然而这些历史又因跨度极大，产生了某种“非连续性的断裂”，虽然本人尚未掌握相关专业的完备知识，但我还是想稍微盘下思路，为后来的读者理一下本书大致的写作框架。
引言（挑战读者——希望隐含的读者思考的问题）：
① 比例尺问题：关乎如何精确找到目的地
② 视角问题：制图者将自身文化背景置于什么位置
③ 方位问题：地图选取哪种基本方向定向
④ 投影问题：如何将地球球面缩小到平面图像
⑤ 制图者的身份认同：怎样诠释制图这门科学
*以下为本人的三段划分，序号为章节数，冒号后为本章的主题
古代地图（15世纪前）：
① 古希腊罗马地图——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科学
② 古伊斯兰世界地图——伊德里西《鲁杰罗之书》：交流
③ 中世纪基督教地图——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信仰
④ 东亚古地图——《疆理图》：帝国
近代地图（16世纪~20世纪）：
⑤ 大航海时代的曙光——瓦尔德泽米勒《世界全图》：发现
⑥ 大航海时代黄金期——里贝罗《世界地图》：全球主义
⑦ 大航海时代的余晖——麦卡托《世界地图》：宽容
⑧ 荷兰佛兰德学派——布劳《大地图集》：金钱
⑨ 后大比例尺时代——卡西尼家族《法国地图》：国家
⑩ 20世纪初地图——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地缘政治
⑪ 20世纪末地图——彼得斯投影法：平等
信息时代（20世纪中期至今）：
⑫ 信息时代地图——谷歌全球：信息（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清晰得发现，古代地图自巴比伦古地图开始有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近代只有几百年，而信息时代的地图距今也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这和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相当吻合的）
结语——《历史之眼》：
面对赞助者、制作者、消费者和产生地图的世界相互竞争的利益，世界地图永远处于不间断的生成中，反映了特定文化中的见解，如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提出了一种基督教对创世的理解，《疆理图》描绘了世界图像将帝国强权放在正中心。地图为历史学家理解一种主流观念——宗教、政治、平等、宽容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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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对章节的重述整理，有部分也许算剧透？可酌情一拉到底看完或点击右上角ww
本书所讲的第一幅地图来自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本章首先根据科学这一主题回顾了古希腊依托于天文学和几何学的制图传统。从荷马史诗中的阿克琉斯之盾到希罗多德《历史》中关于“制图术是科学还是艺术”的疑问，再到埃拉托色尼和斯特拉波对地理学的贡献，当然这章的主角还是地图学之父——托勒密。人们经常会把这个名字误会成托勒密王朝的那位前埃及总督，大概也因为他的生平也知之甚少，我们所知的是托勒密是在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中完成了他的地图学著作。这座港口城市源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就如同港口那座指引船队的灯塔一样，亚历山大港不仅成为了地中海贸易的中心港口，也是希腊化世界的学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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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在地图学上的创举，是首次用投影法将球面再现于平面之上，我们可以发现地图上地中海的海岸线已经十分接近真实，而澳洲、美洲和东南亚地区不在其内。尽管因为资料有限缺乏事实依据而做不到十分精确，仍对后世制图者提出了挑战，包括麦卡托投影地图都是以他的地图为依据的。
随着罗马帝国分裂后地中海世界的衰落，宗教性地图逐渐取代了托勒密地图，尤其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基督教的T-O型地图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地图中圣地耶路撒冷居于地图的中心，意即《圣经》所说“世界的肚脐”。伊甸园所在的东方处于最上，象征着新生。地球呈一个O型圆盘，被T型水流所分，之上为亚洲大陆，垂直线左右两侧下方分别为欧洲和非洲。赫里福德教堂中的《世界地图》(mappa mundi)便是中世纪时期最著名的一幅T-O型地图，这幅地图绘制于牛皮上，从中央向外延伸各种错综复杂的图像，充满了奇异的怪物。按照《圣经》的记载描述了创世、堕落、基督诞生、末日启示等宗教场景，这种神学地图的读图需要通过信仰来理解，而非通过位置查找地理学上俯瞰视角的世界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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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T-O型地图不同的是，早期伊斯兰世界地图是以麦加为中心，以南为上方，如伊德里西的《渴望同游世界者的娱乐》(1154)中的地图。这幅地图的绘制是应西西里王鲁杰罗所指派的任务，明显放大过的领土也表现了统治者的野心。而当时的西西里和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港一样处于不同文化的交汇处，伊德里西尝试着从希腊和伊斯兰世界不同的世界观来进行绘制，而对希罗多德关于“科学还是艺术”的疑问，他的回答是违背了托勒密时代的制图传统，而选择了艺术性的描述，包括了民族风俗、服饰、物产、城镇等人居世界的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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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张西方古代地图之后，作者又将目光投射到了遥远的东方。那是当时最早的东亚地图，来自李成桂统治下高丽王朝的《疆理图》(1402)。这幅地图的政治目的是想从天命观出发使李氏王朝篡位合法化。该图以鲜艳的彩墨绘于屏风之上，明显受的是我国古代传统制图的影响，以北为上，大明帝国处于中心位置，朝鲜比实际面积大两倍，表面上是一幅世界地图，实际则表现了弱小的附庸国在强大的宗主国势力范围内如何找寻到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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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中国的托勒密”裴秀开始，回顾了这一古老的帝国传统对东亚制图史的影响。与西方依靠旅行和经贸的实地测量不同，裴秀的研究更多的是依靠文献的理论归纳。他最大的贡献便是计里画方的“制图六体”，实际上奠定了古代网格法的制图标准，对距离、比例尺和方位都提出了要求，往后宋朝的《禹迹图》和明朝的《大明混一图》（在下记起曾在中国国家航海博物馆中见过此图，当时感觉是很震撼）都继承了裴秀的地理学理论。与西方不同宗教信仰的相互对立和传承不同，东亚的传统主要源于中国。天朝上国的自信往往使得中国古代的地图不对世界其他地方做过多的描述，这种对全球视野敏感度的欠缺也为“李约瑟问题”以及类似“为什么不是由中国人发现板块漂移学说”等疑问带来了思考。
在文艺复兴时期，古登堡(Gutenberg)印刷术的出现使印刷地图取代了手绘地图。制图师在尽力保证精确的同时也开始要满足印刷媒介的要求，制图逐渐成为一个行业。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的《世界全图》(1507)便是这一时期首张具有代表性的地图。它以十二块精雕细琢的木刻板印刻而成，第一次以北方取代了东方为上，将东西半球分开，左边绘有象征古代制图术的托勒密，右边的韦斯普奇（Americus Vespucius）则是为了纪念他对“亚美利加(America)”的命名，此外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成就也被记录在了《世界全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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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已早为我们所熟知，迪亚士（Bartholmeu Dias）绕行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以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的故事就不在赘述，两大航海帝国为争夺海洋霸权忙得不亦乐乎，最终两国决定在西班牙的小城托尔德西利亚斯签订一个条约(1494)，来决定地球上那些所谓的“无主之地”的归属。《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拟定了一条贯穿南北极的线，该线以西包括新发现的美洲归西班牙所有，该线以东包括整个非洲和印度洋则交由葡萄牙来统治。
这种分割法在平面地图上看似直截了当，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葡萄牙继续往东方航行，西班牙进一步由新大陆向西方挺进，双方势必会在绕行一周后冤家路窄，而当时的基督教社会根本不愿相信和承认“地圆说”，这时两国各自接下来的尝试无疑将问题直接抛到了台面。
我们先来看葡萄牙一方。在当时葡萄牙在远洋航行技术上并不占有优势，事实上王室自己也深知建立一支定期前往印度的船队是很危险的。但是达伽马船队绕行好望角直接往返于印度和里斯本的航行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这使得欧亚间的贸易不再需要通过缓慢容易造成货物变质的陆路进行了。而贸易的目的，就如同达伽马初次到达卡里卡特对当地统治者说的那样简单：香料。
胡椒、豆蔻、肉桂、丁香。这种火辣刺激令人陶醉的调味品使欧洲原本乏味的食谱不再单调，据地球仪的发明者贝海姆（Martin Behaim）记载，香料在到达最后一个商人或消费者手中之前，经过了至少12次的暴利倒卖，在当时胡椒甚至可充当贵金属直接交易或保值，此外龙涏香、宝石和珍珠也是价值连城。于是，这一次的争端就在老对手争夺香料群岛——摩鹿加群岛(Moluccas)中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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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方面，麦哲伦这次环航之旅的官方制图师，便是后来大放异彩的里贝罗(Diogo Ribeiro )。麦哲伦的计划是绕行到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Cape Horn)，并且横渡太平洋到达摩鹿加群岛，以证实西班牙王室对葡萄牙是否越过条约边界的怀疑。麦哲伦为出航只准备了5艘船和280名船员，这是因为西班牙还无法确定摩鹿加群岛是否真的在条约中其统治的海域内。麦哲伦的环航所持续的时间及艰苦程度都要远胜于哥伦布、达伽马的航行以及日后德雷克（Francis Drake）的第二次环航，在经过了八个月的饥荒、海难和背叛的折磨后，麦哲伦在宿务岛卷入了当地的部落斗争中不幸去世，最终仅有一艘船舶及18人得以幸存，临时指挥官埃尔卡诺(Juan Sebastian de Elcano)在返航后描述了整个环球航行的经过，这令葡萄牙人大为恐慌，最终双方决定对条约继续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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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第二次签订的《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Saragossa)诞生之前，原本默默无闻的里贝罗为西班牙贡献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那便是他制作的全新的《世界地图》（1529），然而戏剧性的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西班牙因为希望避免战争而做出了让步，放弃了摩鹿加群岛的所有权，当然这是后话了，但是这次争端和条约的签订已经向世界证明了一份精确的世界地图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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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航海时代中，地理大发现主要依靠的是波特兰海图（portolan chart），然而这类海图更像是一份带图的航海日志，只借用了少量的投影法。在地中海内进行短距离航行时，航线扭曲造成的误差并不明显，但当船队进行跨洋航行时，沿着一个固定的磁极方向，曲率造成的误差往往会使航海者无法准确到达目的地。尤其是在麦哲伦环球航行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地球是个球体，但制作地球仪只是在回避如何将球体投影到平面这一永恒难题，既不精确又不方便，而麦卡托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了挑战。
麦卡托的挑战即怎样将地球球面上的一部分置于平面，从而用直线画出准确的航线。他将经线想象为橘子外皮的切片，然后将橘子皮片剥下并延展铺平为长方形，再把每一片首尾相连，这样整个外皮所形成的长方形就代表了地球的表面。麦卡托的投影法（mercator`sprojection）最终成为了近代地图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地图，被各种测量机构和海图制作人员广泛使用。这张地图几乎无遗漏得记录了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的所有航行发现，世界已知的各个陆地都被纳入到了全球商业的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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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的地图史上崛起了一个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王国——荷兰，在当时荷兰制图师的初衷已与地理大发现时不同。当西葡两国的富商将钱投入到教堂的时候，荷兰的富商们更多的投钱给了制作地图集的印刷商和学者，地图成为了商业和政治的工具。
布劳(John Blow)的《大地图集》（1662）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方制图师，相对于麦卡托来说他可以获得更多更有价值的制图信息。这幅地图最初被绘制于阿姆斯特丹市民大厅的地板上，意在以全新的图景描绘世界的商贸往来，象征着文艺复兴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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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对17世纪地图制作的影响在当时荷兰画家的作品中便可见一斑。维梅尔（Johannes Vermeer）的《地理学家》就描绘了一个手持圆规，面向海图的地图制作人。从商业角度来看他的地图集无疑是成功的，全欧洲的富商和金融家们都选择它作为旅行的必备工具。但从地图学的发展来看，却没有在比例尺和投影法上提供任何创新方法，只是一味迎合买家对装饰价值的追求。作者也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人类在谋求财富和权力时，往往会导致我们当前进入发展瓶颈，如果继续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我们对自身时代的认知便会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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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剩下的四张地图中，18世纪卡西尼家族的《法国地图》（1793）是首次利用三角测量法进行系统测量的全国地图，20世纪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以及彼得斯的投影法（1973）分别是对地缘政治学说的定义和对欧洲中心偏见的矫正，而谷歌地图则与我们当下的生活也息息相关。本人对后四张近现代时期的地图兴趣不太大，加之时间也不早了写不完了，就偷个懒不一一介绍了。
嗯不过估计也没什么人能读到这吧彡☆))д`)…….嘛收尾还是要收的。希望正在阅读本书的你在掰开这十二块皮子包裹的球后，能唤起一段关于地图的尘封的记忆，或是重新收获一段全新的美好记忆。我在这一周的细读中时常会陷入那种“记忆之场”中，想起儿时每次去老爸那间并不大的办公室，抬头沉醉于那张画了各种标记、相对房间反而显得很宽广的世界地图，以及办公桌上那本中国地图出版社的地图集，我记得那会儿读书甚少，老爸办公室也没什么可玩的东西和其他有趣的书籍，我就这么每次都翻来覆去痴迷于那一张张地图，在有限的阅读能力下了解了诸如“巴布亚新几内亚”这种可能永远也不会去的地方……最后，如果看完这本书还想对地图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去围观下作者拍的BBC纪录片↓↓↓
地图：权力、掠夺和占有 Maps: Power, Plunder and Possessi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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